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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建筑批评类文章往往冠以“几点批判”、“几点意见”或“与……商榷”字样，建筑问题的讨论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一些基本但要紧的问题，例如形式与阶级的关系、传统建筑的艺术价值、技术表现与艺术性的关联，都在“民族形式”的话题之下，围绕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现实，展开旷日持久的讨论。 对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接受还是排斥，让建筑工作者难以取舍，因此，《我们要现代建筑》一文，也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争论。 同时，周卜颐在1957年下半年发表了两篇介绍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的文章《华•格罗毕斯》（即沃尔特•格罗皮乌斯），第一次以基本正面的态度推广一位“对立世界”中享有盛誉的建筑人物。这个连载于1957年的8月号结束，9月风气急转直下，反右斗争开始呈现出一片刀光剑影。此时的批评文章，就与学术，甚至与建筑关联甚微了。舆论开始一边倒地倾向于苏联经验，而理论性商榷和建筑本体问题的探讨，在1958年大跃进后基本噤声，几乎所有的批评文章都政治挂帅。同时，随着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工业发展，大量的项目介绍开始占据学报的版面。人们不再提出自己的观点，也不再对别人的设计发表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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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世纪60年代前期，建筑学界风气开始呈现出明显的重理工轻人文倾向，关于建筑的美学、哲学和史学讨论都淹没在滔滔的技术文章中。中国的国家建设从一穷二白开始，大多数建筑工作者都是从零起步，对自己和世界都谈不上了解。改革开放之前这30年，建筑知识界对外部世界总体上是隔膜、排斥和自我封闭的。哪怕是单纯跟随时代发展的技术主张，也要拿出苏联或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实例来佐证。20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建筑批评心智的孕育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的社会现实，令建筑讨论的中心话题从“民族形式”很快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结果，关于建筑本体和美学风格的讨论随着政治运动的深入很快销声匿迹。这一时期的理论话语主要沿袭自新中国成立前的建筑理论和苏联的建筑理论，建筑讨论形成了一个“经典范畴”，其中的关键词如“形式”、“功能”、“美观”、“节约”，可以上溯到维特鲁威时期的建筑观念，而对经济节约的提倡、对建筑诗性的排斥和对外观象征意义的高度重视，直到今天还影响着社会舆论对建筑的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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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一代建筑人来说，政治正确是学术讨论的前提。可是政治正确并不能保证学术正确，其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封闭和自足的价值观得到提倡，如今则反其道而行之，任何追随西方最新理论主张的姿态都可能被视为“开放创新”而得到褒扬，哪座建筑、哪个建筑师受到西方世界关注，就会在国内声名鹊起。尽管如此，信息容量决定心智水平，对那个时期的建筑人来说，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其实是不想知道、不敢知道，也无从知道的事情。有人说，“70年代以前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曾剑拔弩张，实际上也不过是政治帽子互相扣的游戏”， 这并不是历史的实情；事实上，在国家结构发生重大变革、一切都不可预知的情况下，中国建筑知识人在信息受限、实践机会贫乏、活动空间紧张的条件下，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思考、对话与探索。这种责任心和勇气，即便在今天也是很难重现的。但它极大地受制于一个时代，从而与身外的世界彼此暌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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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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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香山饭店”持久讨论——“传统形式现代化”是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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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第1期《建筑学报》刊登钟训正、奚树祥的文章《建筑创作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沉寂了20年的建筑思想，又有了破土而出的机会。