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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部门态度明确之后，本来悄无声息的建筑界忽然活跃，院士上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台，“倒巢派”逐渐成形。“倒巢派”一致指出，“鸟巢”自重过大，存在结构安全隐患；造价过高，超过国家发展水平；崇洋奢华，片面营造视觉冲击，“忽略安全、实用、环保等建筑基本要义”。争论终于上升到形式层面，言外之意是：如此怪异的建筑，人们却愿意为它承担风险和巨额花费，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更不能容忍的，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建筑师居然为这样出格的设计拍手叫好，从这里面，“倒巢派”远远看到了中国遭到“建筑殖民”的前景。这样，“倒巢运动”迅速升温，以科学、理性之名开始，任何人都能体会到背后受伤的感情，这已经不仅仅是个关乎安全和造价的问题，而是对大众的麻木痛心疾首，要借“倒巢”的机会，来一次本土建筑乃至文化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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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倒巢派”内部也分成两个主要的阵营，一些人主张彻底推翻这个项目，由中国建筑师来重新设计，言词激烈者甚至呼吁将设计师 “拉出去枪毙”；大多数人则主张在现有基础上调整，以满足节约和安全的要求。由于“鸟巢”的中标符合规定程序，单方面终止显然有悖诚信，此前舆论界的一致赞誉也覆水难收，所以后一种态度毋庸置疑占了上风，可是改什么、怎么改还是要听专家意见，于是“瘦身”的概念提出来，专家们先是对可开启屋盖提出了质疑，这本是标书中明确的规定，如今被专家称之为“茶壶盖”，显然要去掉它，并扩大开口；专家又说：“如果勤俭就只是砍顶，那也太简单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使构造更加合理，投资再省一半都是可能的。”这样，原方案从上到下都面临重新设计，一切都重新来过，“只保持建筑外形和构建外轮廓尺寸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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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有关人士回忆，“鸟巢”的编织外形，原本就是为了支撑巨大的可开启屋盖而在大量可能性中做出的无奈选择。去掉屋盖，就等于删除了编织外形得以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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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颇为典型的“中国式修改”，对外一再强调“保持原有设计概念不变”；也许人们认为满足经济要求的建筑就显然更优越，可是对于设计师来说，任何粗暴和固执的修改意见，都全然无视建筑设计的基本困境，也就是说，设计本身根本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只能综合各种条件，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最优，如果能满足基本要求，又能传达一定的设计意图，已属难能可贵，何况“鸟巢”本身寄托着设计者更大的抱负，他们为了更高的目标，本来就倾向于淡化物质因素的考虑，在他们看来，也许经济层面的基本问题并非这样一座建筑的首要问题，而勾勒一个“梦想”，才是项目的发起者与设计者共同的目标。这一层含义，限于建筑概念的专业化与大众传媒的隔膜解读，被“倒巢派”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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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国式修改”出台，有趣的是，主管部门采纳了“倒巢派”呼吁的“理性部分”，即安全性与经济性方面的修改意见，而坚持原有的形式，等于实际上无视“倒巢派”的情感需求。这样，以牺牲方案原初的完整为代价，怀柔了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专家、设计者和主管部门实现了勉强的折中。纵观整个倒巢事件，最先提出的安全问题实际上最不构成问题，而最后提出的形式问题最终也没有答案。所以，只有“节俭办奥运”的经济问题可以提、可以改、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官方说法终于在8月31日出台：“钢结构用钢量比原设计减少了22.3％，膜结构减少了13％。安全性进一步增强。”也许减少4亿元的建设费用，才是切实可见的收获。几乎无人关心设计师隐藏在简单形式背后的深谋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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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一片声讨的“正义之声”里，忽然出现了不同的声音。9月，房地产与文化艺术界人士开始结成“挺巢派”，就“鸟巢”修改的正当性提出质疑。10月，几十名建筑师、艺术家、房产商联名发表《青岛声明》，对“鸟巢”修改案正式发出质疑。声明中称：不能机械地以单一的造价因素来衡量建筑的价值，如果“鸟巢”以取消活动屋盖、缩减结构框架来降低造价，将会使其失去作为经典建筑的完整性，由此造成的历史性遗憾将无法弥补。这个声明，可以视为对建筑师构思权利和设计独立性的一次维权活动，也是有识之士对艺术的长远价值的一种肯定，同时提出了保全概念完整性之下的经济解决方案。然而与“倒巢派”的高调姿态不同，“挺巢派”的维权活动限于民间层面。一时间，“倒巢”与“挺巢”之争似乎不仅代表着本土与外来思想之间的较量，也被看做泥古不化和锐意革新的观念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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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瘦身”事件本身是建筑设计领域新旧势力争夺话语权的较量，以及各种各样的炒作和夸张，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假若把“鸟巢瘦身”事件放在当代中国文化大局中来审视，不难发现，辩论双方尽管观点各自有别，在态度上却大多是一样的真诚，发自肺腑。