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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又把“物”看成“潜质”，“形”看成“潜质的实现”。而“变”就是从“潜质到实现”的过程。因此，宇宙万物都是处于“实现”过程中，都是动态的。这很有启发。这个过程的终向是肯定的——走向“形”。因此，“变”是一种“现形”的过程。观察和分析这过程可以窥测终向。也就是说，看城市的动态可窥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因此，城市现象有踪迹可寻，城市未来有线索可追。研究城市历史（包括宏观与微观）是关键。但应怎样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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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质”有两种：变的能力（包括被动地承受变和主动地启动变）和变后的适应力及延续力。假设人类聚居是有目的（追求空间接触机会），我们就有标准去衡量各类人居的进度，也就是各类人居的“成形”过程——通过观察和分析足够的邻里、街区、城区、城市或都会后，就可以为每一类人居建立一套里程标系统，反映这类人居“成形”过程中的各个典型阶段。这套里程标就可以用来衡量任何一个特定人居的变向和变力。先是按里程标系统将这个人居的现状定位（定位它在里程标系统里所处的发展阶段）；然后与里程标系统的上一个阶段比较，可以评估这个人居过去的走向和走速；与里程标系统的下一个阶段比较，可以得出这个人居未来应走的方向（继续还是改变）。在亚里士多德的透视中，这个人居的潜质（也就是它的质料）就是它的变力，可以用来解释这个人居从过去到现在的进程，并预测它从现在到将来的突破。因此，综合亚里士多德的“个体——种——类”系统和“潜质到实现”过程，我们就得出一套分析和预测人居演变的工具，使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分析任何一个特定人居所拥有的潜质，然后好好去利用，战略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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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既可用来解释城市现象也可用来指导城市规划，焦点仍是变。变是由“因果同类”启动。这有很大启发。归根结底，城市规划者的职能是处理城市空间；社会对我们的期望是搞好城市空间。当然，我们知道规划不能脱离经济、社会、政治。但我们的专业不是经济规划、社会规划、政治规划。空间规划是我们的工作焦点，空间因果是规划的杠杆，而且是唯一的杠杆，但也是很有威力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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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的因果链条延绵不断。空间因果嵌在庞大和错综的链条系统里头。举一个例子，假设一条因果链条：经济衰退①→投资于公共住房的力度下降②→住房建设马虎③→住房品质下降④→优质住房供应紧张⑤→社会不和⑥。这链条可作以下分析。①与②是经济因果，③与④是空间因果；⑤与⑥是社会因果。但这些因果不是独立的。②与③是经济转空间的因和果；④与⑤是空间转社会的因和果。干规划的往往过分折腾于他们管不了的环节。例如，规划者争取公共住房投资②是合理的，但投资的决定权不在规划者的手里。规划者要争取投资者（可以是政府资金，也可以是社会资金）的青睐还是需要拿出可以说服投资者的空间规划来。又例如，规划者关注优质住房供应紧张⑤也是合理的，但住房供应的权力不在规划者手里。规划者要舒缓供应者（主要是政府住房部门）的压力也还是需要拿出可以帮助减轻住房分配压力的空间规划来。因此，规划既要聚焦于空间因果，但又同时要考虑空间因果的上游与下游。通过规划，最优化地利用有限资金来维持公共住房品质，并以此争取投资者的青睐就是连接上游；通过规划把公共住房品质下降的分布平均化去使住房的分配可以比较易于公允，并以此帮助分配者舒缓紧张就是连接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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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因果非但是嵌在庞大的链条系统里头，任何一套空间因果中都可以包藏若干的中段因果。例子中的空间因③与空间果④之间可以存在很多非空间的中段因果。譬如公共住房建设马虎（空间因）→只有社会底层的人才会去住（中段因Ⓐ）→这类住户对住房保养往往疏忽（中段果Ⓑ）→住房品质下降（空间果）。这里，中段因Ⓐ与中段果Ⓑ是社会性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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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因果同类”是什么意思？亚里士多德很清楚地指出目的决定一切。从“城市人”的思路去分析，城市的目的是为理性的城市人提供最优化的空间接触机会，让城市人生活在美好空间中。因此，城市规划的因果链条有以下特性：它的最终果是空间，因此它的最始因也应是空间；但这套空间因果链条是嵌在庞大的宇宙因果链条系统之内，而且在空间因果之间也会嵌进很多中段的、非空间性的因果。规划的责任是在这庞大而错综的宇宙因果里启动正确的“创造美好空间”之因，利用合适的中段因果去“达成美好空间”之果。空间因是规划的杠杆；空间果是规划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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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论”去再演绎。城市的质料因是“城市人”、经济资源、物质条件等，代表城市的“潜质”。在城市“由潜质到实现”的“成形”过程中，规划的使命是引导这过程。于是，美好空间是目的因；规划工作是动力因；规划所依的蓝图（如何创造美好空间）是形式因。这蓝图当然包括创造美好空间所用的手段和杠杆，也就是各式各样的因果链条。“因果同类”的意思是空间果只可以来自空间因。但“因果同类”只须第一个因和最后一个果是同一类。“美好空间”是空间果，因此它的第一个因必须是空间因。但是，在第一个因和尾一个果之间可以有中段的、非空间性的因因果果。