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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我们或许会问，城市人是不是就是经济人的子集（subset）？《经济人》杂志在1999年12月3日有一篇《城市人的末日？想打赌吗？》（The end of urban man？Care to bet？）的文章就把经济人提升为城市创造者。城市人与经济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经济人理性地追求私利，如果私利包括空间接触机会，岂不就是城市人？况且，经济人也是追求最优化，追求市场中供与求的匹配。我的看法是：城市人想以最少气力（成本）去得到最多接触机会（效益），因此他是个经济人，城市人塑造（包括通过政治手段）美好的人居，因此他是个政治人。但是，城市人聚焦于人居的变量（人口、结构、密度），视之为空间接触机会的必要条件。可见，城市人有经济人、社会人、政治人的成分，但是另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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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机会是件公众产品（public good），没有个别的买卖，也无人可避免。市场讲需求（demand），规划讲需要（need）。城市人理念把市场的供求规律加诸规划，要规划工作者约束自身理想的冲动，多考虑匹配城市人的需要，可以说是把市场纪律加诸公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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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城市人与经济人的最大分别是他不代表意识形态。经济人是理想经济的基础，因为“追求私利可达公益”。城市人不是理想城市的基础，城市人追求的接触机会不一定是道德的，甚至不一定对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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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是帕累托最优化的基础，因此也就是自由经济的理论和道德基础。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证明了自由经济（效率）与非独裁（公平）不能共存。西方经济学（自由经济）被暴露为一栋地基不稳的巍峨大厦。从此，西方经济学成了一门充满歉意和妥协的学问（老实和智慧的经济学者大都承认）。也许因为城市规划还不是一门成熟的学问，地基还未打好，因此没有巍峨的上层建筑。但更关键的是从一开始，规划就聚焦公益、强调干预，没有尴尬、无须妥协。但只恨才疏学浅，往往力不从心，有失所托。城市人理念应可以在不牺牲规划的公益使命和服务精神之下，加强它的科学性和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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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理性城市人的理念也有其限制。城市人理性不能推得太极端，不然就坠入经济人的理论困境，尤其是社会公道与经济效率的不可解矛盾。更甚之，会把规划的公益使命本末倒置。城市人是种分析理念，不一定是规划的服务对象。规划是有道德性的。匹配城市人与人居只是效率的考虑。城市人的理性不一定代表社会理性、政治理性、道德理性。而且，城市人也不会完全理性（包括信息不足、认识不明），他的选择也不一定完全自由。所以，规划“匹配”只是为最多的城市人供给最佳的接触机会。但规划也要为不理性、不自由的城市居民服务。城市人理念会提升规划工作的逻辑，但不会减轻规划工作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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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理念帮助规划聚焦于空间接触机会，帮助规划工作者鉴辨人居典型和城市人典型，鉴辨哪些人居变量最能影响哪些空间接触机会、哪些规划手段最能影响哪些人居变量。如此，规划工作者就可以使用最合适的规划手段去提升城市人的空间接触机会。但是，城市规划不可能改变城市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政治体制。贫富之别、贵贱之分不是城市规划改变得来的。唯是城市规划仍要保证最边缘的人都有起码的生活空间和基本服务，因为这是人的起码尊严；要防止最主流的人侵占大众的生活空间、垄断大众的基本服务，因为这是人的起码公道。当然，什么是“起码”会因时、地而异，规划工作者可参与讨论。这是规划工作的经济、社会、政治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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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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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道萨迪亚斯人居科学的启发有两点：（1）人以居聚。聚居是为了追求更多、更好地与他人、与环境接触；（2）不同类别的人居提供不同质、量的空间接触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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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经济人启发出城市人：一个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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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城市人与人居的关系是城市人理性地选择最能供给他所需的人居。不同类别的城市人选择不同的空间接触；不同类别的人居供给不同的空间接触机会（这点其实也反映上文谈到求“真”的几位大师的方向，特别是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和梅尔文·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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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城市人类别的主要变量是年龄、性别和生命阶段。人居类别的主要变量是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和人居密度（这些都可以和需要适度地进行量化和细分）。在特定的经济、社会、政治条件下，从空间接触机会的求与供可以鉴认出相互呼应的城市人典型和人居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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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城市人典型与人居典型提供一个模板，帮助规划工作者衡量和评价在实际中某些居民的要求是否合理（与相类的城市人典型比较）、某类人居的供给是否最优（与相类的人居典型比较）。