人们几乎一起把眼睛投向外部世界。其实从前一年开始，几乎每期学报都用一定篇幅介绍曾一度被意识形态屏蔽的外界建筑作品，此时，作品背后的思想开始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可是百废待兴之际，如何继承建筑传统的宏大命题，又一次摆上台面。怎样在学习的过程中汲取精华，避免全盘西化？对于这个问题，不管是跻身现代建筑巅峰的贝聿铭，还是突然被抛进汪洋世界的新一代中国建筑人，都无法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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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形式的现代化是否可能？贝聿铭用香山饭店给人们提出了问题。贝聿铭本人是现代主义的嫡系传人，在他身上，很难看到对现代主义建筑的美学体系、精神气质和伦理功用的批评立场，狮子林中的童年回忆、格罗皮乌斯的言传身授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召唤，成为贝聿铭一个人拉接着的三个世界。香山饭店于1980年开始设计，1982年落成。时至今日，关于这个建筑的讨论一直没有断绝。它成功了吗？它失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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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讨论始于1980年4月彭培根的一篇《从贝聿铭的北京“香山饭店”设计谈现代中国建筑之路》。文章开宗明义，指出“国内建筑风格的形成进而向国际建筑界进军是我们这一代的共同的责任”；同时他也认为，现代科技、传统文化和居住问题得到解决，才可以创造出与西方抗衡的“新中国人民的建筑”。一种新的、属于“当代中国”的新“风格”的从无到有，成为一代建筑人心目中的甜蜜许诺。岂料文化融合是个痛苦不堪的过程。20年之后，热切的期待转化为强烈的失落，同样是这位作者，在西方建筑师大举侵入中国之际，在各种场合对“建筑殖民”的前景发出痛心疾首的呐喊。而这种局面，恰恰就是20年开放纲领之下建筑界同整个中国社会普遍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然而对建筑知识界而言，世纪初的局面是“道术已为天下裂”，很少有人会对现实一味排斥，或对未来怀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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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到1983年，在《建筑学报》上发表的以香山饭店为题的相关文章共计12篇。传统庭院和中国符号的运用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由内向外看的建筑师群体，从“民族化”的旧话题出发，谨慎发表自己对这座昂贵建筑物的评价。香山饭店已经成为事实，从情感上来说，人们却无法说服自己去放心拥抱这样一个未来。含蓄的批评，听起来似乎与文化大局无涉，比如人们普遍怀疑设计手法是否真的值得借鉴；大量的资金投入是否符合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现实；选址是否得宜（这一点遭到最多批评） ，等等。怀着普遍的不解和矜持，人们第一次从经济、效率、节能等无可辩驳的“经典范畴”对香山饭店展开了无情的批评（这种批评的角度和模式，日后将反复重现于针对来自体制之外的设计讨论中）。有人说，这座建筑“无补于香山，有损于香山”，“只是一种方法，不是一个方向”，有人甚至从个人口味出发对设计中的某些细节表达了生硬的排斥情绪。尽管不乏同情和赞美，但正面的评价大多类似对贝本人的方案阐释的重复。眼界决定了评价的范畴，而概念的贫乏，限制了讨论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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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对于中国建筑界来说，贝聿铭是最接近“我们”的一个“外人”，然而外人毕竟是外人。我们可以绕过直接对话，通过自力更生、刻苦学习获得一种思想吗？从人们对这最初的文化交流所表现出来的排斥来看，似乎对此普遍持有乐观的期待。30年过去了，当真正的“外人”以更加不友好的姿态强势侵入我们贫弱的建筑思维之时，圆桌边上的学者专家，并没有给出一个能代表我们自己心智水平的解决方案。面对那么多无力的呐喊和无奈的退缩，人们重新想起了贝聿铭和他的香山饭店。毋庸置疑，那些引起争议的外来建筑师，其实都在努力实践着自己的理想。可是只有贝聿铭的理想才跟我们自己的如此贴近，因此哪怕你对香山饭店有如此众多的责难，却不能不认真思考它所提出的问题——而它本来就不是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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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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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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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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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部分中国建筑师还在探索外部形态为主传统现代化方法的时候，贝聿铭提出了空间为主传统现代化转换的视觉”。