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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一片建设高潮中，《建筑学报》开设了“建筑论坛”专栏，编委会在90年代的10年间，每年择地召开例会的同时，对当地的建筑与城市建设展开评论活动，然后在学报上刊登评论纪要，试图带动国内建筑评论的开展。在学报带动之下，国内其他建筑媒体也开设了类似的专栏，给建筑评论以专门的空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此时的建筑评论却呈现出两个相互矛盾的特征。一是设计说明和创作体会非常繁荣，评论文章却依然贫瘠，并且仍然使用非理论化的词汇如“感人”、“高雅”、“推陈出新”等。二是在谈论评论理论的文章中，词语和范畴都大大扩充了，并且大量推广西方建筑理论和评论的观念、词语和范畴。各种学科及主义纷纷涌现，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批评角度的同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主动理论化和“拿来主义”的方式反而加速了评论中真情实感的流失。这使我们认识到，建筑评论缺乏深度，确与评论语言中理论化和专业化的程度较低有关，但在真正吃透外部思想之前直接加以套用，等于透过别人的眼睛去观察自己的世界，给本不强健的感受力套上了双重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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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拿来主义”的建筑批评理论化主张，到2001年促成了一部《建筑批评学》的诞生。这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建筑评论及其理论，以及建筑评论与文艺批评之间的联系。全书注释共242条，其中178条为西文文献或翻译文献，其余中文文献，绝大多数也都是讨论西方思想的“原创著作”，中国古典文献为4条，这种知识结构的比例分配有其象征意义。同时，正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总结的：“批评是一种思维的习惯、一种存在的方式，它并不非要借助专门的文体……批评以知识生产为目的”。事实上，在任何领域，评论都应极力避免方法论化而沦为八股，更不大可能因其普遍的适用性和永恒价值而成为一个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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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建筑理论和评论的观点、词语和范畴都得到了充分的拓展，是建筑批评心智走向开放的20年。从理论和评论类文章的注解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西方文献的引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大师系列”成为几代人的案头读物，而80年代中由汪坦教授主持的“建筑理论译丛”，时至今日仍然是本领域西方建筑思想的启蒙书。媒体中介绍国外建筑的篇幅很多，这些出版物推动了思考的同时，也圈定了讨论的话语和范畴。可以说，在这20年间，中国建筑人对国外作品和思想的重视远远超过本国。暂时无法看清，这段时间的“补课”给中国建筑知识界带来的到底是融入世界的自信还是更加强烈的自卑。也许对这个历史时期而言，尽可能开放心智，广泛引进吸收外来文化，是建筑学界最要紧的事情。可是对外开放往往意味着对内封闭：高校中，中国建筑史论受到冷落；在具有历史象征意义的奥运场馆设计过程中，我们缺乏足以表现文化自信力的设计语言；面对令人迷惑的建筑现象，我们又缺乏足以清晰描述的理论语言。自身语言的匮乏让中国建筑界在世界面前黯然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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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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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统”和“中国模式”——开始全面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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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建筑媒体所刊载的评论文章，在观点、词语和范畴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建筑批评的心智出现分歧。随着视野的扩张和海外学人的更多介入，有一部分评论文章已经很难分辨到底是翻译文章还是原创作品。尽管没有明确的界定，人们还是能清楚感觉到“新”与“旧”的隔阂。在国内，主张全面革新建筑思维方式的新生代在海归建筑师的实践中寻找精神支持，一些建筑作品、一些书刊和一些言论，已经体现出极大的“新经典”批评价值，它的批评对象，就是业界自甘平庸的批评心智、体制化的建筑生产模式，以及“经典”的建筑理论范畴，如关于“形式”、 “经济性”、“适用性”的无休止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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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经典”范畴从锐意求新的建筑媒体中大幅退却，却在方案讨论会等场合继续存在。市场和学术界的建筑话语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分歧，“洋务派”和“海归派”很小心地回避传统语言。与此同时，境外建筑师在国内获得了大量工程实践机会，对于保守人士来说，原来似有若无的观念挑战很快发展为贴身肉搏，为此，他们以“经典”范畴和民族主义为武器发出猛烈反击，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如“鸟巢”的瘦身）。然而外国建筑师的成功反过来验证了中国建筑师群体性的语言贫乏，不管是保守还是激进、相互认同多少，只要是在同一个西方文化的逼视之下，就都不能不承认这一冷酷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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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同，对这一代建筑师和建筑学人来说，经济、政策的束缚已经不再是问题。