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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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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柯布西耶是瑞士人，他出生在法语地区朗格多克（Languedoc），自1930年取得法国国籍之后，一生的事业都在法国。早年，他希望自己是一个法国人；到了晚年，他似乎更在意自己是一个瑞士人的身份。其实在早年，他就不断地受惠于同乡故旧，他们为他寻找机会、提供资助，协助他渡过难关。1955年，勒•柯布西耶赴瑞士接受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学院授予他的名誉博士学位。这是一种悖论，因为勒•柯布西耶本人对来自于官方的认可一向嗤之以鼻：“我想极其谦卑地尝试理解，为什么法国政府自认为有授予文凭的权威？”纵观他的一生，接受来自高等学院的名誉学位一共两次，前一次是在1933年，获得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 of Zurich）名誉博士学位。此后，他曾拒绝了来自法兰西学院的荣誉。联系起来看，勒•柯布西耶对来自祖国的荣誉还是区别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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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以后，被得大奥斯汀分校除名的霍伊斯里来到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开始了他对透明性概念的大力推广。12年之后的1967年，学院成立了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gta），日后成为勒•柯布西耶研究的策源地和大本营。这不是巧合，而是同气连枝的血缘使然。它只存在于瑞士，不在法国，在新大陆更难觅踪迹，可是，谁能想到，正是在美国，新一代建筑师，无论受教于哪位导师，在日后的事业中都揉进了勒•柯布西耶的影子。从那里开始，除了世界上少数几个地方，他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海杜克后来成为纽约五（New York Five）成员，其他的几位建筑师如艾森曼、麦耶，都是勒•柯布西耶的拥趸，当时最受推崇的建筑师，像康和贝聿铭，也主动从他的作品中获得营养。他们共同将他的事业推广到全美乃至全球。关于形式与功能的论战在和平年代开始呈现一边倒的倾向，然而一夜之间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再进一步，就要堕入形式主义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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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柯布西耶在美国唯一的项目，就是后来的哈佛大学卡彭特视觉艺术中心（Carpenter Center for the Visual Arts）。那是一栋很特别的建筑，功能却不甚明了，似乎只是为了在美国留下一栋 “勒•柯布西耶建筑”而存在。以其一贯的爱憎分明（或不识时务），勒•柯布西耶拒绝参加剪彩仪式。他对美国，可以说是感情复杂。那里眼下尽管是“柯布西耶主义”的真空，但显然只是暂时的。生活在20世纪的勒•柯布西耶理应了解，征服了美国，才算征服了世界。从20年代开始，他就注意搜集报刊上关于美国的报道。16 他的美国之行是他世界之旅的一部分，他的世界眼光不允许他忽略美国。美国，善与恶的合体，巨大的成就与巨大的浪费，自大狂的沙文主义，让人爱恨交加。在勒•柯布西耶的理想城市中没有摩天大楼的位置，正如在他的社会理想中没有垄断资本主义的空间。勒•柯布西耶身上流淌着欧洲精英主义的血液。大众文化有异于他的头脑结构，被他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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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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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希望在新大陆开展事业而不可得的勒•柯布西耶，一方面是努力将勒•柯布西耶的设计带到实用主义充斥的新大陆的年轻一代美国建筑师。1955年，二者发生了巧妙的关联，其作用力将在日后的年月中逐步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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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性》，从其内容、动机和作用来看，都比表面上要复杂得多。比它更复杂的是勒•柯布西耶这个人，他的纯粹主义一点都不纯粹，是一个时代的技术、思想和美学成就在建筑上的综合体现，他的简单的梦想，对人类而言并不简单。然而，建筑本身，比理论复杂得多，也比人复杂得多。一个伟大的建筑师，用他一生的事业付出，也只是将建筑学的庞然大物揭示出冰山一角，而用来研究建筑师的理论，就更加难以窥其全豹。得州游侠们从勒•柯布西耶的作品中读出形式的决定性意义和自我塑造的能力，这是勒•柯布西耶的本意吗？这是建筑的本意吗？恐怕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然而，将形式压制在功能、经济、文脉、生态、材料、建构和象征意义之下，是建筑的本意吗？换句话说，建筑师的角色，是来处理形式的问题，还是技术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文化的问题、结构的问题，或者政治的问题？建筑师必须是全能的专家吗？他能够理解生态建筑赖以实现的所有技术细节吗？