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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大千1978年结束海外漂泊回台湾定居时，溥儒早已在1963年底病逝于台北，再难寻找两人诗酒唱和的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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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人占领北平时期，对于以卖画为生的张大千而言，日子并不好过，这里既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压力，如何离开北平成为张大千当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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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很多有良知的文化人和一些国立大学选择离开北平这座故都，这时欣赏和收藏书画已经成为一种奢望。据张大千自己说：“在北平沦陷期间，所有的朋友都坐吃山空，人人叫穷，我也并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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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即占据颐和园，当时住在园内的七十多家住户，纷纷向西山和北京城内逃避。日军在园内园外搜刮居民、杀害无辜百姓和强奸妇女（的事），时有所闻。这时的张大千也逃往北平城内。另一友人则以张大千在颐和园的见闻质询日本在华北的政要，日本宪兵队即传讯张大千，对此事展开调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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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扣押张大千的消息不胫而走，华北和上海的报纸随即称：因侮辱皇军，张大千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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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日本人发起成立“中日艺术协会”，硬把张大千和黄宾虹列入发起人名单，报纸又纷纷报道：张大千好像已经落水做了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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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张大千想了一个逃离北平的主意，他和日本人说上海一个学生要为他开“遗作展”，他只有在上海露面才能澄清他被“枪毙”的消息。又表示他在上海有许多收藏，可以趁机取回，然后捐献给北平当局。日本人一方面不愿承担杀害艺术家的骂名；另一方面贪图他珍藏的书画，则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五月放张氏离开了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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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张大千的二十四箱宝物此时正藏在听鹂馆的住处，等他到南方后才请在北平的德国朋友帮忙，为他托运到上海租界，后来又转运到四川老家。张大千的金蝉脱壳之计才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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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查到颐和园的一段园林历史：1928年7月1日，颐和园被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并正式成为对外开放的国家公园。但这时的园林很破败，为了筹措维修经费，当时很多建筑被出租使用。例如，乐寿堂前院等十七座建筑作为甲等房出租，知春堂等二十二所建筑作为乙等房出租，乐农轩、永寿斋、平安室等作为丙等房出租，只是租金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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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作为皇室宗亲的溥儒在颐和园里居住还有不交房租的理由，那么，张大千以及袁克定等人在园内居住则每年需要向颐和园交纳一定的租金，才有了1949年袁克定被请出颐和园时有“交不起租金”和“以古董抵债”的坊间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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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有画速写的冲动，先以三队院内堆放在柳树下的石块、建筑构件和测杆为对象画了一张，然后又去画仁寿殿内的赏石立峰、摆放在玉澜堂大门前的两块石头，这些当年千挑万选的石头有些一直摆放在这里，有些则是圆明园的遗石；像仁寿殿园内的四块太湖石就是1937年6月由圆明园遗址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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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完玉澜堂前的石块天色已暗，借着暮色又画了一张耶律楚材祠西侧配房的钢笔画；配房前的小路是仁寿殿通往知春亭、文昌阁一带的必经之路，每天游人如织，配房里则卖些小吃和旅游纪念品。这时游人已经散尽，在小店中值班的老人也已退回室内休息，画面中仅剩下一棵棵成组的柏树以及这组平房的轮廓，室内泛黄的灯光映在窗户上，凸显出木制直棂窗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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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家诚，《溥心畬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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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上书，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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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颐和园》，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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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大千，《大风堂中龙门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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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家诚，《溥心畬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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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测绘笔记 [:170031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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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测绘笔记 20 福荫轩，样式雷，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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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29日，周六，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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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饭后带着速写本从永寿斋东侧的山道上山，经过含新亭后即来到半山上的福荫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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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漪园时期，这里仅建有一个点景建筑被称为“餐秀亭”，现在平面为书卷形的建筑为光绪时期在原址上的新建，并改名为“福荫轩”。远处看，这个三开间轩式建筑建在一组假山上，在建筑的两侧还各自引出一段折形游廊，游廊两端与两个假山石洞相连；建筑和游廊的屋顶没有使用中式坡屋顶而是采用了高低相近的平顶，加之立面上端柱栏式的女儿墙，曲曲折折的建筑在山顶上显得很特别。如果不看建筑上的装饰细节和牌匾，很容易将其看成一座民国时期修建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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