在亚里士多德的“变的延续与完成”的思路中，第一个空间因（空间的设计、部署、规范、建设）会把“美好空间”的“形”（城市的目的、“本质”）授诸城市的“潜质”，称“第一实现”。“第一实现”可以开启接下来所有的“第二实现”（经济、社会、政治的因因果果），直到最后的空间果。这就是“因果同类、首尾相连”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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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空间因到空间果之间可能要通过经济、社会、政治等的中段因果。这些，我们要认识才可利用。同样地，世界上众多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因果也会影响城市空间。这些，我们也要认识才不会被它们支配。但更关键是不要好高骛远、舍本逐末，把自己想象为经济家、社会家、政治家。对城市规划来说，这些是拈花惹草。拈花惹草生出的是“杂种”，不会真正地、持久地满足理性的“城市人”。正因才能成正果。辨别“正确”的“创造美好空间”之因需要规划者养成对城市空间有恰当的直感（良好习惯）；选择“合适”的中段因果需要规划者懂得中庸之道（实践智慧）。加起来就是规划者的伦理德行。可惜现今规划界在“美好空间”的辩论中把焦点放在“美好”，忘掉了“空间”。规划的首要工作是辨别空间因果及其上、下游的关系，以及空间因果之内的中段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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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亚里士多德给我们提供了一套立论严谨但又是运作简明的规划范式。我把规划工作假设为匹配并提升“城市人”的所求和城、区（“城市人”理性选择的人居）的所供。在这个假设中，亚里士多德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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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体——种——类”系统可助辨别各类典型的“城市人”（“邻里人”“街区人”“市区人”“小城市人”“大城市人”等等）和相应的各类典型人居（邻里、街区、市区、小城市、大城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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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属性与偶有属性之别可助理解各典型“城市人”和典型人居的典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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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就可以建立一系列人居“成形”过程中的典型阶段和这些阶段的典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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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潜质到实现”的“成形”理念可助追踪个别人居的“成形”过程和衡量该人居的“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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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后，“因果同类”逻辑可助鉴认和利用个别人居的“潜质”去促进该人居的“成形”，也就是为理性选择聚居于该人居的“城市人”创造和提升“美好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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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者是个工匠，按他灵魂深处（理性）对城市（人居）的“形”的认识去塑造城市空间。这是个实际的行动，属伦理范围。这里，亚里士多德提出理性德行和伦理德行的考虑。（1）规划者应该执行理性的指引。这是伦理德行，需要养成良好习惯（使我们对事物有恰当的直感和反应）和实践智慧（使我们在选择合适的行动时能够执中）。（2）规划者应该思量理性的指引。这是理性德行，需要开发理论智慧（使我们明白事物的目的和因果原则）好使在行使实践智慧时有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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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城市是理论智慧，在上面谈了一点。规划城市是实践智慧。在实践智慧中亚里士多德强调中庸（执中）。他的启发是城市要“以人为本”；城市人要有良好习惯；城市规划者要有城市灵魂。现在分开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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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要“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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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中需要知道“中”在哪里。“中”的定义只可来自城市的功能、目的。因此，规划者要明白城市的目的。以亚里士多德的思路去演绎就是提供个人与团体生活的美好空间。人的基本属性是理性，因此，美好空间就是“符合人的理性的空间”。今天大多数的规划理论聚焦于人人不同的偶有属性，强调多元、多样，有“以个人为本”的倾向。