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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处理的问题是土地与用途匹配上的取舍。（1）同一幅土地往往适合多种用途，但只能选一种用途；同一个用途往往可部署在不同的土地上，但只能选一块土地。规划要处理这些选择。（2）什么才是合适的可达性和承载力往往有主观的决定因素，有些是基于利益上的冲突，有些是基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规划要处理这些纷争。目前，这些处理主要是通过政治，包括公众参与；达成的结果往往是充满怨气和张力的妥协。城市人规划理论要突破这些出自对人性过分悲观的困局，通过恢复人性自存/共存的真貌，去开拓出一套有生气、新意的城市规划方向，打造和谐、幸福的人居。这要从城市人的属性和自存/共存的意义两方面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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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城市人是种身份的理念——通过聚居去追求空间机会者。他的身份是综合人、事、时、空而定性的。（1）“人”是指年龄、性别、生命阶段（再配上偶然属性，如经济、社会属性），如孩子家长、上班一族。这里，“人”包括个人和团体（如政府、企业、社团）。团体是由个人组成。因此，团体的自存与共存意识反映了团体之内不同个人的自存与共存意识的组合。团体身份的分析聚焦于团体的决策机制和关键决策者，如政府官员、企业老板、社团负责人。（2）“事”是指城市人追求的空间机会，如合适的上学步行距离、合适的上班或通勤时间。（3）“时”是指他所处的时机，如事前（决定学校选址、决定工厂选址）、事后（适应学校区位、适应工厂区位）。（4）“空”是指他所关注的空间范围，如在小区内关注的是步行距离，在市区内关注的是通勤时间。综合以上，跟邻里小学选址有关的城市人可以包括：（1）在小区内（空）学校选址时（时）希望孩子可以步行上学（事）的家长（人）；（2）在小区内（空）学校选址时（时）希望覆盖最大学生来源（事）的校方（人）。跟工厂选址有关的城市人可以包括：（1）在市区内（空）工厂选址时（时）希望自己最方便通勤上班（事）的工人（人）；（2）在市区内（空）工厂选址时（时）希望覆盖最大工人来源（事）的厂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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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城市人是公众参与的唯一真正合法的参与者。他们最清楚自己的处境和利益，所以无须代言人（为民请命者），也不可以有代言人。他们的合法性来自他们独有的，以人、事、时、空定性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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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时有好几个城市人身份。上面的例子中，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学校选址的家长和工厂选址的老板。而且这些身份是动态的，随着当事人的人、事、时、空改变而改变；但又是有限的，因为城市人追求的只是空间机会（也就是经济机会、社会机会的空间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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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每个城市人同时是空间机会的追求者和供给者。家长追求学校但也供给学生，学校追求学生也供给学位；工人追求工作也供给劳动力，厂方追求劳动力也供给工作；商场追求顾客也供给服务，顾客追求服务也供给消费。城市人的基本属性是理性——以最小气力追求最优空间机会。如果单考虑可达性作为空间机会的衡量，学校选址会聚焦于最优步行距离、工厂选址聚焦于最优通勤时间、商场选址聚焦于最优购物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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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最优”？这要回到阿奎那的自存/共存。最优是指自存/共存的最高平衡，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指的个人/群体的最大幸福。以下用三个有关可达性的例子来示意：学校选址、工厂选址、商场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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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学校选址的步行距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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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长的自存意识使他追求一个最近的距离；家长的共存意识使他知道并接受校方选址会有其他教育运作的考虑，会使孩子或要走得远些。因此，他的自存/共存平衡意识使他接受孩子或要走较远的路上学，只要不超过孩子走路的体能极限。（2）学校的自存意识使它想有最大的学生来源覆盖（相应于学校的规模），会想落点于学生来源最大范围的中心；学校的共存意识使它知道并接受家长关心孩子走路上学的距离和安全。因此，它的自存/共存平衡意识使它倾向按最远步行距离选址，但不超过孩子走路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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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与学校在学校选址上的分歧会来自他们对孩子步行能力极限估计的差别。学校或会高估（上限），家长或会低估（下限）。