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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琨说：“我们这些建筑人，攀附于中国的崛起之身，开始出头露面了，但作为个人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可自夸的……是时候了。当前是有点乱，青春期本来就乱……中国的百年革命好不容易翻到了这一篇，我很庆幸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一回中国建筑师，我非常希望诸位能够借助历史机遇和独特资源，把建立一套基于当代中国实践的言说体系视为自己的责任……”与刘家琨所追求的个人化的诗意语言不同，都市实践坚持将中国的城市化比拟为规模化、速度化的工业制造：“在当前高速城市化的条件下，建筑师所承担的任务不仅仅是专业意义上的建造中国，而是在广义文化层面上制造中国……建筑师的责任是重大的……建筑师的创作不可能逃逸社会现实，闭门讲究建造与建构。”在某个场合，王辉直接表达了对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师成就的信心：“中国当今有无数的建设机会，但很少有人能够站在这种使命感角度，自觉地以创造当代文化为己任……要求一部分建筑师能自觉地超越其传统角色，站在更宏观的社会角度，利用职业的设计机会，向社会发出一点声音。都市实践从成立之初就对这种角色充满了信心和使命。”马清运则一如既往，以拒绝崇高的语言消解着建筑职业的核心内容：“我认为建筑师的文化身份应该是代理者，他自己不是投资这个建筑的人，也不是使用这个建筑的人。所以他其实是代理了两个人，既代理了投资者，同时也代理了使用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角色，也是一个非常难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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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琨和都市实践不约而同地将“现实问题”视为解决问题的基本线索。在他们看来，“中国性”是包含在“当代性”中的次级概念，而这一“当代性”，又与全球化的大背景息息相关。与之相反的倾向——到历史中去寻求精神家园，受到他们的忽略或怀疑。至少都市实践曾明确表达过这样的观念：“比起复古的中国式，这也是一种当前的中国式。”对他们来说，历史已经是模模糊糊无从把握的迷雾；而地摊式、风情化的“中国风”建筑，又不屑为之。可令人忧虑的是，终有一天，“处理现实”也会降格为一个流行概念，到那时建筑师退路何在？所以马清运干脆对此类沉重的话题避而不谈。他所反复谈论的“都市新能量”，其实就是对一切城市脉络的切割处理，而传统或对永恒的追求，只是小部分“非正常”人士的幻觉。以库哈斯为镜，史建认为这也是一种独特的“实验建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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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比较可以让我们粗略察觉十年间中国建筑实践面临的主要问题（见表1）。当事人对此给出了各种解答，有雷同、有差异，甚至有时截然相反。旁人从中读出烦恼、焦虑、期许、自信、谦卑，还有无奈。尽管如此，现实却不因个体的态度而发生转移，就像大火烧屋，苦主赌气背过身去不看，其实内心也还是七荤八素。冲上去的人，有的选择小范围救火，有的采取大面积阻燃，有的一狠心一跺脚，大喝一声：“让大火烧得更猛烈些吧！”趁机烤两个地瓜充饥。在旁观者眼里，每个人的角色是清清楚楚的。与作品的数量、品质和思维深度相比，建筑师世界观上的“早熟”，不会是毫无代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建筑师迄今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语言。而形式语言，是建筑学的核心问题。有人引用2000年威尼斯双年展的口号，提倡“少一点美学，多一点伦理”，其实他不明白，在这个领域中，美学就是伦理。没有自己的语言，我们所奢谈的现代性，充其量只是翻译和模仿罢了。国内的“现实”，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西方模式的翻版，我们引以为豪的城市建设，都只是些拷贝而已。我们在西方化过程中的主动或被动的抵制，被解释成新的现代性主张——“中国智慧”，其实只是一种非批评性的模仿。中国城市现实中的活力，其实是本能、反智和反正义的，中国建筑师的“处理现实”，本应该是整理它、招安它，为其正名，取其精华、建立秩序的过程，这需要极大的智慧和耐心，但从远处看也不过是见招拆招式的权宜之计。难道中国性真的仅存于底层民间现实里拙劣的低品质的盲目的抵制性模仿吗？难道中国性仅存于新圈地运动过程中欲望冲击下人们无秩序的野蛮创造中吗？难道我们的知识传统真的可以轻轻松松弃之如敝屣吗？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建筑语言的追寻离不开四个车轮，它们分别是：知识传统、西方模式、中国现实和个人表达。其中，中国性存在于现实中，也存在于历史中，同时存在于知识传统和民间智慧中。为了自立于西方形式语言（伦理）之外，仅关注现实/民间素材是不够的，必须同时从历史/知识素材中寻求深层动力。心安理得使用别人的语言来描述我们的现实，注定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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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三家事务所基本的理论态度和实践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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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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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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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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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技策略、处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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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性=现实问题=当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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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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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性、现代性、城市介入、城市填空、城市装置、人性关怀、中国制造、制造中国、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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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状和问题≠历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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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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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创造力、都市策展都市主义、巨构、多样化、中心 