改革开放所提供的巨大市场，使中国建筑师获得令人羡慕的机会；建筑作为一种文本，它的隐喻功能深藏不露，不大会像文学或电影那样触碰意识形态防线。这个时候，建筑师群体缺乏抱负的涣散状态似已成为众矢之的，然而有责任心的建筑师们却无奈地表示，努力让业主变得更有趣味，比说服他们改变信仰都难。在市场和知识环境的双重幻灭之中，一些理论讨论明显带有防御的倾向，如重返“建筑本身”的努力、批判地域主义、关于建构的持续热情、带有怀旧色彩的乡村实验等。抵抗并不意味着懦弱，权宜也并不见得是逃避，人们也许只是在等待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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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勇敢面对问题的时候了。对于中国建筑界而言，美学和伦理、民族与世界，不仅仅是个选择题，它一直都是人们内心里最深的痛楚。60年来，人们在努力寻找的，不正是一种属于自己的建筑语言吗？它必须简洁有力，合乎源远流长的中国精神。表面上看，这是个形式语言的寻找过程，事实上，美的形式就是道德本身，就是孔夫子的礼和乐；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言的过程，就是重建自信的过程，就是重建中国式的生存理念和环境秩序的过程，是用建筑语言阐释几千年来中国知识人心目中的“理想家园”的过程。今天，我们还在用“空间”、“体量”、“美学”、“伦理”这些外来词汇来描述我们的建筑现象，明天也许我们就会拥有属于自己的词汇和范畴，更加丰富、更加自觉，也更加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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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中国建筑界理论关怀的局面似乎缩小了。关于什么是形式美、什么是空间之类的宏观抽象讨论已经非常少见；从中国视野、或者稍为拓展的东亚视野出发看待建筑现象的建筑师， 已经大有人在。通过与历史切割，我们现在荣登全球性通用话语平台，也可以很清高，对 “现象学、数字化”等“标新立异”的言论一概不予理睬，转而倾心于我们自己的问题。可是到底什么是“中国精神”，它如何影响知识人的环境观念、如何物质化为有形的空间，我们如何努力让它具备精深的内涵，同时出之以跨文化、跨知识水平的普遍形式，却是一个更加艰难的问题。挫折感袭来的时候，也许人们会怀疑自己：我们真的获得与世界平等对话的心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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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锐意求新的建筑学人中间，由于知识背景和理论抱负不同，有些主张取之于外，倾向于国际参与和对话；有些则更注重内力的修炼，力求独辟蹊径，重返古典。 二者都较前人更加了解世界建筑知识的全局，怀有更深切的现实感。同时，建筑领域之外，有一批游走于建筑界、出版界和艺术界边缘的人士借媒体、展览和国际活动涉足建筑领域，客观上加强了建筑界同外部知识界的信息交流。32如史建和王明贤对中国实验建筑的大力提倡，欧宁、方振宁等人在建筑展览和批评方面的实践等。批评和反思、全球化背景下的自我意识，成为新一代建筑知识人的思维主线。2007年，朱剑飞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正是由于中国建筑整体脉络的割裂造成国内建筑心智的片面化和彼此对立。 在新的历史视野中，人们也开始认真关注第一批实验建筑师在中国建筑语言探索过程中的积极意义， 并指出他们在承担“中国性”探索任务中遭遇的两难。 一些建筑师意识到，假如不能重返历史，从精神上回归中国，无论吸收多么丰富的外来营养，都不能对中国的“现代”有所助益。“新传统”或“中国模式”的确立，离不开中国传统知识人精神的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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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只有在一种全球的眼光之下，才有可能真正关注自身。建筑评论方面，古今中西的取舍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朱剑飞谈到了一个同样在不断变化着的西方，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和西方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在西方，后批评的实用主义正在超越批评主义传统；而在实用主义当道的当代中国，批评主义却开始兴起”。36应当说，大趋势的确如此，可是稍加思考，就会明白两个世界中的“主义”实际上并不是在同一个心智水平上运行。因此，作者所主张的批评观念的交换和流动，至少在今天还不能说是“双向”的。可是我们的心智水平至少足以支撑这样的疑问：我们是否一定要从境外理论家们的视角来实现自我认知呢？同空中楼阁般的外部理论进行煞有介事的切磋，到底是否有益于我们的批评心智呢？37关于中西交流的讨论尽管从关注自身开始，却留下了一个更大的疑问：采用了如此众多的西式词汇和观点，令探讨本身充满了西方理论的内容和旨趣，我们看世界，难道是以西方为基准吗？无论是库哈斯还是福山，外部世界在不断以各种方式解释中国的现实，这是他们的传统。现在是我们开始顺着他们的思维，在帮忙解释。这算是交流吗？我们会因此而更了解自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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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也许会觉得在一片“中国模式”的呐喊当中，中国当代建筑批评心智正在走向务虚。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一切伟大的事业都建立在梦想的基础上。其中的所包含的超越精神，恰好可以唤起人们对身边世界的深切不满，以及不断改造现实的动力。