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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以来即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各民族统治集团之间不时发生矛盾和战争，在秦始皇时期主要的民族矛盾仍然是匈奴、东胡等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区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而当时的长江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已经处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封建社会发达阶段。农业生产需要安定经营，长期培植，才能获得好的收成。而当时的匈奴、东胡还处在奴隶制的早期阶段，匈奴、东胡等奴隶主贵族除了残酷剥削压迫本民族的奴隶之外，还经常南下掠夺财产、牲畜并掳掠人民，给中原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因此，秦始皇对匈奴的战争实际上是保卫进步的生产关系的战争，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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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并灭六国，统一了天下，原来燕、赵等国的北部地区生产比较落后，为了发展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巩固其统治，在北部地区设置了陇西、北地、上郡、九原、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十二郡，用以进行管辖，主要是进行垦殖发展农牧业经济。同时也是为了防御匈奴、东胡奴隶主贵族骚扰中原的一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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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始皇并六国以后的十五年中，由于采取了修筑长城来防御和垦殖北方土地等措施，是收到了效果的。“当此之时，匈奴单于不胜秦，北徙。”十余年不敢南下而牧马。可见筑长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出于防御而采取的一种较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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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记载上还说有方士向秦始皇进奏图书说：“亡秦者，胡也。”于是发大军击匈奴，并筑长城。这也有可能是秦始皇借方士之口而修筑长城，或是方士察觉了秦始皇在政治军事上的需要而献策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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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修长城是统一的措施，而且拆长城也是统一的一项措施。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称霸，就各自筑长城以自卫，长城成了诸侯割据的屏障，进可攻，退可守，如果让它存在就给地方割据保存了条件。因此，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立即下令拆毁内部各国的长城、关隘，“夷去险阻”。在秦始皇东巡海上到今天的秦皇岛一带时所刻碣石门之辞“碣石铭”上曾记述了这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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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曰：……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隳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已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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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隳坏城郭、夷去险阻，就是拆除六国互防长城、关隘和防御性城垣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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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对于防止匈奴奴隶主的骚扰，保障北部十二郡的开发，保护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使用的民力过多，刑法苛暴，强迫大量农民脱离生产服役。当时全国人口约二千万左右，劳动力不到一千万，男劳力仅五百万左右，修阿房宫、始皇陵和其他宫室苑囿占去了约一百五十万，守五岭占约五十万，筑长城约五十万，加上其他杂役约在三百万人，占全国丁男劳力的一半以上。因此，全国生产必然受到影响，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促使社会矛盾更为尖锐。秦始皇死后不久便暴发了陈胜、吴广的大起义，秦王朝不到二十年就宣告覆灭。历史上不少人以此斥秦始皇之无道，并借一个早于秦始皇多年的“杞梁妻”，编造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用来批判秦始皇和其他一些封建帝王对人民的强暴奴役。由此而来，孟姜女的故事广泛流传了一千多年，不是没有缘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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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长城和亭障、列城、烽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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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万里长城规模已经很大了，而汉代长城较之秦长城更有所发展。并筑了外长城，它们的长度达到了两万里，是历史上修筑长城最长的一个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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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花如此大力修筑长城，除了军事上的防御之外，汉长城的西部还起着开发西域屯田、保护通往中亚的交通大道“丝绸之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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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长城首先还是为了防御匈奴。正当西汉初年，刘邦灭掉胡亥，以全部兵力消灭项羽的时候，匈奴头曼单于之子冒顿，杀掉其父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侵霸了友邻部落，不断南下占领了原来秦始皇时已有的土地，势力渐大。《史记·匈奴列传》上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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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顿）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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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顿乘此机会南侵，大举围攻马邑，甚至“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史记·匈奴列传》），已经入侵到汉王朝的内部地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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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刘邦，对冒顿的入侵，进行了坚决的抗击。