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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对于防止匈奴奴隶主的骚扰，保障北部十二郡的开发，保护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使用的民力过多，刑法苛暴，强迫大量农民脱离生产服役。当时全国人口约二千万左右，劳动力不到一千万，男劳力仅五百万左右，修阿房宫、始皇陵和其他宫室苑囿占去了约一百五十万，守五岭占约五十万，筑长城约五十万，加上其他杂役约在三百万人，占全国丁男劳力的一半以上。因此，全国生产必然受到影响，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促使社会矛盾更为尖锐。秦始皇死后不久便暴发了陈胜、吴广的大起义，秦王朝不到二十年就宣告覆灭。历史上不少人以此斥秦始皇之无道，并借一个早于秦始皇多年的“杞梁妻”，编造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用来批判秦始皇和其他一些封建帝王对人民的强暴奴役。由此而来，孟姜女的故事广泛流传了一千多年，不是没有缘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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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长城和亭障、列城、烽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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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万里长城规模已经很大了，而汉代长城较之秦长城更有所发展。并筑了外长城，它们的长度达到了两万里，是历史上修筑长城最长的一个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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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花如此大力修筑长城，除了军事上的防御之外，汉长城的西部还起着开发西域屯田、保护通往中亚的交通大道“丝绸之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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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长城首先还是为了防御匈奴。正当西汉初年，刘邦灭掉胡亥，以全部兵力消灭项羽的时候，匈奴头曼单于之子冒顿，杀掉其父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侵霸了友邻部落，不断南下占领了原来秦始皇时已有的土地，势力渐大。《史记·匈奴列传》上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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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顿）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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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顿乘此机会南侵，大举围攻马邑，甚至“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史记·匈奴列传》），已经入侵到汉王朝的内部地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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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刘邦，对冒顿的入侵，进行了坚决的抗击。他亲自率兵三十二万“从晋阳连战，乘胜北逐，遂至平城”（《汉书·高帝纪》）。但是，由于西汉刚刚建立，政权正在巩固，不能拿出更多的兵力来远逐匈奴，因此曾一度采取了与匈奴和亲的政策。然而就在和亲的几十年中，贪得无厌的匈奴奴隶主贵族也没有停止过对汉王朝的骚扰，“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史记·匈奴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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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匈奴奴隶主这种掠扰，文帝、景帝时期即曾多次予以回击。如文帝后元六年就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苏意为将军、张武为将军，屯飞狐、句注、北地，坚守以备胡（《汉书·文帝纪》），修缮了秦时所筑长城。从长安至长城沿线，设置了许多烽火台传递军情，加强了防务，有力地抗击了匈奴奴隶主的袭扰。之后，文、景二帝采纳了贾谊、晁错等人的意见，逐步平定了汉初分封诸王的叛乱和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政权开始巩固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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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是一个继秦始皇统一之后，把封建专制国家进一步巩固下来的重要人物。他对掠夺成性的匈奴奴隶主，早有戒备并准备给以坚决的回击。在他继位的第七年元光元年就派了“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汉书·武帝纪》）。但是，到了元朔年间，匈奴不断入辽西、上谷、渔阳杀掠吏民，武帝命卫青、霍去病统兵大破匈奴。为了有效地阻止匈奴奴隶主的突然袭击，除了抗击之外，必须要加强经常的防御工事。修筑长城以抗匈奴，是秦始皇时即已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在收复了被匈奴侵占的土地之后，首先是把秦始皇时所修长城加以修缮。《史记·匈奴列传》上记载，元朔二年，“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这是武帝初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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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不仅修缮秦长城，而且新筑长城。长城工程规模的宏大，更远出秦长城之上。武帝主要建筑河西走廊的长城。《史记·大宛列传》：“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这是从元狩中开始从甘肃的永登（古令居）筑长城至酒泉。元狩二年，武帝令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击破匈奴，匈奴的昆邪王杀休屠王，并率四万人来降，武帝以河西地置武威、酒泉两郡。从那时开始了河西长城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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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大宛列传》又记武帝元鼎六年令从骠侯赵破奴破匈奴，“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元鼎六年又完成了张掖、敦煌两郡的建置。太初四年又从玉门以西，“列亭障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两千多里长的河西长城即告完成。“自敦煌至辽东一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见汉武帝时赵充国《屯田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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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更进一步发展和改进了长城的布局。建筑了许多亭障、列城，把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有机地构成一个防御工程体系。即是在相隔一定的距离，择险要地形，修筑列城、城障，以烽燧相连。