贝聿铭是极少数在30年的时间里，“始终要表达中国精神信念的建筑师。”——崔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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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前后，随着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落成，人们又一次开启了中国形式与西方现代如何结合的话题。只是此次，批评的心智已经大为不同于20多年前的讨论。韩国建筑师崔富得在一篇文章中说：“当大部分中国建筑师还在探索外部形态为主传统现代化方法的时候，贝聿铭提出了空间为主传统现代化转换的视觉。”贝聿铭是极少数在30年的时间里，“始终要表达中国精神信念的建筑师”，在就这一点达成肯定的共识之后，人们开始从价值体系、设计手法、细节处理、艺术含量、完成程度和社会功效等诸方面全面评价这座建筑的得与失。关于香山饭店的讨论，第一次脱离了经济性、适用性或历史文化保护的经典范畴，转为对“传统形式现代化”这一命题的直接批评，贝氏所心仪的传统、为了追求这一传统的现代表达所采用的手法工具、其流于浅表的古典精神的空间转译，都被一一指出。在一篇深入讨论香山饭店所预示的“传统形式现代化”理想及其挫折的文章中，作者董豫赣似乎在不断揭示贝聿铭的事与愿违和无能为力，然而在这样冷静无情的分析之中却包含着20世纪80年代初那场讨论所不具备的同情心。如果说香山饭店是一次失败的尝试，那么80年代以来，哪座中国建筑算是成功了呢？恐怕眼下没人能够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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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贝聿铭所提出的问题可以理解为：中国建筑知识人将以何种姿态来开启一种新传统的开创事业？在香山饭店落成之际，这个问题也许仍显模糊，如今却格外清晰。只是那时候，我们寄希望于融入，希望外部世界的接纳和认可。如今，在西方世界的生存理想面临全面危机之际，一条中国道路的探索，也许就不仅仅是建筑美学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它仍然从形式开始，到形式终止，但其寓意深远，已经跟我们独特的生存理想关联到一起。是否可以在西方现代语境之外，寻找一种更加合理、更具吸引力的替代模式？建筑心智的转移，已经让那个“传统风格现代化”的命题让位于一个全新的命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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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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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筑批评”本身——观念、词语和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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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哪个时代，留在人们心中最深处，促使人们做出选择的，最终还是“此地当下”的现实。这现实，不仅包含着主观的洞察，也意味着客观条件的平衡。说到底，知识不仅是内外兼修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个选择。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风气之先的，就是大量国外经典建筑学术书刊的译介和作品赏析。西方现代建筑的实践和理论体系经过百年发展，到中国建筑人心智初开的20世纪80年代，已经是郁郁乎文哉，矗立在人们面前，像一座丰碑。“建筑批评”的园地，正是在这种全面学习借鉴的风气之下开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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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4月，《建筑学报》刊登了邹德侬的文章《建筑理论、评论与创作》，第一次明确提倡建筑评论：“……就当前而言，开展健康的建筑评论，要比孤立地研究理论重要得多，也切实可行得多……建筑的理论和流派是评论出来的，评论是新建筑的接生婆。”仿佛一夜之间，人们忽然意识到这件事情不仅必要，而且有效，而眼下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同一篇文章中所列举的：“当前我们的建筑评论相当薄弱，与繁荣创作的要求相去甚远……建筑评论在本行业内的薄弱、在姊妹艺术之间的隔膜、在社会报刊上的误会等诸多现象，急需建筑工作者亲自动手改善。”同年，各专业媒体刊出了多篇针对具体建筑作品的评论文章，同时也对评论本身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个时候，到底采用“建筑评论”还是“建筑批评”的提法，已经成为一个问题。潜移默化之间，人们似乎普遍倾向于选用更趋中性的“评论”一词，这不仅反映了业界对10年之前的大动荡心有余悸，也很恰当地勾勒出当时人们的批评心智，仍然将批评看成是一种切磋探讨，而不是一种反思性的知识建构。《建筑学报》1987年第11期，发表了张学栋的文章《对建筑评论的反省》，指出大众的评论、建筑师的评论和评论家的评论之间的区别，鼓励评论的专业化，主张在高等院校开设建筑评论课。