这些见解，显然都是压抑很久、积累多年，厚积薄发的深切忧思。正因如此，一项四平八稳的“中国式解决”会让辩论双方都觉得意犹未尽，言不及义。而对于我们这个历经百年风雨的国家来说，放开手脚去追逐梦想，也许还不到时候。这一层顾虑，只能依靠技术论证的理性成分来博得名义上的合理性：经济和节约，在任何时代都将是颠扑不灭的理由，具有伦理上先验的正当性；这正是“倒巢派”主打的经济牌，尽管，这张牌也许只是他们的王牌，并不是他们的底牌（民族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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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底为什么需要举办奥运会，为什么需要建造一座与众不同的体育馆，为什么要赞美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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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只是为了一个梦想。在200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主持人白岩松说过这样一段话：“1908年的《天津青年杂志》，对当时的国人提出了三个问题：中国何时我们能有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我们能组织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我们能举办一届奥运会？……这不仅是奥运之梦，更是国运之梦啊！……仿佛是巧合，从1908年到2008年，整整一个百年，三个问题被完满地解答，这种巧合，是不是对一个民族有梦并追梦的最好回应呢？今天，走得再远，或许也不该忘了当初我们是如何出发的，在百年圆梦的跑道上，最初站上去的中国人，当初该是怎样的孤单与感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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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建设中的“鸟巢” 金秋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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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巢”，中国制造？金秋野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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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鸟巢”并不仅仅是一座体育馆，它实际上是国人的梦想所系。因此，建造“鸟巢”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安全与合理，不是为了实现经济与节约，而是为了更崇高的目标——实现民族与国家之梦。无论它有多么困难，无论条件多么苛刻，人们都不该忘记了初衷。换句话说，条件越苛刻，困难越多，完成它的成就感就越高。只有想象力能够激发创造力，只有梦想的实现能够带来命运真正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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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座“瘦巢”似乎暗示着，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们还不能抓住真正的梦想。就“鸟巢”而言，也许它即便按照原来的图纸一分不差地实现，也不能承担鸦片战争以来200年的文化之重。本土的建筑师，没有自己的语言，无法在一项预示未来的事业中将自己的观念通过一件作品完整地传达给世界。然而缺少自己的语言，并非只是建筑界的难题。在密集的文化碰撞之下，在艰难的文化转型之间，几乎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都面对着同样的语言的缺失——要靠别人的头脑来勾勒自己的梦想。当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已经超越了形式语言的限制而走向更本质的问题，我们却只能在语言层面，甚至象征层面对其作品进行品评。也许只有首先实现这个沉重的梦想，我们才有条件理解并试着加载一个超脱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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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两个彼此相同的梦想。设计师为“鸟巢”所赋予的简单却超脱的人类建造之梦，与我们这个国家所要承担的文化、经济、国家复兴之梦，两者叠加，由于密度的不同而不可调和。面对这样庞大的国家委托以及与之相连的荣誉、成就感和历史意义，异国设计师失去了概念平衡，而他们卓越的努力，也在言不及义的阐释和激烈的辩论中走了样。“取乎其上，得乎其中”，一座概念和形体上双重缩水的“瘦巢”，通过其业已不可变更的坚硬外壳封存了一段历史，它的不完美值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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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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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规理想国 [:1700314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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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规理想国 无梦又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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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20日，在北京方家胡同，举办了一场名为“东西南北中——十年的三个民间叙事”的联合建筑展览。