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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宜是出于“害怕”：家长害怕找不到好学校，学校害怕找不到好学生；工人害怕找不到好工作，工厂害怕留不住好工人；商场害怕顾客跑到别处，顾客害怕买不到好东西。这些都是“罚”，因为怕罚，所以权宜。可以说，权宜意识使人不敢欺人（包括欺侮和欺骗），因害怕欺人会招罚。但是，如果欺人不招罚（因为欺人者有权势）或如果欺人能避罚（因为欺人者有权谋），那就不用害怕，无须权宜，公然欺人了。因此，权宜的结果是无常的，全看权势的分配；权宜的社会是不和的，全是钩心斗角。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撇开共存，只留利己，美其名为效率，由此而生的不公就权宜处理。这是种治标的文明，难以持续。应运而生的“为民请命式”规划，以维权之名去争权，并未有治本。以夺权去平衡不公只会增加社会的怨气、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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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是出于“接受”：家长接受“学校选址会有其教育运作的考虑”，学校接受“家长关心孩子走路上学的距离”；工人接受“工厂选址会有其生产运作的考虑”，工厂接受“工人通勤时间有其极限”；商场接受“顾客的购物路程是有限的”，顾客接受“商场选址有其商业运营上的考虑”。互相接受、尊重使大家都不想欺人，因为知道欺人就是破坏群体，危害自己。人类结社的目的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因为人是理性的群体动物，知道个人幸福与整体幸福不会此消彼长（群体活得不好，个人也不会活得很好），只会相得益彰（群体活得好，个人也一定活得好）。因此，共存意识使人不欺人，因为欺人是不理性。这跟权宜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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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现代英语文明的“开明”“进步”意识抹杀了人类几千年的集体记忆，混淆了先哲探索所得的事物真相。现今的制度、文化扭曲了人的理性，把客观和有度的自存扭曲为主观和无度的利己；把客观和有度的共存扭曲为高不可攀、不切实际的利他。这套文化制造出一个不和、不公、不效率和不可持续的利己世界。自存/共存平衡意识是条生路，也是“城市人”规划范式的道德和技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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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说过，自存性显（但也需要智慧才懂），共存性隐（尤其在现今文明里头）。但共存并不是抽象的理想，是人性不可缺的部分，是人的天生理性（自然之法）。但自存/共存也有层次。（1）在某些情况下你会无损自存地与人共存，而你会接受在类似情况下别人也会无损自存地与你共存。（2）在某些情况下你能稍作牺牲地与人共存，而你会相信在类似的情况下别人也会稍作牺牲地与你共存。（3）在某些情况下你会不顾安危地与人共存，而你会希望在类似情况下别人也会不顾安危地与你共存。一般情况下人会无损自存地与人共存；很多情况下人会稍作牺牲地与人共存；紧急情况下人会不顾安危地与人共存。自存与共存是平衡的，偏重于自存走上利己之路，最终是损人，偏重于共存走上利他之路，最终是自毁。两条路线都不能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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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聚居、结社（也就是共存）“起于保生存，成于求幸福”。共存非但是自存的保证，更是幸福的源泉。亚里士多德把单独生存形容为“低于人”的生存，共存内的自存才是人的应有，才能“活得像人”。所以离弃共存的自存是种不完整的自存、有缺陷的自存、无意义的自存，甚至不能称为存（作为理性政治动物的存）。自存意识是可以被扭曲的。自存是所有动物的本性，唯有人类会自杀；动物吃饱了就不吃，唯有人类会暴殄天物，甚至把自己吃坏（古代罗马富人为了吃得更多会用药使自己吐，然后再吃）；动物不会自虐，人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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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为己的社会的真正悲剧是把人性异化，把自存和共存分开。一个压抑大我意识的社会里，小我是无法得到真正发挥的，因为没有整体的生命，个体的生命就很难缔造意义。在现今人人为己的社会里是没有邻人（neighbour）的，只有别人、陌生人，甚至敌人；只有我行我素、互相怀疑，甚至钩心斗角。任何关怀、善意都被权宜、权谋污染了。鼓励或纵容人人为己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是陷人（民）于不义，因为它把义丑化，把不义正常化。城市人规划理论的使命是要恢复人性的本来面貌，把小我与大我重新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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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讨论城市人理论的价值观一节说的“理性城市人以最小气力追求最高自存/共存平衡”可以演绎为城市人通过聚居去追求空间机会的最优化：（1）“通过聚居”是因为人是理性群居动物，知道聚居之中自存与共存会相得益彰，会使他生活得更美好；（2）“追求空间机会”是因为空间接触是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当然这包括追求正面空间接触和避开负面空间接触）；（3）“最优化”就是自存/共存平衡的最高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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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开发出很大的规划理论和实践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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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人的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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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同时是空间机会的追求者和供给者。他们的追求和供给体现在人居。人聚在一起的“因”是追求空间机会，“果”是供给这些机会。