这些上下限都可以通过调查家长和校方在新校选址时对步行极限的意见，或比较现有学校的家长与校方对实际步行距离的满意程度去找出来。“城市人”规划范式强调家长与校方都会知道并接受合理的孩子步行距离是藏身于校方所估的上限和家长所估的下限之间。假如有一个规划机制帮助他们换位思考去考虑对方的需要，双方可以达成很大程度的共识。这就是自存/共存的最高平衡点，无须作势、不必权宜。因此，规划的使命是辨认双方的差距，规划工作就是通过科研去辨认双方的差距（我在《城市人》一文已谈到用回归法和最优化分析），然后通过机制去达成双方自存/共存的最高平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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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通过自存/共存平衡得出来的步行距离就是西方邻里单元（neighbourhood unit）的基础：一个以步行距离的小学为中心的理想人居。西方的结论是理想的邻里单元是个以小平房为主的居住小区；中心是小学校、教堂和其他公共服务；四边是大街，作小区的界线，并分割各个小区；区里是曲折的内街，因此非区内居民的车辆不会使用，保证了孩子在路上行走或玩耍的安全；小区角上是商业设施，也是小区与小区之间的交接点。可见，西方邻里小区的规模完全决定于步行上学的合适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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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简明土地利用规划》一书中收集了西方几十年所用的城市功能和用地指标。这些经常被中国引用的指标是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东岸城市大发展时期的现象，很大部分是美国陆军工兵团（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的研究成果，反映当时开始成为主流的近郊小平房居住小区的居民生活行为。这些大半个世纪前的东西跟现代社会、科技已经脱节，是我们应该启动“中为中用”研究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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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工厂选址的通勤时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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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人的自存意识使他追求最短的通勤（以时间来衡量，是相对于他在工作以外各种生活活动所需的时间）；工人的共存意识使他知道并接受厂方选址会有其生产运作的考虑，通勤可能偏远。因此，他的自存/共存平衡意识使他接受通勤或要多花时，但极限是剩余的时间不低于其他生活活动的起码所需。（2）厂方的自存意识使它想有最大的工人来源覆盖，会想落点于工人来源最大范围的中央（当然要配合生产运作的其他区位考虑）；厂方的共存意识使它知道并接受工人通勤时间有其极限。因此，它的自存/共存平衡意识使它倾向按最高通勤时间选址，但不超过工人通勤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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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与厂方在选址上的分歧会来自他们对通勤时间极限估计的差别。工人可能低估（下限），厂方或会高估（上限）。这些上下限都可以通过调查工人与厂方在新厂选址时对通勤时间极限的意见，或比较现有工厂的工人与厂方对实际通勤时间的满意程度去找出来。“城市人”规划范式强调工人与厂方都会知道并接受合理的通勤时间是藏身于厂方所估的上限和工人所估的下限之间。双方通过换位思考去考虑对方会达成很大程度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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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工厂选址会很自然地落在工人密集的地方（当然其他生产条件也要存在），也就是工人通勤最近的厂址。这是工业用地部署的“常识”，反映“人性”（理性和物性）：人人每天只有24小时，假如工时是固定，减低通勤时间会使工人有更多生活时间，那就是更愉快的工人。自存/共存平衡是人的理性和物性的自然倾向，是“以人为本”的真义。城市人规划范式突出“以人为本”规划的科学性和道德性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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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商场选址的购物路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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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场的自存意识使它想有最大的顾客来源覆盖，会选址于顾客来源最大范围的中央（当然仍要配合商场运作的其他区位需要）；商场的共存意识使它知道并接受顾客的购物路程是有限的。因此，它的自存/共存平衡意识使它倾向按最远路程选址，但不超过顾客路程的极限。（2）顾客的自存意识使他追求最就近的商场（以时间来衡量，是相对于他在购物之外各种起居作息所需的时间）；顾客的共存意识使他知道并接受商场选址有其商业运营上的考虑，或会超过他理想的距离。因此，他的自存/共存平衡意识使他接受商场与住所会有较远的距离，只要剩余时间不低于其他生活活动的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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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与顾客在商场选址上的分歧会来自对购物路程极限估计的差别。