同时，也提供一个范式去帮助规划工作者提升居民的理性（通过参考典型城市人的理性选择）和优化人居的条件（通过参考成功人居的规划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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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聚焦于城市人与人居的匹配。匹配的成败是看人居能否满足城市人的追求；而城市人的追求是基于他对不同接触机会的爱或憎。这里，我们要认清一点，城市人爱什么、憎什么不是他本质所在。城市人的本质是无论他爱什么、憎什么，都是基于理性。这种理性的爱与憎才是城市人的本质，才是创造美好城市的“材料”。在那年“规划理论年聚”讲话的雕塑家给我的启发是：材料是改不了的，只可以在材料的本质之上发挥创造者的风格，在不违背材料的本性之下融进创造者的理想。这些风格和理想存在于创造者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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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规划只是种“匹配”工作，怎去创造？不要忘记，城市人的爱、憎是种理性的选择，但任何选择都是有范围的——供选方案。规划就是创造供选方案（这可以是蓝图、法规、政策、项目、程序等）。当然，城市人也在不停地塑造他的城市。但这些塑造在实质上是反映他对供选方案的支持或反对，对被选方案的适应或颠覆。规划工作者通过创造供选方案和执行被选方案去建设城市。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论”来形容：规划工作者（动力因，这里应该包括所有参与规划设计、决策和执行的人）认识城市人的理性（材料因），创作出既能表达规划者理想又能尊重城市人理性的供选方案（形式因），以达到最优化的理想城市和理性城市人的匹配（目的因）。因此，城市的美、丑反映创造者（规划者）的灵魂和选择者（“城市人”）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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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工作者创造的供选方案至为关键。城市人的理性底下是他的人性。人性的倾向有善、有恶。但从倾向变成行为的过程中，城市人的选择范围肯定受供选方案支配。供选方案可以是抑恶（例如功能分区是要避免人人追求私利中产生的冲突），也可以是扬善，无论是邻里内的守望相助或马路上的相互礼让。美国近代作曲家、剧作家和建筑评论家拉斯金（Eugene Raskin，1909—2004，民歌名曲Those were the days的填词人）如此说：“城市面貌远超于设计和规划。首先是人的价值、目标和对个人责任的认识。看看我们的内心、灵魂和思想，当它们变得美丽时城市会很快地跟上去。”[8]我相信扬善的方案会激励城市人向善的倾向，选择行善的行为。道萨迪亚斯把自由看作人类的基本追求，自由的体现在选择，选择的范围决定选择的结果。抑恶难免，但中国传统有性善的文化，规划创作可否发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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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乐观的。能够尊重城市人理性的理想城市错不了；懂得追求理想城市的城市人差不了。理想城市与理性城市人是分不开的。认识理性城市人就是求真；思考理想城市就是求美。这里，美是诗人济慈（John Keats，1795—1821）指的美，“美是真，真是美，这是你在这世上所知的，也是你唯一需要知的”。知真、寻美就是至善；至善就是规划工作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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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参考《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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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经济的分配达到最高效率之际，任何一个人的损失都不会带来任何其他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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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Kenneth J．Arrow，现代美国经济学家，获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弟子也多人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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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例如牺牲一点效率，包括以“满意”取代“最优”；容忍某程度的独裁，包括接受寡头垄断为自由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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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城市设计与真善美的追求——一个读书的构架》，载于《城市规划》，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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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hysical determinism，这其实是有点“莫须有”。被指为“物理决定论者”的有谁不承认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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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布什（Vannevar Bush，1890—1974），美国发明家，研制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发明网络分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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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语出Architecture and People，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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