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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不是空想者，他明白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事物都彻底思考，但他鼓励我们绝不能放弃思考，他的“理性人”是个“现实的理想者”。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的“第一沉思”如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我绝不认为必须要认识得非常清楚、分明才去做，相反，我主张甚至用不着等。有时，我们必须在许多完全不认识和不可靠的事务中选择一个，并且在决定下来之后，就如同是经过可靠的和非常明显的理由选择出来的那样坚持下去。因为这是日常生活行动中办事的需要，只能如此。但是我们在进行真理的思考时，则不应该这样。”这把我们中国的“择善固执”倒过来，不是“先择善，后坚持”，而是“先坚持，但不忘反思”。这需要刚毅和谦虚，是个挑战性的组合。但笛卡尔给我们很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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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修身原则——“快乐”就是灵魂（思想）的安宁和满足，这安宁和满足牵涉到理性和意志之间的关系；理性的作用是理解，也就是真与伪的判断，意志的作用是对理解的东西表示同意和不同意、肯定和否定；理性的范围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的认知能力有限，而意志的范围是广阔的，甚至是无限的，因为我们选择的自由是无限的。但意志往往被滥用超出理性的范围，所以往往就会出错。笛卡尔要求我们尽力去求知，来肯定正确的行动方针，如有需要，就应参考既定的法律和风俗。在方法上，他建议：（1）在分辨真、伪的时候一定要完全依靠理性。在清楚和分明的鉴别下，意志一定要同意理性。但有限的理性不足辨明一切，在未辨明之前，意志无须下判断。我们可以无限期地不做出决定，直到有充分和肯定的真知。（2）在分辨善、恶的时候，理性一定不够用，但行动仍要进行。在此情况下，应有的立场就是在实际生活中要不断思考真理，但不坚持要有清楚的真理才做出行动。从此引申出的最高德行就是：“我们的理性无须完全无误，只须我们的良心知道在最佳判断之下，果断地做出行动。”果断和坚定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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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认为最高道德是“慷慨”（generosity），一个慷慨的人知道什么原因（因为他有智慧）和什么行为（因为他有德行）使他应该觉得自豪和自惭。最高的智慧会使他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他的，他真正拥有的只是自由去使用他所拥有的东西；最高的德行会使他感觉到自己内在的坚强和一贯的决心去慷慨地运用他拥有的东西。笛卡尔的最高政治理想也是来自他伦理观中最主要的一条：慷慨。慷慨非但是个人道德的理想，也是社会道德的理想。在笛卡尔的定义之下，一个慷慨的人会相信其他人都可以有跟他一样的智慧与德行，也就是都可以跟他一样的慷慨。这点，笛卡尔在早于康德的两百多年已找到了最高政治道德的端倪——理性的意志、自由的意志是泛人类的。真理不是越辩越明。笛卡尔摒除文人的“辩”癖，他在《谈谈方法》开宗明义地说他谈的是他个人的经验：“我的目的不是去教授一套每一个想正确引导自己理性的人都应当跟从的方法，而只是去说明我曾经如何去引导我自己的理性。为别人定下法则的人必比别人高明，就算犯极小的错误也应受责。但我不是这类人，不会像他们的招责。我发表这著作只是作为一个历史——可以说是一个寓言——你在其中或可发现一些值得模仿的东西；若是你同时发现一些你不应该跟从的东西，也不应怪责我。我希望我的奉献对某些人会有用，对任何人无损，而所有人亦会同意我是坦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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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坦白和谦虚，更使我想去试试他的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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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那些由直觉发现的第一原则、第一原理、第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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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ule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国内译为《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其实不大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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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哲学原则》（Principles of Philosophy），1644年拉丁文版，1647年法文版，是他的《谈谈方法》和《第一哲学沉思》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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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婴儿和小孩的精神淹没在身体之中；病人、半睡状态、年轻人的精神缺乏自由去思考；人类的偏见左右我们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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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亦即柏拉图的“参”。见《亚里士多德的“变”》一章有关“第三人之辩”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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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冯俊著：《开启理性之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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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美国当代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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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当代社会生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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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平克（Steven Pinker），当代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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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8 洛克的“自由”Locke’s “Lib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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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跟其他财产有一个关键的分别：它具有天然垄断性。