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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工厂选址的通勤时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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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人的自存意识使他追求最短的通勤（以时间来衡量，是相对于他在工作以外各种生活活动所需的时间）；工人的共存意识使他知道并接受厂方选址会有其生产运作的考虑，通勤可能偏远。因此，他的自存/共存平衡意识使他接受通勤或要多花时，但极限是剩余的时间不低于其他生活活动的起码所需。（2）厂方的自存意识使它想有最大的工人来源覆盖，会想落点于工人来源最大范围的中央（当然要配合生产运作的其他区位考虑）；厂方的共存意识使它知道并接受工人通勤时间有其极限。因此，它的自存/共存平衡意识使它倾向按最高通勤时间选址，但不超过工人通勤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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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与厂方在选址上的分歧会来自他们对通勤时间极限估计的差别。工人可能低估（下限），厂方或会高估（上限）。这些上下限都可以通过调查工人与厂方在新厂选址时对通勤时间极限的意见，或比较现有工厂的工人与厂方对实际通勤时间的满意程度去找出来。“城市人”规划范式强调工人与厂方都会知道并接受合理的通勤时间是藏身于厂方所估的上限和工人所估的下限之间。双方通过换位思考去考虑对方会达成很大程度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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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工厂选址会很自然地落在工人密集的地方（当然其他生产条件也要存在），也就是工人通勤最近的厂址。这是工业用地部署的“常识”，反映“人性”（理性和物性）：人人每天只有24小时，假如工时是固定，减低通勤时间会使工人有更多生活时间，那就是更愉快的工人。自存/共存平衡是人的理性和物性的自然倾向，是“以人为本”的真义。城市人规划范式突出“以人为本”规划的科学性和道德性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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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商场选址的购物路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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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场的自存意识使它想有最大的顾客来源覆盖，会选址于顾客来源最大范围的中央（当然仍要配合商场运作的其他区位需要）；商场的共存意识使它知道并接受顾客的购物路程是有限的。因此，它的自存/共存平衡意识使它倾向按最远路程选址，但不超过顾客路程的极限。（2）顾客的自存意识使他追求最就近的商场（以时间来衡量，是相对于他在购物之外各种起居作息所需的时间）；顾客的共存意识使他知道并接受商场选址有其商业运营上的考虑，或会超过他理想的距离。因此，他的自存/共存平衡意识使他接受商场与住所会有较远的距离，只要剩余时间不低于其他生活活动的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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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与顾客在商场选址上的分歧会来自对购物路程极限估计的差别。商场或会高估（上限），顾客或会低估（下限）。这些上下限可通过调查商场与消费者在商场选址时对购物路程极限的意见，或比较现有商场的运营者与顾客对实际购物路程的满意程度去找出来。城市人规划范式强调商场与消费者都知道并接受双方认为合理的购物路程是藏身于商场所估的上限和顾客所估的下限之间。双方通过换位思考去考虑对方会达成高度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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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工厂、商场的选址可以是政府（例如学校），或开发商（例如商场、工厂）的决定。无论是营利或公益，能够达成自存/共存平衡的共识总比私利博弈好。最高的共识就是“最优”的决定。在上面的例子里，越能被家长和学校双方接受的校址（以孩子步行距离衡量）越受欢迎；越能被工人和工厂双方接受的厂址（以通勤时间衡量）越有效率；越能被商场和顾客双方接受的店址（以购物路程衡量）越好赢利。这样，政府会越得民望，开发商会越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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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人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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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指出，以上例子的共存跟权宜无大分别。家长接受“孩子或要走得远些”，因为不然就找不到好学校；学校接受“家长关心孩子走路上学的距离和安全”，因为不然就收不到好学生。工人接受“通勤可能偏远”，因为不然就找不到好工作；工厂接受“工人通勤时间有其极限”，因为不然工人会迟到早退。商场接受“顾客的购物路程是有限的”，因为不然顾客会跑到别的商场；顾客接受商场会“超过他的理想距离”，因为不然就买不到好的东西。这些观察都是对的。权宜意识和共存意识的确可以产生类似的结果。