商场或会高估（上限），顾客或会低估（下限）。这些上下限可通过调查商场与消费者在商场选址时对购物路程极限的意见，或比较现有商场的运营者与顾客对实际购物路程的满意程度去找出来。城市人规划范式强调商场与消费者都知道并接受双方认为合理的购物路程是藏身于商场所估的上限和顾客所估的下限之间。双方通过换位思考去考虑对方会达成高度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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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工厂、商场的选址可以是政府（例如学校），或开发商（例如商场、工厂）的决定。无论是营利或公益，能够达成自存/共存平衡的共识总比私利博弈好。最高的共识就是“最优”的决定。在上面的例子里，越能被家长和学校双方接受的校址（以孩子步行距离衡量）越受欢迎；越能被工人和工厂双方接受的厂址（以通勤时间衡量）越有效率；越能被商场和顾客双方接受的店址（以购物路程衡量）越好赢利。这样，政府会越得民望，开发商会越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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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人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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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指出，以上例子的共存跟权宜无大分别。家长接受“孩子或要走得远些”，因为不然就找不到好学校；学校接受“家长关心孩子走路上学的距离和安全”，因为不然就收不到好学生。工人接受“通勤可能偏远”，因为不然就找不到好工作；工厂接受“工人通勤时间有其极限”，因为不然工人会迟到早退。商场接受“顾客的购物路程是有限的”，因为不然顾客会跑到别的商场；顾客接受商场会“超过他的理想距离”，因为不然就买不到好的东西。这些观察都是对的。权宜意识和共存意识的确可以产生类似的结果。但由于它们实在是两种不同的意识，所以也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结果的类似是偶然，不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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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宜是出于“害怕”：家长害怕找不到好学校，学校害怕找不到好学生；工人害怕找不到好工作，工厂害怕留不住好工人；商场害怕顾客跑到别处，顾客害怕买不到好东西。这些都是“罚”，因为怕罚，所以权宜。可以说，权宜意识使人不敢欺人（包括欺侮和欺骗），因害怕欺人会招罚。但是，如果欺人不招罚（因为欺人者有权势）或如果欺人能避罚（因为欺人者有权谋），那就不用害怕，无须权宜，公然欺人了。因此，权宜的结果是无常的，全看权势的分配；权宜的社会是不和的，全是钩心斗角。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撇开共存，只留利己，美其名为效率，由此而生的不公就权宜处理。这是种治标的文明，难以持续。应运而生的“为民请命式”规划，以维权之名去争权，并未有治本。以夺权去平衡不公只会增加社会的怨气、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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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是出于“接受”：家长接受“学校选址会有其教育运作的考虑”，学校接受“家长关心孩子走路上学的距离”；工人接受“工厂选址会有其生产运作的考虑”，工厂接受“工人通勤时间有其极限”；商场接受“顾客的购物路程是有限的”，顾客接受“商场选址有其商业运营上的考虑”。互相接受、尊重使大家都不想欺人，因为知道欺人就是破坏群体，危害自己。人类结社的目的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因为人是理性的群体动物，知道个人幸福与整体幸福不会此消彼长（群体活得不好，个人也不会活得很好），只会相得益彰（群体活得好，个人也一定活得好）。因此，共存意识使人不欺人，因为欺人是不理性。这跟权宜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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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现代英语文明的“开明”“进步”意识抹杀了人类几千年的集体记忆，混淆了先哲探索所得的事物真相。现今的制度、文化扭曲了人的理性，把客观和有度的自存扭曲为主观和无度的利己；把客观和有度的共存扭曲为高不可攀、不切实际的利他。这套文化制造出一个不和、不公、不效率和不可持续的利己世界。自存/共存平衡意识是条生路，也是“城市人”规划范式的道德和技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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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说过，自存性显（但也需要智慧才懂），共存性隐（尤其在现今文明里头）。但共存并不是抽象的理想，是人性不可缺的部分，是人的天生理性（自然之法）。但自存/共存也有层次。（1）在某些情况下你会无损自存地与人共存，而你会接受在类似情况下别人也会无损自存地与你共存。（2）在某些情况下你能稍作牺牲地与人共存，而你会相信在类似的情况下别人也会稍作牺牲地与你共存。（3）在某些情况下你会不顾安危地与人共存，而你会希望在类似情况下别人也会不顾安危地与你共存。一般情况下人会无损自存地与人共存；很多情况下人会稍作牺牲地与人共存；紧急情况下人会不顾安危地与人共存。自存与共存是平衡的，偏重于自存走上利己之路，最终是损人，偏重于共存走上利他之路，最终是自毁。两条路线都不能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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