空想意味着对长远价值的关心和人文精神的回归，非如此不足以在历史和未来之间架设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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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报》自1954年创刊以来，带动全国建筑媒体，为建筑方案的研讨、建筑观念的推介提供了舞台，在建筑实践与知识生产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关联。在翻检一篇篇文字的过程中，哪怕我们不一定赞同其观点，却必须认出其间投注的巨大热情和诚意，也有义务将这份热情和诚意传递下去。跟其他领域一样，原生的思想是建筑学的灵魂，思想的介入，能给行业实践带来质的飞跃，而建筑评论是知识主体将人文关怀、理性思辨与历史感注入现实的唯一途径。60年来，我们的建筑心智通过中国—西方—中国这样一个过程循环上升，不仅更加了解外部世界，也更加了解自己。可以说，这60年的建筑评论，尽管步履蹒跚，却是中国建筑人利用建筑这个文化载体，尝试接过中国知识人的有为传统，力求肩负起文化责任和社会责任，通过自己的主动思考，接近中国问题的又一次努力。然而，我们也可以从中看见感受力和同情心的疏失，实用主义、工具理性及“识时务”的倾向和对长远价值的忽视。我们都知道这是过程中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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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建筑批评无非是建筑人对于建筑这个宏观领域中具体问题的良知展现和肺腑之言，它可以出之于理性，也必须出之于感情，因此，当你用心聆听、仔细辨别，就能从一大堆专业概念和政治呼吁中读到那些最深的关怀，它是一代又一代的建筑人对我们无法切断的文化血缘和爱之深、责之切的现实境况的最真切表达。没有批评就没有方向，唯有健全的心智，方能做出有价值的批评。批评水平的提高，反映出的是国内建筑实践水平和知识界心智水平的双重提升。60年来，中国建筑知识界一直在政策和市场的夹缝中调整应对外部世界的姿态，这一过程仍然任重道远。由几代人逐渐积累而塑造的中国建筑批评心智，也从争论民族形式的有无走向中国式的生存哲学的探索，有望在未来中国智慧的复苏、中国模式的确立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此时此刻，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人必须积极投入，才能促成中国建筑批评走向知识生产，直接作用于新的建筑伦理的构建和属于自己的形式语言的生成。我们不一定能成功，但是我们一定要做，证明这一代建筑人是有价值的，证明道理不都是别人的道理，我们只需翻译一下即可；也要证明这个世界不只是别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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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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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规理想国 无语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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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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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巢”的设计师可曾想到，他们正在编织神话。数百年的焦灼，数十亿人的渴望，聚光灯下，熊猫不再是动物，“鸟巢”不再是建筑，人们用愿望书写传奇。“鸟巢”是转世灵童，偶然性和血缘在出生之前就决定了它不可抗拒的崇高。“鸟巢”是否还算是一栋建筑？这无关紧要。少数人看到皇冠，多数人看到皇冠上璀璨的夜明珠。有谁知道，“鸟巢”本来是不可见的。在这个地方，两千年前我们拥有了一道城，如今我们开始拥有一座巢。城并非真的是城，巢也并非真的是巢。可以假定，它们将仅存在于观念之中——城与巢，两个彼此关联的封闭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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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巢”是天外来客，对于我们缓慢而庞大的观念系统而言，它太新了。于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毫无例外地，双方都把它看做是一个象征，而不仅是一座建筑。争论在纯数字层面上展开，资金、预算、节约、安全。假理性之名，大家整齐地回避了关于本体和美学的讨论。这莫非是一种古老而成熟的智慧在个别事态上的集中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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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巢”的瘦身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院士、专家、学者，雄辩滔滔。历史面前，人多么渺小。假如自己不能创造作品，就在别人的作品上刻下“到此一游”。瘦巢想必是人们对辩证法推崇：“真实的事物都不完美。故而，面对一件趋于无瑕的造物，我们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使其在真实和完美之间实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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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巢——瘦了身的“鸟巢”。客观地说，“鸟巢”不但在物质形态上瘦身，就设计师职业生涯中一系列作品所呈现出的连贯性和深度而言，“鸟巢”首先是概念上瘦身的结果。这反映了建筑师职业的两难——项目越显赫，原创性越枯萎。过多的期望、抱负、寄托，过多的审视、质疑、论证，过于仓促的时间和反复的修改。建筑本是天地间的作品，就尺度论，人类的雄心仍显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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