但由于它们实在是两种不同的意识，所以也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结果的类似是偶然，不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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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宜是出于“害怕”：家长害怕找不到好学校，学校害怕找不到好学生；工人害怕找不到好工作，工厂害怕留不住好工人；商场害怕顾客跑到别处，顾客害怕买不到好东西。这些都是“罚”，因为怕罚，所以权宜。可以说，权宜意识使人不敢欺人（包括欺侮和欺骗），因害怕欺人会招罚。但是，如果欺人不招罚（因为欺人者有权势）或如果欺人能避罚（因为欺人者有权谋），那就不用害怕，无须权宜，公然欺人了。因此，权宜的结果是无常的，全看权势的分配；权宜的社会是不和的，全是钩心斗角。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撇开共存，只留利己，美其名为效率，由此而生的不公就权宜处理。这是种治标的文明，难以持续。应运而生的“为民请命式”规划，以维权之名去争权，并未有治本。以夺权去平衡不公只会增加社会的怨气、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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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是出于“接受”：家长接受“学校选址会有其教育运作的考虑”，学校接受“家长关心孩子走路上学的距离”；工人接受“工厂选址会有其生产运作的考虑”，工厂接受“工人通勤时间有其极限”；商场接受“顾客的购物路程是有限的”，顾客接受“商场选址有其商业运营上的考虑”。互相接受、尊重使大家都不想欺人，因为知道欺人就是破坏群体，危害自己。人类结社的目的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因为人是理性的群体动物，知道个人幸福与整体幸福不会此消彼长（群体活得不好，个人也不会活得很好），只会相得益彰（群体活得好，个人也一定活得好）。因此，共存意识使人不欺人，因为欺人是不理性。这跟权宜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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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现代英语文明的“开明”“进步”意识抹杀了人类几千年的集体记忆，混淆了先哲探索所得的事物真相。现今的制度、文化扭曲了人的理性，把客观和有度的自存扭曲为主观和无度的利己；把客观和有度的共存扭曲为高不可攀、不切实际的利他。这套文化制造出一个不和、不公、不效率和不可持续的利己世界。自存/共存平衡意识是条生路，也是“城市人”规划范式的道德和技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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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说过，自存性显（但也需要智慧才懂），共存性隐（尤其在现今文明里头）。但共存并不是抽象的理想，是人性不可缺的部分，是人的天生理性（自然之法）。但自存/共存也有层次。（1）在某些情况下你会无损自存地与人共存，而你会接受在类似情况下别人也会无损自存地与你共存。（2）在某些情况下你能稍作牺牲地与人共存，而你会相信在类似的情况下别人也会稍作牺牲地与你共存。（3）在某些情况下你会不顾安危地与人共存，而你会希望在类似情况下别人也会不顾安危地与你共存。一般情况下人会无损自存地与人共存；很多情况下人会稍作牺牲地与人共存；紧急情况下人会不顾安危地与人共存。自存与共存是平衡的，偏重于自存走上利己之路，最终是损人，偏重于共存走上利他之路，最终是自毁。两条路线都不能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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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聚居、结社（也就是共存）“起于保生存，成于求幸福”。共存非但是自存的保证，更是幸福的源泉。亚里士多德把单独生存形容为“低于人”的生存，共存内的自存才是人的应有，才能“活得像人”。所以离弃共存的自存是种不完整的自存、有缺陷的自存、无意义的自存，甚至不能称为存（作为理性政治动物的存）。自存意识是可以被扭曲的。自存是所有动物的本性，唯有人类会自杀；动物吃饱了就不吃，唯有人类会暴殄天物，甚至把自己吃坏（古代罗马富人为了吃得更多会用药使自己吐，然后再吃）；动物不会自虐，人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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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为己的社会的真正悲剧是把人性异化，把自存和共存分开。一个压抑大我意识的社会里，小我是无法得到真正发挥的，因为没有整体的生命，个体的生命就很难缔造意义。在现今人人为己的社会里是没有邻人（neighbour）的，只有别人、陌生人，甚至敌人；只有我行我素、互相怀疑，甚至钩心斗角。任何关怀、善意都被权宜、权谋污染了。鼓励或纵容人人为己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是陷人（民）于不义，因为它把义丑化，把不义正常化。城市人规划理论的使命是要恢复人性的本来面貌，把小我与大我重新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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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讨论城市人理论的价值观一节说的“理性城市人以最小气力追求最高自存/共存平衡”可以演绎为城市人通过聚居去追求空间机会的最优化：（1）“通过聚居”是因为人是理性群居动物，知道聚居之中自存与共存会相得益彰，会使他生活得更美好；（2）“追求空间机会”是因为空间接触是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当然这包括追求正面空间接触和避开负面空间接触）；（3）“最优化”就是自存/共存平衡的最高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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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开发出很大的规划理论和实践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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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人的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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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同时是空间机会的追求者和供给者。