事实上，早在1982年，这门课程就已经走进清华大学和同济大学的讲堂。1989年8月，《建筑学报》发表了罗小未的《建筑评论》一文，今天看来，这是关于这一话题的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入的学理化讨论。该文追溯了“评论”的英文词源，从一般意义上讨论了开展建筑评论可能的渠道、评价的标准及评论的模式。文中大量列举国外建筑评论的实例，使用了很多国外社会批评和文艺批评的概念，如“公众参与”、 “道德批评”、“心理批评”、“原型批评”等，针对种种可能的批评角度和目标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列举，并且第一次认真分析了建筑评论的文体特征。这是建筑评论理论化的第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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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纵观此后20年的评论实践，这个理论化的过程未免来得太早了。国内的生产建设高潮繁荣了设计市场，评论水平却没有相应的提升，甚至于，设计领域的反智和功利倾向，让刚刚开始出现的评论热情又一次误入歧途。跟其他领域一样，市场的发育速度远远超过知识的积累速度。评论理论化的结果，是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建筑界对“建筑评论”理论本身的热情，似乎超过了从事评论的热情。大量关于什么是评论、为什么要评论、如何开展评论的文章纷至沓来，让评论本身的欠缺显得更加刺目；而评论的欠缺，反过来又让市场的繁荣显得格外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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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一片建设高潮中，《建筑学报》开设了“建筑论坛”专栏，编委会在90年代的10年间，每年择地召开例会的同时，对当地的建筑与城市建设展开评论活动，然后在学报上刊登评论纪要，试图带动国内建筑评论的开展。在学报带动之下，国内其他建筑媒体也开设了类似的专栏，给建筑评论以专门的空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此时的建筑评论却呈现出两个相互矛盾的特征。一是设计说明和创作体会非常繁荣，评论文章却依然贫瘠，并且仍然使用非理论化的词汇如“感人”、“高雅”、“推陈出新”等。二是在谈论评论理论的文章中，词语和范畴都大大扩充了，并且大量推广西方建筑理论和评论的观念、词语和范畴。各种学科及主义纷纷涌现，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批评角度的同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主动理论化和“拿来主义”的方式反而加速了评论中真情实感的流失。这使我们认识到，建筑评论缺乏深度，确与评论语言中理论化和专业化的程度较低有关，但在真正吃透外部思想之前直接加以套用，等于透过别人的眼睛去观察自己的世界，给本不强健的感受力套上了双重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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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拿来主义”的建筑批评理论化主张，到2001年促成了一部《建筑批评学》的诞生。这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建筑评论及其理论，以及建筑评论与文艺批评之间的联系。全书注释共242条，其中178条为西文文献或翻译文献，其余中文文献，绝大多数也都是讨论西方思想的“原创著作”，中国古典文献为4条，这种知识结构的比例分配有其象征意义。同时，正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总结的：“批评是一种思维的习惯、一种存在的方式，它并不非要借助专门的文体……批评以知识生产为目的”。事实上，在任何领域，评论都应极力避免方法论化而沦为八股，更不大可能因其普遍的适用性和永恒价值而成为一个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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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建筑理论和评论的观点、词语和范畴都得到了充分的拓展，是建筑批评心智走向开放的20年。从理论和评论类文章的注解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西方文献的引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大师系列”成为几代人的案头读物，而80年代中由汪坦教授主持的“建筑理论译丛”，时至今日仍然是本领域西方建筑思想的启蒙书。媒体中介绍国外建筑的篇幅很多，这些出版物推动了思考的同时，也圈定了讨论的话语和范畴。可以说，在这20年间，中国建筑人对国外作品和思想的重视远远超过本国。暂时无法看清，这段时间的“补课”给中国建筑知识界带来的到底是融入世界的自信还是更加强烈的自卑。也许对这个历史时期而言，尽可能开放心智，广泛引进吸收外来文化，是建筑学界最要紧的事情。可是对外开放往往意味着对内封闭：高校中，中国建筑史论受到冷落；在具有历史象征意义的奥运场馆设计过程中，我们缺乏足以表现文化自信力的设计语言；面对令人迷惑的建筑现象，我们又缺乏足以清晰描述的理论语言。自身语言的匮乏让中国建筑界在世界面前黯然神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