他亲自率兵三十二万“从晋阳连战，乘胜北逐，遂至平城”（《汉书·高帝纪》）。但是，由于西汉刚刚建立，政权正在巩固，不能拿出更多的兵力来远逐匈奴，因此曾一度采取了与匈奴和亲的政策。然而就在和亲的几十年中，贪得无厌的匈奴奴隶主贵族也没有停止过对汉王朝的骚扰，“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史记·匈奴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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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匈奴奴隶主这种掠扰，文帝、景帝时期即曾多次予以回击。如文帝后元六年就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苏意为将军、张武为将军，屯飞狐、句注、北地，坚守以备胡（《汉书·文帝纪》），修缮了秦时所筑长城。从长安至长城沿线，设置了许多烽火台传递军情，加强了防务，有力地抗击了匈奴奴隶主的袭扰。之后，文、景二帝采纳了贾谊、晁错等人的意见，逐步平定了汉初分封诸王的叛乱和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政权开始巩固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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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是一个继秦始皇统一之后，把封建专制国家进一步巩固下来的重要人物。他对掠夺成性的匈奴奴隶主，早有戒备并准备给以坚决的回击。在他继位的第七年元光元年就派了“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汉书·武帝纪》）。但是，到了元朔年间，匈奴不断入辽西、上谷、渔阳杀掠吏民，武帝命卫青、霍去病统兵大破匈奴。为了有效地阻止匈奴奴隶主的突然袭击，除了抗击之外，必须要加强经常的防御工事。修筑长城以抗匈奴，是秦始皇时即已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在收复了被匈奴侵占的土地之后，首先是把秦始皇时所修长城加以修缮。《史记·匈奴列传》上记载，元朔二年，“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这是武帝初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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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不仅修缮秦长城，而且新筑长城。长城工程规模的宏大，更远出秦长城之上。武帝主要建筑河西走廊的长城。《史记·大宛列传》：“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这是从元狩中开始从甘肃的永登（古令居）筑长城至酒泉。元狩二年，武帝令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击破匈奴，匈奴的昆邪王杀休屠王，并率四万人来降，武帝以河西地置武威、酒泉两郡。从那时开始了河西长城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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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大宛列传》又记武帝元鼎六年令从骠侯赵破奴破匈奴，“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元鼎六年又完成了张掖、敦煌两郡的建置。太初四年又从玉门以西，“列亭障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两千多里长的河西长城即告完成。“自敦煌至辽东一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见汉武帝时赵充国《屯田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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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更进一步发展和改进了长城的布局。建筑了许多亭障、列城，把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有机地构成一个防御工程体系。即是在相隔一定的距离，择险要地形，修筑列城、城障，以烽燧相连。《汉书·武帝纪》上载，“太初元年夏五月，遣因杅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三年夏，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关于这些列城的位置，《汉书·地理志》五原郡稒阳县下注云：自“五原郡稒阳，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北得宿虏城”。这些列城远出于黄河河套以北燕然山脉（今蒙古境内）之下。一本唐代的地理书《括地志》上记载：“汉居延故城（即今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界之处），有遮虏障。”从《汉书·李广传》上有“出遮虏障……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的记载，可知受降城也在今居延海以北很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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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抗击匈奴的掠扰，发展西域诸属国的生产，保护通往西方的交通干道，武帝时又开始了从敦煌、楼兰以西列城、烽燧的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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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昭帝继武帝执行了抗击匈奴的路线，元凤元年，“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汉兵追之，斩首虏九千人，生得瓯脱王，汉无所失亡”。于是匈奴“即西北远去，不敢南逐水草。发人民屯瓯脱”（《资治通鉴》）。昭帝还修筑了东段长城；发民屯垦，于元凤“六年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汉书·昭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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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继武帝、昭帝以后继续筑城屯戍，使西域诸属国生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地节三年派侍郎郑吉在渠犁筑城屯田，神爵二年以郑吉为都护西域骑都尉，设置西域都护府于乌垒城，以管理西域乌孙、大宛、康居、桃槐、疏勒、无雷等三十六属国，甘露元年乌孙内部争夺王位，乌就屠自立为昆弥，宣帝特下诏书“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遣长罗侯将三校屯赤谷（今苏联境内的伊塞克湖边）”（《资治通鉴》）。这一事件在居延所发现的一根汉简中正好得到证明。简上的文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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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陛下，车骑将军下诏书曰：乌孙小昆弥乌（以下应是就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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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西域属国发展为五十，“自驿长至将相王侯，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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