亚里士多德的启发是叫我们聚焦于“城市人”的基本属性，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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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也非常懂人性，知道人的理性不能完全控制欲念，特别是享乐和愤怒。理性与欲念的斗争使人性内部失调。他认为真正不惑的智者极少，大部分人属有自制者、缺自制者，少数是邪恶者。但他的中庸之道不是妥协，是一种对执中的坚持。他的《政治学》给我们一点端倪。他强调公义（以整体利益治理、以个人贡献分权）和慎重（以合适行动去达成正确目的）。因此，他主张在制度上采取混合（民主、寡头、英杰之间分权），以免揽权；在极端间设缓冲地带（他以中产隔离贫、富为例），以求安定。有异于现今西方主流强调差异与竞争的“以个人为本”规划，亚里士多德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强调共性与和谐的“以人为本”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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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人”要有良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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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非常重视良好习惯，因为它使人直觉地、准确地认识事物的功能/目的，是理性智慧的导航和实践智慧的保证。这种成于习惯的人格德行是驱动我们理性追求幸福的先决条件。亚里士多德特别推崇公道、勇敢、慷慨，认为这些都是从小养成的。“城市人”也需要有良好习惯，使他对美好城市有恰当的直感，这也要从小养成。小学生必修的公民教育应该强调“城市人”的责任、义务、权利。我的理想是公民教育设有“美好城市”一项，由规划专业去设计、讲授。城市的美丑反映“城市人”人格的美丑。但人格美丑不是天生。我相信规划专业应该教育社会、教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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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规划者要有城市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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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创作之中，“形”是来自艺术家的灵魂。规划者创作城市也如是。谁是规划者？他可以是规划专业，也可以是非规划专业的政治家、开发商，甚至老百姓。只要他们的行为影响城市空间的部署、分配与设计，就是在创造城市。当然，不同人有不同的贡献。按亚里士多德的公义原则，专业规划者应负最大责任，也应有最大权力。城市不断地在变，可以变美，也可以变丑，要看城市创造者的灵魂。所有的“城市人”都在创造城市，但专业规划者被委以重任。可惜有些规划者对城市根本没有感情、没有承诺，也就是他们的灵魂里不存在城市的“形”，创出来的城市怎能美？看来，城市之美还是应该从专业规划者的灵魂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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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离不开知真（明白城市的目的）和行善（按城市的目的去规划）。这有点像古雅典城的规划（广义的规划）。古希腊戏剧与政治的关系是密切的。看戏不是娱乐，而是公民必须参加的一种宗教仪式。演戏的费用是由国家负担，看戏也不用买票。古希腊戏剧的辉煌成就和古希腊的公民精神都与此有关。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前525—前456）在《怒鬼》[8]一剧借雅典娜女神之名演绎了法治的公正与慈悲，也可以说是法治的中庸，得到了雅典人的共鸣。公元前5世纪以后直到雅典灭亡，每年都在雅典娜女神庙前广场上演，并以剧中供奉“怒神”为雅典城保护神的全民大游行为高潮。这就是有名的“泛雅典游行”（Panathenaic Procession）。每四年更是大大铺张。游行和游行的路线与雅典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这条路既是雅典城工商业和政治活动的主街，也是雅典人民从小就向往的每年游行盛会必经之路。这游行深入雅典人的集体意识。最后一幕，演员与观众共同“演出”，由山上雅典娜女神庙出发，沿“泛雅典大道”（Panathenaic Way）下城。这游行的目的并不只是制造热闹场面，更是提供一个公民参与的机会。公民既是观众也是演员，既渲染了场面，也被场面所感染。游行路线经过的都是雅典人每天走的路，有神庙，商店，市集，广场，民居，衙门，等等。在这每一年度的多姿多彩的游行里，官能和灵性的感受深深地嵌在每一个人心里。久之就成了“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是雅典城发展的指导。地产商、开发商、建筑师们都是集体意识的创造者和受造者。沿途每一幢建筑、每一处景点、每一个视野都是游行路线的标点符号：有感叹号、有句号、有引号，或长句、或诗歌、或叙事，各显风骚，但都是相互补充，是大我中的小我，是个体，又是整体。知义（理性德行）、行义（伦理德行）缔造古雅典民主政治之美，也是古雅典城规划设计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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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太丰富了，“变”是他的理论精华所在。他从实际出发，观察入微、立论严谨，但最动人的地方是他对人性的乐观和慷慨。“以人为本”的规划也应如是。大智、大恶的人都是极少数，大多数人都属“有自制者”或“缺自制者”，既有理性但又受感情支配，想做好人但又经常犯错误。我们需要别人以中庸待我才可以自我保存，也应以中庸待人才可以与人共存。人生是个“成形”的过程，城市也如是。“以人为本”“良好习惯”和“美好灵魂”是很不错的规划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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