他能够为复杂的建筑市场指明方向吗？进一步的明细分工，是不是现代社会复杂性的必然结果？如果建筑师不能面面俱到，那么在建筑得以完成的过程中，建筑师的角色，难道不是跟形式息息相关的吗？除了建筑师，有谁还会关注形式问题？如果建筑师整天陷于经济考虑，谁去处理形式问题？这些疑问，直到今天，还非常令人困惑，关系到每一个建筑师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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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卡彭特视觉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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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透明性》不是一本单纯讨论建筑形式的著作。在严密的学术外衣下面，是欧洲智识阶层同美国消费文化之间的矛盾，是价值理性同工具理性之间的对抗，是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同年长的实用主义者之间的抵触，是哲学意义上的形式与经济意义上的功能之间的较量，是个人主义和社会价值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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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透明”，这个颇为超脱、远离纷争的词汇，就无心插柳，有幸入围。时光荏苒，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就只是一本披着理论外衣的专业书，字里行间所附着的1955年的气味几乎散失殆尽，在那得州夏天的蝉鸣中，一些理想主义者的音容笑貌，如今已成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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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时代的建筑主题，如同今天耳熟能详的乡土和表皮。只是，那个主题更本质，更抽象——形式，真的具有凌驾于功能之上的超验属性，并服务于人类社会吗？或者，我们应将其打入冷宫，不理不睬，直到它完全成为功用的附庸，就像今天的“非生态不敢称学术，舍环保无以利民生”的建筑世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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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州游侠们的事业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勒•柯布西耶的作品和思想。《透明性》只是一种姿态。正因为它是一种姿态，才会从单一的内容中释放出多元的寄托，并启示未来。其内容中的不尽如人意处所在多有：柯林•罗拗口的修辞，将大量有心求知的人挡在门外；而霍伊斯里所推崇的自由，也在实践中慢慢蜕变成决定论的教条。对不确定性的推崇，要么陷入新的确定性，要么陷入不知所云，这是一个世纪难题。然而，正如前文所说，得州游侠所代表的纯净的理想主义态度并不常见，在理论噤声，“反对都不知道反对什么，提倡也不知道提倡什么”的时代，得州游侠的事业尤显光彩夺目，令人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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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大人物勒•柯布西耶去接受加冕，小人物柯林•罗为文章奔走之际，1955年4月18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去世。3个月后的7月18日，第一座迪斯尼乐园在美国加州安那汉（Anaheim）落成，耗资1700万美元。同年10月28日，比尔•盖茨在西雅图出生。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现代时代落幕，好莱坞、披头士、符号主义和梦露很快就要取得压倒性胜利，全民娱乐时代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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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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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规理想国 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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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我：“那是什么呢？请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一下子说不出来，我们都能感觉到风向，却无法清晰地描述这阵风。有人说，风气十年一变。我觉得，这里有观念上的弹性极限，也有一些集体性的内在的迫切需求，它来自于个人对全局的默默认知，虽然出之于内心，却很可能是最客观的动力。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从晚上到早上，心里一直萦绕着这个问题，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加以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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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3点，一个词跑进我的脑袋，那就是贝聿铭先生说的“第三条道路”。