他们的追求和供给体现在人居。人聚在一起的“因”是追求空间机会，“果”是供给这些机会。规划的工作就是通过观察/分析空间机会的匹配度（以各类“城市人”的追求力度和满意程度去衡量）去掌握在典型人居（以人口规模、结构和密度去分别，如邻里、小区、市区、都市等）之内的典型“城市人”（以年龄、性别、生命阶段为基本属性，以及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为偶然属性，如家长、工人、顾客、学校校长、工厂老板、商场老板等）的自存/共存平衡点（如适度上学步行距离的共识、适度上班通勤时间的共识、适度商场购物路程的共识等），然后用这些平衡点去指导城市土地与功能在点与量上的匹配（设计原则、指标系统、管理体制等），也就是把人的理性（追求自存/共存平衡）演绎到人的物性（追求空间机会）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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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本性”为本。这个本性有两个维度。上面谈到亚里士多德的人性是“人是理性的群居动物”和阿奎那的人性是“人有自存/共存的普世意识”都属理性维度。但人的本性还有它的物性维度。我们是以人的物性去衡量我们的物质环境：快慢、大小、高低、远近、明暗等等，也就是所谓“人的尺度”（human scale），有很浓的希腊古哲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前490—前420）的“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的味道（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我们走路的速度是每小时4公里左右，我们以此来定义快慢，因此，乌龟是慢，猎狗是快。我们的身高（成人）是1.5—2米，我们以此来判断高矮，为此，长颈鹿是高，侏儒是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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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简明土地利用规划》中是这样写的：“我们用内在的能力去度量外在的世界。两千年前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uvius）就提出公共建筑和广场应该按人的视觉和动态来设计。视觉的满足感总是来自我们能够一眼看到事物的整体性、一眼领会事物的统一性。但这‘一眼看到’决定于眼睛的生理特征、旋转角度和视力距离。人类眼睛的正常旋转是上27°、下30°、左右60°。假设标准的街宽是18米，我们眼睛距地面的高度是1.5米，那么，按人的比例，建筑物的高度应该是差不多12米，就是3—4层。在这个高度，树尖也能在屋顶上看到，使眼睛接触到大自然而感到宽慰。我们一般人的视觉认知距离（recognition distance）是21—24米。在15米距离内我们能看清对方的面部表情。因此邻里区内的‘正常’街宽最好不超过15米。这里，老相识和朋友能隔着街看到对方的面孔。130—140米是能分辨一个人轮廓、颜色、衣服、性别、年龄和步态的最大距离。这是城市街与街之间的距离、公园或其他绿地最大宽度的好标准。著名的威尼斯圣马可广场最宽处刚好是130米。比例也应按动态（mobility）来定。坐在车里看东西与步行截然不同，人们看不到通常的细微和隐约的末节。”同样，人类的听觉、嗅觉、味觉、触觉都有一定的“刺激感受性”（sensitivity），支配我们对空间环境的安全、方便、舒适、美观感。也就是，支配我们对空间机会好坏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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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开发管理和表性规划》[7]一文中谈到“性能规划”[8]，也有叫“性能分区”（performance zoning）。这是西方意图突破功能分区（functional zoning）的桎梏的尝试，先让我们看功能分区是怎么回事。下面也是从我的文章节录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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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绝大部分的规划方案和管理（我们都引用了）都是按功能类别去划分城市土地：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工业用地、交通用地等等，可达上百种细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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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功能”类别进行城市用地分区是近代城市规划的基本工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工业城市急剧增长、土地利用杂乱无章、工厂高度污染和城市基础设施薄弱。当时的对策是把城市按土地用途类别分区，并控制各区内的土地使用密度。基础假定是，不同的生活生产活动（功能）对它周围环境、邻居和基础设施有着不同的需要，也会带来不同的冲击。因此，分区是把不能共处的功能分开。但这里还有更深层次的哲学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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