偏移、最大化立面、城市密度、反形公共空间、实用商业精神、农业都市、过期规划、历史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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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量=不相关=不继承；传统=永久性=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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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不是演员。社会期待召唤明星建筑师，一定是希望他们承担更多的东西，希望他们手中的利刃能有所作为，而不仅仅是摆在聚光灯底下承受香火。客观地说，在当代中国，成为一位明星建筑师是相对容易的。以中国建筑有限的物质和精神准备，由舆论所设定的成就点非常之低，稍一努力就掌声一片。有人甚至认为：明星建筑师当前的首要任务也是服务于大量建设的。对此，旁观者清，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执行总监Martha Thorne女士就毫不客气地指出：“当代中国建筑与国际一流建筑的设计质量还是存在差距的，这种差距已经不再体现在建筑的规模和技术层面（奥运、世博项目都证明了这一点），而真正存在差距的是建筑的思哲层面，即如何让建筑具备更加深邃的精神品质，或者说，如何把握对建筑本源的批判性思考和空间上的创造，让建筑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应该是下一阶段中国建筑师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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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追求方面，回顾中国建筑界历时并非久远的探索历程，其中的转变耐人寻味。一方面，早年心智初开之际轻易给自己和别人贴上去的标签如今被偷偷撕了下来；另一方面，冷酷的现实、艰辛的工作、累积的声望和小康之后五色斑斓的世界都让意志逐渐消磨，所谓“新知不益，物诱日多”。中国这一代有追求的建筑师的“扎根”过程，充满了不足为外人道的艰辛。以同情的角度观之，“这也是一种扎根，虽然充满无奈，但至少表现了一种追求的信念和坚韧”。而圈外的批评者显然没有这般温柔，“一般知识阶层”对明星建筑师充满了期待，大众的造神运动，并非旨在培养几个国内媒体供奉的偶像——对外理屈词穷，对内附庸风雅。史建追溯历史，找到了理想主义的灭点：“张永和在《第三种态度》中表达了‘批判地参与’，以及‘立场的根本性，策略的不定性’等观点，并且提出了要以十年纪念为契机，实现‘非常建筑’从一个个人化色彩浓厚的建筑师工作室向组织严密的建筑师事务所的转型，而‘非常建筑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一个业务上国际化的建筑事务所’。在这些表述中，介入现实的‘入世’（市场经济）欲望的强烈，已经遮没了‘实验’性，而非常建筑在此后也确实是这么做的。”这一文章发表于2003年的《建筑师》杂志的纪念专辑，“十年”这个常数在此又一次映入眼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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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系统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边缘批评性力量和核心建制化力量之间的此消彼长。中国建筑实验精神（先锋性）在十年中整体退潮，却缺少新一代的有生力量填补空白，这其中的原委到底是什么？史建将“实验精神”消退的原因归结为语境的转换——它所要对抗的秩序“消失”了，它开始全面介入主流社会，它所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世界。23眼前的秩序还是那个秩序，只是实验建筑师们不再愤怒。朱涛却认为，所谓第一代实验建筑师的假想敌和武器都是靠不住的：“其中一些觉得只有靠来得更生猛的、更狂怪的，非要摆出一个强奸context的姿态，才对得起‘前卫’、‘激进’、‘能量’这些字眼儿。另一些觉得坚持做纯净点的形式，把墙刷白，加点木百叶，就算文化上的抵抗，或‘批判’了——这些恐怕都还是糊弄，都还是太过简单的花拳绣腿。”归根到底，建筑师内力不足、小富即安，是批判性失落的根源。这些态度，都表明了舆论对这个“无梦”的十年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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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建筑师实验精神消退的一个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尽管现实面前他们选择以个人身份退却，但社会声望尚在。其不良的示范作用，让新一代建筑人接收了错误的信息，从而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延缓了思想革新的正常节奏，从而直接促成批评性的消失——是建筑师失去了做梦的能力，才真的无梦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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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抓住核心，直面语言缺失所带来的文化问题，而不是攀附于大庆典、大灾难、大流行、大媒体之上以种种更加吸引眼球的方式来“承担社会责任”，成为时尚的宠儿。这也需要一点牺牲精神。批评家自身的审美疲劳，不等于全社会的审美疲劳，至少在提高趣味的层面上，建筑师对我们身边的物质环境还大有可为。但对于一小撮有着较高文化使命感、也已经得到舆论认可的明星建筑师来说，他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一个缩影，这是更加宏大和深刻的一个命题，其困厄之深，采取改良的态度也许并不适合。所谓革命，就是改良已经无效的时候，靠全局性的批评性实践来还原基本秩序。因此，哪怕山高水深也在所不惜。革命不计代价，真正的梦想家也不计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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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一句熟悉的歌词：“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如今，我们都已经认识你，记住你，相信你会筚路蓝缕，带我们走出一条自新之路。那么十年之后呢？我们是遗忘你、嘲笑你，还是默默跟在你的身后，向你投以崇敬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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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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