他在1982年谈到了这个问题，如今，时间已经过去快30年了。很多人曾为此努力，却不得要领。今天想来，这可能仍然是最要紧的一个方向，虽然简单，虽然直接，但很真实。贝聿铭说：“我的真意是希望由此找到中国建筑创作民族化的道路，这个责任非同小可，我要做的只是拨开杂草，让来者看到隐于其中的一条路径”。道理谁都明白，目标大家也不见得反对，可是30年来，还真没见到有多少人认真把这当个事情；即使不自觉之间已经走在路上，也因为自尊或其他什么成见，不去触碰这个词，甚至于，内心里开始对这种说法生出抵触之情。如今我们要重新绍续，要认真而诚恳地说，我们要寻找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正是贝先生的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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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年前贝聿铭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历史格局和社会心智与今天全然不同。那时候西方的建筑世界郁郁乎文哉，我们心急，却都不知道从哪儿学起。接下来这20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从改革开放到软着陆、从大包干到农民工、从自由主义到新左派、从贴邮票到互联网。如今，除了使用筷子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上的“摸石头过河”外，我们的人生经验几乎全然西化了，即便是最有抱负的中国建筑师，也不太把追求文化独立性、自主的形式语言和一种外在于西方知识系统的建筑美学和伦理当回事。有人诚意追求“中式风格”与地产经纪的结合点，有人循着西方建筑理论的思路开始遭受“原型焦虑”的折磨。与上一代或再上一代建筑师比，他们要么更加超然，要么普遍虚无。事实上，脱离了历史背景的绝对理性既不适当，也无可能；那些追求无历史身份的普世价值、追求无文化血缘的纯粹知识的建筑师，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典型的西方式傲慢，成了东方主义在建筑领域的代言人。带着进口眼镜的他们满眼都是故土的粗粝、暴虐、堕落和无望，甚至染上了一点异域般的奇幻和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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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西方就不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存在，在20年积极的交流、学习和合作之后，不自觉地，人们开始以西方的制度标准、美学趣味和工艺品质来衡量中国的建筑实践。一比之下难免会有失望，结果名正言顺地成为“先进即正确”的信徒，“达到并赶超国际标准”的口号甚嚣尘上。可同样是因为交流和思考，让我们更能看清西方整个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问题，很多问题都无解。故此，我们不妨把目标放低一点，不去谋求超越，而去另辟蹊径。如今假如不能自寻出路，恐怕以后就会是个难以收拾的局面。因此无论在哪个领域，寻找第三条道路的理由都是充分的，局面都是迫切的，努力都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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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重新回顾一下贝先生那句话。如今，我们已经开始摒弃了“建筑创作”这个词，建筑师职业内涵扩大了，后现代之后，建筑设计更像是运筹，建筑师更像商人。但在我心里，总是还有个不变的形象在，有个恒常的东西在。理论界谈民族、谈传统，先前大多数论述中，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将二者混为一谈。如今我们要很清楚地一分为二，从这个角度来说，贝先生“寻找民族化道路”的这一说法，也许并不确切。但是在这句话里面，贝先生自己留出了余地，他说得很清楚，他要做的只是拨开杂草，给我们指出一个方向，我想这个他做到了，30年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直接求知于西方世界，对历史看得也更清楚些，在这个文化环境中，最有自尊心的、最无成见（而不是那种全盘西化主义者）、最愿意认真积跬步以至千里的人，都该明白，这个方向乃是唯一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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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有些人沉湎于历史，在对人或物的追怀中寄托对故国的哀思，我认为无助于当世。跟着西方更没有前途，即便我们跟他们一模一样了，也注定得不到尊重和关心，还得自己尊重自己，自己关心自己，最后的结果总归是斗争而不是和解，这是关乎生存空间和文明形态的问题，没得商量。很多建筑师主张的“处理现实”，其实只是权宜之计，因为现实是有为法、是梦幻泡影，一个浪头跟一个浪头，还没等辨明洋流，就被拍死在沙滩上了。这些道路都不通，连个方向都算不上，只能算是避难所。现在，商品、利润、全球化、资本运作都是褒义词，人们总是奢求最高性价比，所以才会一晌贪欢，甲方跟官员称兄道弟，建筑师跟甲方称兄道弟，搞评论的跟建筑师称兄道弟，不为别的，就为切一块蛋糕分一杯羹。说到底，心中缺乏“诚”与“敬”，给自己很多妥协的借口、惰怠的理由，却美其名曰叫“入世”。说明白点，那不是入世，那叫混世，入世需要勇敢坚毅、百折不挠，混世却可以随风摇摆、顺水推船。入世的是菩萨，混世的是魔王，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