参展的三家建筑事务所在业界声望卓著，分别是：马达思班（MADA s.p.a.m.）、家琨建筑工作室和都市实践（URBANUS）。细读展览题目，在谦逊含蓄之中，透露出一丝气吞山河的寓意。例如“民间”一词，暗示着对“体制”的婉拒，而“叙事”则充满“人文情怀”，意即此为深层的“洞察”而非肤浅的“说明”。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十年”这个词。在中国文化当中，“十年”是不寻常的。有时，它是功成名就的标榜：“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有时则意味着梦想流失，宿命感虚无感抬头，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十年老尽少年心”。但在旁观者眼里，倒更愿意想起贾岛的名句：“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十年间，建筑观念齐刷刷右转，商品价值将民间建筑思维中的理想主义荡涤一空。而朝野一致的造星运动，终于有所斩获。台上是明星，台下是建筑师？是理论家？是批评者？还是商人？十年的时间还不够我们给出评判。“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中国建筑界十年间磨出的这一把利刃，到底要用它来荡平哪些“不平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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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且先来看看这十年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在国内，青藏铁路通车，三峡大坝建成，嫦娥一号升空，中国成功申办并举行了奥运会和世博会。在国际上，美国发生9·11事件，“文明的冲突”成为新的关键字。SARS和禽流感席卷全球，与日俱增的地质灾难和气候巨变令人们忧心忡忡却苦无对策。十年的末尾，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袭来，人们开始思考，莫非人类社会现行的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都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值此险象环生之际，中国建筑界却迎来了史上最大的发展机遇：商业地产开发催生了体制外的设计市场；大批国营设计院和私人事务所在此搏杀，俨然一个设计界的丛林时代；中国城市以无法想象的速度膨胀，人居环境方面的改善却非常有限；设计语言的匮乏造成山寨建筑的层出不穷，施工质量的落伍令美好的憧憬成为泡影，大干快上的热情使得任何耐心和品味追求失去现实意义。每个人内心都是纠结的，每件事情都在拧巴中突飞猛进，一座座造价、规模和形象上注定成为城市象征的新建筑相继落成，却缺少本土建筑师的思维投入。建筑师是焦虑的。短期的商业成功和长远的职业声望之间，似乎存在着天然的屏障；给自己带来机会的建设任务，很可能是盲目开发和错误决策的结果，个人成就成为环境破坏和社会不公的推手。举目四望，新世纪中到处都是不平事，这分明是令有心人痛苦万分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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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媒体的声音，无异于隔靴搔痒；建筑师的自我阐释、评论家的煽风点火，更是让人一片茫然。现象的聚集、符号的生产，让人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行动家，在“当下”的层面上思考，抹平历史纵深的话语建构，对有限形式探索的过度阐释，一时蔚为大观。细看来，在每一次熙来攘往的会议展览、众声嘈杂的辩论研讨、云蒸霞蔚的酒会聚餐背后，找不到期待中思想的凝聚，所见唯各式各样隐蔽在资本运作背后的观念操作、利益交换或声望寻租，互留名片后一拍两散。库哈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建筑师撕下读书人的面皮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艺术界与建筑界的一次次激荡，建筑师谋求突破体制、传统和身份局限而进行的一次次“越界”，进一步扬起了“八佾舞于庭”的尘埃。纷纷扰扰之中，艺术家、建筑师、评论家、各种各样顶着头衔的人，对市场或半推半就，或赤裸裸喊出“利用艺术”的口号。 对此，资本一直在冷眼旁观。这是轻飘飘的十年，人们不得不掩埋自己的真实和诚恳、坚定可靠的话语，那些精神理想，被人嘲笑或贬低，自己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投机精神牢牢控制了艺术和建筑人格，知识阶层的成功都以商业标准来衡量，“唐骏流”不择手段求上位的路数被看做能力的象征，评价标准濒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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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史经验是对的，它会告诉我们，极度的混乱中孕育着秩序的萌芽。悲观如我，也依然相信良知并未绝迹，它只是暂时封存在人们的内心。正如朱其所说：“即使知识分子和批评家越来越失败，也不能证明社会理想从此就要靠权力资本的操纵者来实现了。无论是对知识分子和批评家的绝望，还是对资本家和暴发户的膜拜，这都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自信，也是一种虚妄的想象。”低廉的欲望不可能造就像样的时代精神，不管身披多么美妙的理论外衣。社会分化到如此程度，置身于一个国计民生中吃水极深的行业，建筑师在旁人眼里俨然是新贵和富人的同谋、主流意识形态的附庸。我们不妨扪心自问，难道我们真的没有一个可以追求的目标吗？难道放任和沉沦是这一代人的宿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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