作为财产，土地的价值主要来自地点，每块土地的地点都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拥有者就垄断这个地点。从社会的层面来看，只有两种选择——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如果由私人垄断，社会公益无望；如果由国家垄断，社会公益也许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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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1517）是西方“现代”的序幕。跟着的两个世纪，宗教与政治之争不绝，其实也是反映西方人的宇宙观、伦理观和政治观从统一到分裂。整个16世纪是个迷惘的时代。欧洲霸主西班牙以保卫道统为己任，对抗涌现的民族自主、宗教自主思潮，终被诸国在三十年战争中打败。法国路易王朝登场，成为新霸。以笛卡尔为首的理性主义思维成为主流，提出理性是求真之道，强调人人拥有内在的“天赋理念”，具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乐观。在这百多年的欧洲大乱，英国虽然没有处身事外，但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况使它去向另一个方向。这些，我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中都作了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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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亨利八世（在位期1509—1547）于1534年脱离（罗马）天主教，国内宗教分裂。到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期1558—1603）于1559年正式成立英国国教，局势稍为安定。但她死后，都铎（Tudor）王朝后继无人，从苏格兰迎入詹姆士一世，开启斯图亚特（Stuart）王朝。天主教仍想复辟，英国人对苏格兰入主也不放心，于是乱事再起。一是王朝之内和世族之间分为天主教和国教两派；二是子民之间又分裂为天主教、国教（温和改革派）和清教（激进改革派）；三是国王与国会之间产生分歧，再加上日后国会又分为国会派和国会军。权力与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遂引发英国残酷的内战（1642—1651）。在各持己见、互不相容的乱世中产生一种悲观的思维，强调原则相对，主张妥协权宜。经验主义（Empiricism）出场，开山祖师是洛克（John Locke，1632—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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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经历内战后期的余波、共和时代（1649—1660）的苛政、恢复期（1660—1685）的安定、詹姆士二世（在位期1685—1688）的天主教复辟，以至他积极参与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1688），这个英国政治史最动乱的时代肯定影响他的治学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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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出生和成长期间，泛欧洲（在当时就是泛世界）的三十年战争和英国内战一个紧接一个。成年后，英国的国内外形势引导他走向以功利为导向、以官能为基础的求知方向。他在哲学上的定位之作《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690，以下简称《理解论》）出版时，他已经是58岁了。因此，这本书是积累了多年的经验、不少的变迁然后写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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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登场之时，笛卡尔的理想主义已是欧洲主流。洛克还是先要打倒笛卡尔的天赋理念，即否定内在真理的存在。洛克认为唯有通过官能才可以接触现实、认识世界。他把人的脑袋形容为“一张白纸”（tabula rasa，也有译作一张“白板”），经验把它塑造，不同经验塑造出不同思想，经验就是“官感”（sensation，也就是官能的感知）加上“反思”（reflection）。外界事物刺激官能，带来感知（perception），继而经反思产生理念（ideas）；反思是脑袋对它内部运作的感知，例如做出组合、比较和抽象（也称“内在官感”，internal sense）。但是，洛克为“真知”（true knowledge）下了一个非常严谨的定义：知识是对两个或多个理念之间的异或同、相连或相拒的理性察觉，例如黑异于白，黄与金相连，等等；因此，知识是关乎理念之间的关系；理念既然只存在脑袋，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很难单靠官能经验去证实了；因此，他的结论是官能经验的科学不可能带来无可置疑的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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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虽然认为万物的本质难明，但万物的存在可证。有关存在（being），他与笛卡尔的想法差不多完全一样。洛克提出三种存在：个人的存在是最高的自明之理（self-evident）；神的存在（一个永恒、全能和全知的存在）是可证之理（demonstrable）；物质世界的存在要靠官能去感知。最后的一点是他的创新，也是经验主义的基础。洛克没有证明物质世界的存在，他是以经验（官感与反思）去推理外在世界存在的“可能性”（probability），这就是经官感而来的知识（sensitive knowledge）。洛克把差不多所有的科学和一般日常经验放在这一栏要靠“意见或判断”（opinion or judgement）来获取的“知识”，而不当它们是真的知识。真知识的基础是自明或可证；经意见或判断而得的知识的基础是其“可能性”的高低而已。他的结论是，通过官能、经验而达到的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只是“近真”，是一种“仿知识”或“仿真”（pseudo-knowledge）。但他认为这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追求，因为这种追求会使我们越走越接近真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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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的伦理观是建立在他的经验求真的理论之上。他指出，经验告诉我们，人是趋吉（享乐）避凶（痛楚）的，享乐是道德的基础。人实在没有自由意志，当他考虑两件事的利、弊后，人实在没有真的自由，他一定会选择对自己较有利的事。洛克把人的道德观也看成“一张白纸”，经验把它塑造（洛克相信伦理观必须来自经验，但不能完全来自经验。他没有解释清楚道德观的形成，这要等到休谟和穆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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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来了。既然人人经验不同，怎会有政治共识？我们不知这个悲观的政治观是来自他的个人经历，还是来自他的知识论。他的《理解论》写于1683年之后，于1690年出版。他的政治理论经典《论政府》（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则早在1678—1681年就开始写，也是在1690年出版，而且是匿名的。我们不能确知他是否先有政治观，然后用知识论去支撑，还是先有了知识论，然后在这基础上创出他的政治理论。但历史端倪好像是他的政治意见先于他的知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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