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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对我国古代建筑中这一高层建筑类型的起源、发展及其在建筑艺术、造型分类、各部分构造上的特点，作一简要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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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塔的起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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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建筑的类型非常丰富，包括楼、台、亭、阁、斋、堂、轩、榭、宫殿、衙署、住宅、园林等。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的发展，建筑类型不断增多。尤其是历代都采取了“外为己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更加促进了新的建筑类型的产生、发展。塔即是在我国传统建筑的基础上，吸收外来的形式与构造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建筑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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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和佛寺、石窟寺等同属于佛教建筑，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在我国产生的一种新建筑类型。它原是佛寺或石窟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塔在佛寺的中心或是在主要位置上，或是在石窟的正中，称为塔柱，僧侣们围绕着它礼佛念经。随着佛教建筑的传入，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塔的作用也有了变化，不再是寺内礼佛念经的中心。从唐代开始，寺院的布局形式走向固有的宫殿、王府、第宅的几重院落相组合的平面布局，塔随即也改建到寺的后部或寺的旁边去了。与塔原来同时修建的佛寺有许多已经不存，因而有些塔成了一座单独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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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起源于印度，梵文称作“stūpa”，巴利文称作“thūpa”。过去曾经译作窣堵波、塔婆、兜婆、偷婆、浮图、佛图等。印度最初建塔，是作为埋葬佛（释迦牟尼）的舍利之用的。舍利为梵文音译的略称，意思是“身骨”。据佛经上说，释迦牟尼死后，尸体用火焚化，变成各色晶莹的珠子，击之不碎。其中骨头称作白舍利，毛发称作黑舍利。八国国王分取舍利，建塔供奉。以后凡供佛奉佛即建塔，于是信奉佛教的国家相继建塔。塔的数量之多，不可胜计。最初在佛生处、成道处、转法轮处、现神通处、从忉利天下处、化度分别生处、思念寿量处、涅槃处等八个地方建塔，称之为八大灵塔，用以纪念佛的重大转变事件。后来各处都大量建塔。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前268—前232年），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国王阿育王大兴佛事，到处建立寺塔，供奉佛舍利，并下令他统领的八万四千个小国各建寺塔，即佛教经典中盛赞的阿育王八万四千宝塔。以后又演衍出释迦牟尼以前的塔，如多宝塔，说是释迦牟尼在灵鹫山说《法华经》刚要终了的时候，忽然有一安置多宝如来金身舍利的宝塔出现于空中，塔中发声赞叹释迦，谓之多宝塔。随着宗教的发展，塔后来成为一种宗教纪念性建筑。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其结构与形式又有新的发展。中国的塔就是其中成功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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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塔是佛教建筑中重要的一项，所以，当佛教传入我国时，塔也随之传入了。据文献记载，佛教是西汉末年开始传入我国的。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就从大月氏使臣伊存那里得《浮图经》。东汉永平十年（67年），西域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二人带着佛经佛像来到洛阳，正式传播佛教。当时的政府为二人修建了一所寺院作为居住和传教之用。传说二人是用白马驮经而来的，因而该寺被命名为白马寺。现在洛阳的白马寺就是那时创建的。根据历史文献考证，当时白马寺中主要的建筑就是一座方形木塔，建在寺的中心位置，四周有廊房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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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中平五年至初平四年（188—193年），笮融在徐州建浮图祠。据《三国志·刘繇传》记载：“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这段文字说明了三件事：一是铜制鎏金佛像；二是有九重铜制相轮的塔刹和重楼阁道塔身；三是寺院很大，可容三千余人。铜盘九重，重楼阁道的塔，想亦是一座大木塔。《魏书·释老志》上有这样一段记载：“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浮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这一记载不仅证明了白马寺是一座方形木塔，而且还指出了以后其他许多寺庙的塔都是这种方形楼阁木塔。至于这种以塔为中心，塔在殿前、四周有廊庑围绕的寺塔布局形式，在北魏杨衒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中描写得更为清楚：“永宁寺，熙平元年（516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僧房楼观一千余间……四面各开一门。”该寺可能承袭了白马寺的寺塔布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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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存的实物中，早期的以塔为中心，四周环以廊庑，塔后建殿的寺塔布局形式已经难以寻找，但从日本早期佛寺的布局中，还可看到一些寺塔关系的情况。据日本学者考证，日本的飞鸟寺和四天王寺即是仿照我国白马寺而建的。它们与文献记载的永宁寺的寺塔布局形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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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塔为主，塔在殿前的寺塔布局关系，始自汉代。自唐开始，这种自印度传来的寺塔布局形式发生了巨变，主要是把殿堂作为了礼佛的中心，而塔的地位下降，改建于寺后、寺旁或另建塔院了。这一变化正是佛教与佛教建筑同中国具体情况相融合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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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原因，大约有两个：一是佛教本身的发展。