《汉书·武帝纪》上载，“太初元年夏五月，遣因杅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三年夏，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关于这些列城的位置，《汉书·地理志》五原郡稒阳县下注云：自“五原郡稒阳，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北得宿虏城”。这些列城远出于黄河河套以北燕然山脉（今蒙古境内）之下。一本唐代的地理书《括地志》上记载：“汉居延故城（即今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界之处），有遮虏障。”从《汉书·李广传》上有“出遮虏障……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的记载，可知受降城也在今居延海以北很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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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抗击匈奴的掠扰，发展西域诸属国的生产，保护通往西方的交通干道，武帝时又开始了从敦煌、楼兰以西列城、烽燧的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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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昭帝继武帝执行了抗击匈奴的路线，元凤元年，“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汉兵追之，斩首虏九千人，生得瓯脱王，汉无所失亡”。于是匈奴“即西北远去，不敢南逐水草。发人民屯瓯脱”（《资治通鉴》）。昭帝还修筑了东段长城；发民屯垦，于元凤“六年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汉书·昭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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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继武帝、昭帝以后继续筑城屯戍，使西域诸属国生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地节三年派侍郎郑吉在渠犁筑城屯田，神爵二年以郑吉为都护西域骑都尉，设置西域都护府于乌垒城，以管理西域乌孙、大宛、康居、桃槐、疏勒、无雷等三十六属国，甘露元年乌孙内部争夺王位，乌就屠自立为昆弥，宣帝特下诏书“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遣长罗侯将三校屯赤谷（今苏联境内的伊塞克湖边）”（《资治通鉴》）。这一事件在居延所发现的一根汉简中正好得到证明。简上的文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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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陛下，车骑将军下诏书曰：乌孙小昆弥乌（以下应是就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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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西域属国发展为五十，“自驿长至将相王侯，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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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西汉长城、亭障、列城、烽燧西起大宛贰师城、赤谷城，经龟兹、焉耆、车师、居延，沿着燕然山、胪朐河达于黑龙江北岸。构成了一道城堡相连，烽火相望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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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亭障、烽燧不仅沿着北方修筑，而且从首都长安到全国各重要地区都修筑了许多亭障、烽堠与之相连。如东汉初年即专门派杜茂、马成大量调用士卒，从西河（今山西离石）至渭桥（今陕西咸阳东）、河上（今陕西高陵）至安邑（今山西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今河北临漳），各处都修筑起堡垒、烽火台，十里一堠，构成了一个坚固的防御工程体系。这一防御工程对于汉王朝的巩固，对于西、北领土和中原地区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全保障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汉书·匈奴传》）。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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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汉代长城、亭障、烽堠、列城的遗址在我国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以及河北、山西等省区随处都可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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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田，是发展生产积极备战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长城的修筑密切相关。自秦始皇筑长城，设郡，徙民实边，已经开创了这一制度。汉承秦制，西汉诸帝也都大力推行筑城、屯田、徙民实边的政策。特别是汉武和昭、宣时期，采纳了桑弘羊、晁错、赵充国等人的建议，进一步发展了秦始皇徙民实边的政策，大力开展屯田。在长城、亭障防守地带以及荒僻地区，以守防士卒和移民共同开垦田地，兴修水利，进行耕作备战。武帝征和中桑弘羊在屯田奏上说：“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益种五谷。……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严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选士马，谨斥候，蓄茭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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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更详细地分析了匈奴的扰掠特点，必须高筑城，深挖沟，加强防备，才能战而胜之。晁错说：“（胡人）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滚石），布渠答（铁蒺藜）……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无系虏之患。”“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汉书·晁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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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充国是武帝时几次远逐匈奴的大将，极力主张筑城备防，屯田以济费。在他所上的《屯田奏》上说：“便兵弩、饬斗具、燧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臣愚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力，外有守御之备。……匈奴不可不备，乌桓不可不忧。”汉武帝两从其计，筑城设防和屯田的建议都采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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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帝进一步实现了桑弘羊的筑城、屯田政策。他即位的头半年“（后元二年）冬，匈奴入朔方，杀略吏民”，于是立即“发军屯西河”。“（始元二年）冬，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均见《汉书·昭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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