规划的工作就是通过观察/分析空间机会的匹配度（以各类“城市人”的追求力度和满意程度去衡量）去掌握在典型人居（以人口规模、结构和密度去分别，如邻里、小区、市区、都市等）之内的典型“城市人”（以年龄、性别、生命阶段为基本属性，以及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为偶然属性，如家长、工人、顾客、学校校长、工厂老板、商场老板等）的自存/共存平衡点（如适度上学步行距离的共识、适度上班通勤时间的共识、适度商场购物路程的共识等），然后用这些平衡点去指导城市土地与功能在点与量上的匹配（设计原则、指标系统、管理体制等），也就是把人的理性（追求自存/共存平衡）演绎到人的物性（追求空间机会）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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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本性”为本。这个本性有两个维度。上面谈到亚里士多德的人性是“人是理性的群居动物”和阿奎那的人性是“人有自存/共存的普世意识”都属理性维度。但人的本性还有它的物性维度。我们是以人的物性去衡量我们的物质环境：快慢、大小、高低、远近、明暗等等，也就是所谓“人的尺度”（human scale），有很浓的希腊古哲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前490—前420）的“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的味道（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我们走路的速度是每小时4公里左右，我们以此来定义快慢，因此，乌龟是慢，猎狗是快。我们的身高（成人）是1.5—2米，我们以此来判断高矮，为此，长颈鹿是高，侏儒是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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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简明土地利用规划》中是这样写的：“我们用内在的能力去度量外在的世界。两千年前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uvius）就提出公共建筑和广场应该按人的视觉和动态来设计。视觉的满足感总是来自我们能够一眼看到事物的整体性、一眼领会事物的统一性。但这‘一眼看到’决定于眼睛的生理特征、旋转角度和视力距离。人类眼睛的正常旋转是上27°、下30°、左右60°。假设标准的街宽是18米，我们眼睛距地面的高度是1.5米，那么，按人的比例，建筑物的高度应该是差不多12米，就是3—4层。在这个高度，树尖也能在屋顶上看到，使眼睛接触到大自然而感到宽慰。我们一般人的视觉认知距离（recognition distance）是21—24米。在15米距离内我们能看清对方的面部表情。因此邻里区内的‘正常’街宽最好不超过15米。这里，老相识和朋友能隔着街看到对方的面孔。130—140米是能分辨一个人轮廓、颜色、衣服、性别、年龄和步态的最大距离。这是城市街与街之间的距离、公园或其他绿地最大宽度的好标准。著名的威尼斯圣马可广场最宽处刚好是130米。比例也应按动态（mobility）来定。坐在车里看东西与步行截然不同，人们看不到通常的细微和隐约的末节。”同样，人类的听觉、嗅觉、味觉、触觉都有一定的“刺激感受性”（sensitivity），支配我们对空间环境的安全、方便、舒适、美观感。也就是，支配我们对空间机会好坏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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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开发管理和表性规划》[7]一文中谈到“性能规划”[8]，也有叫“性能分区”（performance zoning）。这是西方意图突破功能分区（functional zoning）的桎梏的尝试，先让我们看功能分区是怎么回事。下面也是从我的文章节录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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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绝大部分的规划方案和管理（我们都引用了）都是按功能类别去划分城市土地：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工业用地、交通用地等等，可达上百种细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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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功能”类别进行城市用地分区是近代城市规划的基本工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工业城市急剧增长、土地利用杂乱无章、工厂高度污染和城市基础设施薄弱。当时的对策是把城市按土地用途类别分区，并控制各区内的土地使用密度。基础假定是，不同的生活生产活动（功能）对它周围环境、邻居和基础设施有着不同的需要，也会带来不同的冲击。因此，分区是把不能共处的功能分开。但这里还有更深层次的哲学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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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规划界（甚至可以说大部分的西方人）很欣赏欧洲中古城市的土地利用模式和城市建筑风貌。其实，中古城市的土地利用（下店上居，前铺后居，工商混杂等等）一方面反映权力分配（封建领主拥有土地，因此出现土地密集型生产技术，带来土地密集使用），一方面反映宗教理想（在神的家庭里，整体利益之下，人人平等，土地混合使用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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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西方是典型阿奎那思维，强调人性的自存/共存倾向。但到了16世纪，宗教改革，回复上古奥古斯丁的“性恶”理念[10]。18世纪的休谟提出“人的科学”，指出人的天性就是自利，不是堕落，也不需要救赎；整体利益是不存在的，只有自利，只要自利不损人就可以了。他的好友斯密给自利戴上光环，提出“追求私利可达公益”。接着，19世纪工业革命带来新的生产技术，引发出以资本为导向（相对于以劳动力或土地为导向）的规模生产。从此，主流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追求私利有理，只要不损害别人。但是，工业生产造成的噪音、尘土，哪有不损人？规模生产的用地，怎能是零碎分散？于是，功能分区出现，工业、商业、居住用地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以减少社会纷争，以提高资本效率。现有的规划思路（楚河汉界的功能分区）、制度（利益博弈的决策机制）都源于此。有目共睹，功能分区扼杀了城市里有机性和整体性的运作和活力；增加了对基础设施的压力。这套规划范式在西方的失败也可以从无休止的公众参与和无法实现的混合用途看出一点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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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百年，各种生活与生产活动对环境和基础设施的需求和冲击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现代的轻工业和高科技工业与服务行业的污染性（包括噪音）大大地减少了。