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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是一个继秦始皇统一之后，把封建专制国家进一步巩固下来的重要人物。他对掠夺成性的匈奴奴隶主，早有戒备并准备给以坚决的回击。在他继位的第七年元光元年就派了“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汉书·武帝纪》）。但是，到了元朔年间，匈奴不断入辽西、上谷、渔阳杀掠吏民，武帝命卫青、霍去病统兵大破匈奴。为了有效地阻止匈奴奴隶主的突然袭击，除了抗击之外，必须要加强经常的防御工事。修筑长城以抗匈奴，是秦始皇时即已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在收复了被匈奴侵占的土地之后，首先是把秦始皇时所修长城加以修缮。《史记·匈奴列传》上记载，元朔二年，“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这是武帝初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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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不仅修缮秦长城，而且新筑长城。长城工程规模的宏大，更远出秦长城之上。武帝主要建筑河西走廊的长城。《史记·大宛列传》：“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这是从元狩中开始从甘肃的永登（古令居）筑长城至酒泉。元狩二年，武帝令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击破匈奴，匈奴的昆邪王杀休屠王，并率四万人来降，武帝以河西地置武威、酒泉两郡。从那时开始了河西长城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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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大宛列传》又记武帝元鼎六年令从骠侯赵破奴破匈奴，“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元鼎六年又完成了张掖、敦煌两郡的建置。太初四年又从玉门以西，“列亭障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两千多里长的河西长城即告完成。“自敦煌至辽东一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见汉武帝时赵充国《屯田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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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更进一步发展和改进了长城的布局。建筑了许多亭障、列城，把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有机地构成一个防御工程体系。即是在相隔一定的距离，择险要地形，修筑列城、城障，以烽燧相连。《汉书·武帝纪》上载，“太初元年夏五月，遣因杅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三年夏，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关于这些列城的位置，《汉书·地理志》五原郡稒阳县下注云：自“五原郡稒阳，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北得宿虏城”。这些列城远出于黄河河套以北燕然山脉（今蒙古境内）之下。一本唐代的地理书《括地志》上记载：“汉居延故城（即今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界之处），有遮虏障。”从《汉书·李广传》上有“出遮虏障……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的记载，可知受降城也在今居延海以北很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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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抗击匈奴的掠扰，发展西域诸属国的生产，保护通往西方的交通干道，武帝时又开始了从敦煌、楼兰以西列城、烽燧的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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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昭帝继武帝执行了抗击匈奴的路线，元凤元年，“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汉兵追之，斩首虏九千人，生得瓯脱王，汉无所失亡”。于是匈奴“即西北远去，不敢南逐水草。发人民屯瓯脱”（《资治通鉴》）。昭帝还修筑了东段长城；发民屯垦，于元凤“六年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汉书·昭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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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继武帝、昭帝以后继续筑城屯戍，使西域诸属国生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地节三年派侍郎郑吉在渠犁筑城屯田，神爵二年以郑吉为都护西域骑都尉，设置西域都护府于乌垒城，以管理西域乌孙、大宛、康居、桃槐、疏勒、无雷等三十六属国，甘露元年乌孙内部争夺王位，乌就屠自立为昆弥，宣帝特下诏书“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遣长罗侯将三校屯赤谷（今苏联境内的伊塞克湖边）”（《资治通鉴》）。这一事件在居延所发现的一根汉简中正好得到证明。简上的文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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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陛下，车骑将军下诏书曰：乌孙小昆弥乌（以下应是就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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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西域属国发展为五十，“自驿长至将相王侯，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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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西汉长城、亭障、列城、烽燧西起大宛贰师城、赤谷城，经龟兹、焉耆、车师、居延，沿着燕然山、胪朐河达于黑龙江北岸。构成了一道城堡相连，烽火相望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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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亭障、烽燧不仅沿着北方修筑，而且从首都长安到全国各重要地区都修筑了许多亭障、烽堠与之相连。如东汉初年即专门派杜茂、马成大量调用士卒，从西河（今山西离石）至渭桥（今陕西咸阳东）、河上（今陕西高陵）至安邑（今山西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今河北临漳），各处都修筑起堡垒、烽火台，十里一堠，构成了一个坚固的防御工程体系。这一防御工程对于汉王朝的巩固，对于西、北领土和中原地区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全保障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汉书·匈奴传》）。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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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汉代长城、亭障、烽堠、列城的遗址在我国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以及河北、山西等省区随处都可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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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田，是发展生产积极备战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长城的修筑密切相关。自秦始皇筑长城，设郡，徙民实边，已经开创了这一制度。汉承秦制，西汉诸帝也都大力推行筑城、屯田、徙民实边的政策。特别是汉武和昭、宣时期，采纳了桑弘羊、晁错、赵充国等人的建议，进一步发展了秦始皇徙民实边的政策，大力开展屯田。在长城、亭障防守地带以及荒僻地区，以守防士卒和移民共同开垦田地，兴修水利，进行耕作备战。武帝征和中桑弘羊在屯田奏上说：“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益种五谷。……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严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选士马，谨斥候，蓄茭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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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更详细地分析了匈奴的扰掠特点，必须高筑城，深挖沟，加强防备，才能战而胜之。晁错说：“（胡人）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滚石），布渠答（铁蒺藜）……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无系虏之患。”“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汉书·晁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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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充国是武帝时几次远逐匈奴的大将，极力主张筑城备防，屯田以济费。在他所上的《屯田奏》上说：“便兵弩、饬斗具、燧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臣愚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力，外有守御之备。……匈奴不可不备，乌桓不可不忧。”汉武帝两从其计，筑城设防和屯田的建议都采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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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帝进一步实现了桑弘羊的筑城、屯田政策。他即位的头半年“（后元二年）冬，匈奴入朔方，杀略吏民”，于是立即“发军屯西河”。“（始元二年）冬，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均见《汉书·昭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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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时期更发展了汉武以来的西域屯田，在西域诸属国的中部地区于神爵三年设立了西域都护（都护府治乌垒城，遗址在今新疆轮台县境内），以管理当时五十属国的行政事务和屯田工作，于是西域屯田便大力发展起来。除鄯善、车师、轮台、渠犁等主要地点外，在乌孙的赤谷城（今苏联境内的伊塞克湖边）也是重要的屯田地区。在设都护以前武帝时这里已设置过使者校尉领护，并已有了城障、烽燧和防守官吏了。在居延发现的汉简中有一条简上证明了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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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康四年（前62年）二月己未朔乙亥，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付卫司马富昌、承庆、都尉寅重郎。（见1959年中国科学院编《居延汉简甲编》释文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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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条竹简上记载了派一个有经验的官吏孝里大夫到居延屯田的事情。简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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诣居延为田，谨遣故吏孝里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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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事实中，不难看出，筑城设防，屯田、移民实边，设郡置吏等是同时并行的发展生产和备战措施。下面的记载中，说明了四者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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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汉书·西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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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汉大力推行屯田的结果，西域诸属国逐渐发达起来，属国国王已受汉王朝正式加封，官秩和汉官一样。“光武建武五年正式立莎车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十七年赐汉大将军印绶”（《后汉书·西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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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以后的各个朝代，对西域属国的管理更为加强。在敦煌附近发现的木简中有一条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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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闬阗王写下诏书到。（见《流沙坠简补遗》第三、四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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