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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陈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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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所不抗拒生活的房子：赵扬建筑笔记 [:170030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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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所不抗拒生活的房子：赵扬建筑笔记 后记直到第一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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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建筑有点像学功夫，就算混入了名门正派，没有高手的口授心传，终是难成。在我的建筑观萌芽时期，也就是还在清华的大三、大四这两年，我先后遇到了三位老师。从那时开始，这三位师父像复调音乐里协作并行的三个调子，在我成长为一名建筑师的路途中，像是有默契在先地对我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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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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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还是建筑学院模型室的闫师傅把我引荐给张轲的。那是 2001 年的夏天，张轲刚赢了前门外明城墙遗址公园的竞赛回到北京创业，意气风发，聊起当时的中国建筑，有一种“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张轲在“水清木华园”一套空荡荡的公寓里成立了“标准建筑事务所”（后来才改名为“标准营造”）。还记得当时公寓的白墙上贴着张轲几年前在哈佛念书时的一张铅笔手绘的轴测图，那是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一个台地园的改造设计。虽然我一直也没读懂那个设计，但那张图本身有一种奇妙的氛围，让我至今难忘。图面上线条不多，最醒目的地方是铅笔完稿后再手工拓印上去的一棵树漆黑的剪影。每根铅笔线条背后似乎都是锱铢必较的踌躇，这种踌躇不像是在等待灵感，倒像是怕灵感来得太廉价而伤害了一个需要精心维护的“标准”。张轲特别喜欢用一个词“Rigorous”来描述这种慎之又慎的态度，当时我对这个词的翻译是“严苛”。一个平面图被他翻来覆去地折腾，我们当时哪里知道这些反复的标准是什么，只觉得做了好多无用功，但是看到张轲满脸的凝重和他做决定时的忐忑，心想，那是把建筑看得有多么要命才会如此坚定不移地忐忑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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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张轲那时其实是在用他对好建筑的感性经验和对抗媚俗的理性自律来支撑起整个实践的。20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建筑界充斥着文化后现代的大屋顶和对国外商业后现代不明就里的抄袭。当时我们在学校，只知道张永和先生率先开始了一些破冰的尝试，刚回国的张轲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我隐约感觉到他对于做建筑的难度和乐趣都是深有体会的。他反对用简单的逻辑判断或者策略来推动设计，而是用经验性的标准和感受去把握全局，让具体的建筑问题逐一浮现，设计品质一点点被打磨出来。这样做当然特别累，也特别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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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时候杨振宁先生要回清华，于是学校在照澜院辟出一块用地，要给杨先生设计一座住宅（这算是老清华体面的传统，大教授们都在照澜院有自己的小洋房，好些还是林徽因先生的作品），这项目通过清华设计院交到了张轲手里。那时候我跟同窗卜骁骏（“时境建筑”创始合伙人）经常晚饭后骑车去张轲那儿帮忙，其实也没帮上什么忙，大家就是漫无边际地做了一堆设计，后来也总会被张轲推翻。当时张轲还邀请了他在哈佛的老同学维尼塔来帮忙，两个人专注地趴在桌子上用铅笔和尺规画图，线条一丝不苟。很多时候的讨论是就着半成品的图纸展开的，铅笔引领着想象，感受变得敏锐而有质地。同是清华建筑系毕业的张轲明白学校教育的匮乏处，他会带着我们细读西扎（Rafael Moneo）、莫奈欧（Alvaro Siza）这些大师的图纸，让我们看出其中“‘规矩’‘意图’和‘激情’”（discipline, intention and passion），图纸的客观性和感受的客观性之间的联系，一种他称之为“制图文化”（drawing culture）的东西。延伸到电脑CAD制图和读图，张轲也有坚持的标准跟方法（这些方法我一直沿用到现在）。他也特别看重手工模型，但是模型材料的选择很节制（主要是用灰色的卡纸板和透明有机玻璃），彻底改掉了我用花哨材料装点模型来取悦、哄骗自己的习惯。于是我体会到模型在用于表现设计之前，首先是用来帮助建筑师理解自己的设计的。这种对待工具的谦虚和虔敬让我体会到建筑这门手艺的涵养和尊严，这些都是当年在学校完全体验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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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张轲的引导下，我开始从体会一个平面图的品质去尝试理解一个建筑的品质。这有点像年轻鞋匠在师父的引导下，从皮料开始，对如何才算一双好皮鞋有些心领神会的体悟。皮鞋的好坏是无关风格的。一个帕拉迪奥（Andrea Palladio）的平面和一个路易•康（Lacisl.Kahn）的平面虽然相隔了几百年，材料和技术跨越了几次产业革命，但平面图的品质是可以摆在一起掂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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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大三，我本来有点沾沾自喜，还好碰到张轲，才明白自己还是门外汉。我依稀记得张轲最终提交的杨宅方案好像是布局特别简单，带院子的坡屋顶平房，内部空间的划分和家具的排布却别开生面。这个方案最终并没有被清华设计院采纳，倒也不意外：毕竟把家具和庭院都布置得如此具体，然而作为使用者的杨先生自己的意见丝毫未能参与进来，一厢情愿的生活方式很难有说服力。而且，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建筑界开始流行所谓的“概念”，如果没有个一目了然的与众不同，要期待普通从业者去理解张轲当时坚持的标准和品质，太不容易。我想这大概也是“标准营造”起步阶段的尴尬之处。张轲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的哈佛树立起自己的建筑观的。他深受当时在哈佛教书的雅克•赫尔佐格（Jacquse Herzog）、莫奈欧、卒姆托（Peter Zumthor）等建筑大师的影响，对于建筑学和建筑艺术的认识建立在欧洲建筑文化深厚的传统和教养之上，那是身处同一传统中的建筑师和大众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把这样的标准移植到二十年前的中国，水土不服是难免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时的我对于张轲的乐观和自信，多少会感到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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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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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三下学期期末获得了保送本校研究生的资格。当时启蒙过我的周榕老师把我引荐给了王路。王路在德国读完一个漫长的博士之后回清华任教，刚接任《世界建筑》主编不久，风度翩翩，也是学生中炙手可热的导师人选。学长中的先锋偶像——我亲爱的师姐贾连娜（“多相工作室”的创始人之一）就是王路的高徒。按照学校的规定，导师应该从大五才开始对研究生负责，实际上从大四上学期开始，王路就带着我和同门师兄姊一起去桂北考察乡土建筑，并开始接触他工作室的研究和设计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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