同时，市民越来越关注生活品质、邻里关系和邻里区内的安全。他们越来越接受（或可以说是重新接受），甚至向往前铺后居，下铺上居的把工作与生活放在一起的多样化和混合式的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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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半个世纪前，性能规划的理念开始出现，被视为可替代或补充功能分区。性能规划的论点是：控制土地利用的最佳办法不是按功能类别分区，而是按在这块地上的生活和生产活动所带来的或引发的实际情况和影响（也就是这些功能的性能）来决定这些功能是否适合，应否被容许。性能规划的首要工作是制定性能指标（performance indicators）。只要符合指标，一块土地可以用作任何用途。在性能规划范式里，受控制的不是功能，而是这些功能对环境、邻里和基础设施的需求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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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规划首先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国家工业区划委员会”（National Industrial Zoning Committee）的文件上。那时候，国家工业区划委员会要修改工业用地管理的规则去适应新工业科技、新建筑材料和新建筑技术。因此，委员会考虑以工业活动的性能来控制工业用地。最初的考虑只包括噪音、反光、气味和振荡等。到了20世纪70年代，社会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各种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更被重视。莱恩·肯迪格（Lane Kendig）的《性能区划法》（Performance Zoning，1980）一书是那时的代表作。到现在，性能规划的目的越来越复杂：包括保护环境，鼓励高密度发展，促进市中心区重建，吸引外资开发，保护旧区旧市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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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规划的关键是性能指标的定量。这些指标取代传统的用地功能类别和规则。因此，它们应该是客观的、精确的，并配合了社会和经济的情况和技术水平。有了这些指标，土地的实际用途和宗地设计的弹性就多了。性能指标取代了划一的用途类别、建筑高度限制、红线后退、间距、空地保留和种种的传统用地规划标准，容许（鼓励）混合与综合用途和鼓励设计与建筑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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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是国际上比较成功使用性能规划的国家，关键文件是1990—1992年颁布的《澳大利亚居住开发规范》（Australian Model Code For Residential Development，AMCORD），目的在通过性能指标去鼓励较高人口密度和较多建筑形式的邻里小区。主要内容是性能指标和依据，包括邻里区规划和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网、基础设施、排水系统）和街景与宗地规划。可是，这套规划范式并没有被普遍采用，主要是中产阶级认为这是高密度住房向小平房区入侵，影响楼价、影响形象，甚至使他们有不安全之感（其实也是阶级观念作祟）。可见，引用多年的功能分区规划范式不单是局限了土地使用效率，更是纵容了人的私心、自利和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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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规划用以人为本去取代以功能为本，以人的“物性”需要去取代资本的效率需要。各类城市人追求不同的空间机会，但他们对空间机会的素质（安全、方便、舒适、美观）很多时候有类同的要求和取舍。如果我们容许、鼓励对空间素质要求一致的城市人聚居一起就会提高城市土地的使用效率和提升城市居民的和谐共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性能分区的规划范式，以安全指标、舒适指标、方便指标、美观指标去划分不同的生活/生产区，去取代功能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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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不同经济、工程、产业的功能需要，城市人规划聚焦于不同年纪、性别、生命阶段的生活/生产需要；相对于功能的效率，城市人规划聚焦于生活/生产的空间素质；相对于互不侵犯、各自为政的功能分区，城市人规划聚焦于自存/共存的平衡；相对于以功能类别去桎梏城市土地走上单一和划一的使用和开发，城市人规划以性能指标去诱导城市土地走上混合和综合的使用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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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话要说回来，现在的功能分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来自“人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现代规划是针对当时工业革命带来的生活、生产活动与中古城市用地模式之间严重失调，聚焦于疏散居住区的挤塞和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当时考虑的噪音、日照、排污等都是从人的物性出发（可惜没有考虑人的自存/共存理性），归纳出各种用地模式来配合工业社会的生活、生产活动，也就是配合工业社会的功能。但由于那时的挤塞、混乱情况极严重，所以还是“大刀阔斧”地把城市用地按单功能类别来分割。到了今天，功能分区积习难改，好像变成了规划的“硬道理”。以性能等级分区去取代功能类别分区是个大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重新检验和识别各类功能（特别是后工业社会的功能）在城市用地的点和量上头的自身需要和对别人的影响，肯定会增强和丰富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并帮助提升土地使用效率和调解土地使用纷争。我们可从来自20世纪50、60年代，但如今仍常引用的各类功能用地的规划指标开始（从学校距离到通勤时间；从噪音、振动到日照、尘埃；从宗地面积、覆盖到楼高、容积率；从污水、表水到绿地、绿化带；从车速、车流到街宽、路网等），通过观察和调研去更新这些指标，使现代城市生活、生产的空间素质能够真正反映人的理性（追求自存/共存平衡）与物性（追求安全、方便、舒适、美观的空间机会）。先把功能分区人性化，然后慢慢地以性能等级取代功能类别，那就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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