唐初律宗创始人道宣（596—667年）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出了《戒坛图经》，把以塔为中心的佛寺布局改成了以佛殿为中心。二是我国传统的庭院式建筑布局对于佛寺的影响。道宣的《戒坛图经》也受此影响。这一影响的来源也有两个：一是我国从殷周时期就逐渐形成了的多层庭院组成的建筑布局，并已成定式，不管是宫殿、衙署、第宅均加以采用。自佛教广泛流行后，不少的官宦商贾常以“舍宅为寺”作为信佛的行动。这样的例子甚多，如《洛阳伽蓝记》所载崇义里杜子休舍宅的故事。北魏正光年间有个隐士名叫赵逸的，指着杜子休宅说，他的宅子是晋太康寺的遗址，掘之果然得砖数万，并有太康六年（285年）的石铭。于是杜子休便舍宅为寺，名叫灵应寺，而且还用所得之砖建了一个三层的砖塔。现存最早的一座砖砌佛塔——嵩岳寺塔，原来也是皇帝舍宫为寺的。据记载，嵩岳寺原名闲居寺，本是北魏宣武帝（拓跋恪）的离宫，建于永平年间（508—512年）。正光四年（523年），其子舍宫为寺，并把佛寺布置成园林形式。《北史·冯亮传》记：“林泉既奇，营制又美，曲尽山居之妙。”因而到唐代的时候，还把这里当作过皇帝的行宫。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佛寺到了中国之后，与传统的中国宫殿、宅第相结合的情况。就连首次正式来到中国传播佛教的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所下榻居住的地方——鸿胪寺，也是当时的一个衙署。佛寺的“寺”字，原本是衙署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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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禅宗寺院又发展成为“伽蓝七堂”的制度。所谓“七堂”，即佛殿、法堂、僧房、库橱、山门、西净、浴室等。印度原来的伽蓝、精舍，已为中国式的殿堂、院落式建筑所代替了。北京雍和宫原为清帝雍正未做皇帝时的王府，除最后的万福阁之外，其余殿堂均系王府建筑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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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地域辽阔，寺塔布局的形式也还有一些例外。不少辽金时期的塔，仍然建在寺院的前部，占据主要的位置，如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即应县木塔）、内蒙古林西庆州白塔、山西浑源圆觉寺释迦塔等，但是却另有大殿作为礼佛念经的主要场所。塔在寺中的地位，也远不如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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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是寺塔布局发展的简略情况，至于塔本身建筑结构与艺术的发展，也同样是与我国的传统建筑相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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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的塔分两种。一种是埋藏佛骨、佛舍利的窣堵波，称作坟冢的。另一种即所谓的“制底”（或“支提”）。《僧祇律》和《行事钞》上说：有舍利名塔婆，无舍利名支提。塔婆称冢、坟，支提称作庙，所谓的塔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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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种形式的塔，一到中国来之后，均有较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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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有舍利的塔，传入我国之后，即与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出中国式的寺塔。在印度有一种毗诃罗（vihāra）石窟及僧院，又称作伽蓝、精舍、讲堂、住处等。在石窟的中央设方形或长方形的讲堂，在石窟的中堂后壁刻小型佛塔，并造小室以为说法。建筑形式是以亭阁为基础加以创造的。即在亭阁之上，安设塔刹，在塔内安放佛像，以为礼佛念经之用。现存山东济南的神通寺四门塔，就是这种亭式塔的最早实物。塔还有一个特有的部分——地宫，是我国汉代以前的其他建筑类型所没有的。它是结合了我国古代墓葬中的墓穴和帝王地下宫殿而创造的。因为塔本身原是坟冢，这样的结合正相适应。塔下地宫内埋葬的舍利也常采用金银或木、石等材料的棺来盛放。不少的塔就是僧人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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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层楼阁式塔和亭式塔又发展出密檐式塔、花塔等类型。结合我国的高台建筑、城关式建筑，又创造了金刚宝座式塔、过街塔、塔门、台塔等建筑形式。就是最为接近印度原来窣堵波的喇嘛塔，在建筑造型和艺术装饰上也被赋予了不少的中国的建筑艺术特色。这正说明了任何外来的文化艺术、技术必然地要与本地原有的东西相结合而创造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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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无舍利的“支提”、“制底”（caitya），在印度原为刻有纪念佛的石窟，窟内塔前有较大的集会礼佛的场所。这种支提塔传到中国来之后，发展成为石窟寺。石窟甚小，窟内无集会之地，而在其旁另建寺宇。窟内之塔发展成了塔柱或是中心塔，与印度原来的支提在用途和形式上，都有很大变化。因对以后塔的发展不是主流，故在此不作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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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教教义上建塔的制度，在佛经上有不少的规定。《十二因缘经》上说八人应起塔：1．如来，露盘八重以上，是佛塔；2．菩萨，露盘七重；3．圆觉，露盘六重；4．罗汉，露盘五重；5．那含，露盘四重；6．斯陀含，露盘三重；7．须陀洹，露盘二重；8．轮王，露盘一重。从现存的佛塔看，许多建塔者并未按此规定执行。有的僧人塔就造了多重相轮，引起了定律者的悲叹。《僧祇律》上说：“凡僧亦起塔，既非圣人，总无露盘，仍使在屏处。若违之，则结罪准此等文。今方为师造塔，广起露盘，非为现人得罪，亦乃累彼先亡，深可悲也。”由此可知，就是佛经上规定的造塔形制，到了造塔工人手里，也要结合具体情况有所创造发展，并不那么死守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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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在建筑结构与艺术上结合我国的情况有新的创造，就是在其他用途上也有变化。由于兼用或改变作为别的用途，因此出现了为适应这些目的而产生的结构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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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登高眺望，是我国古塔的一个特点。这是原来印度的窣堵波或是支提所没有的。到了中国，与中国高层楼阁建筑相结合之后，就出现了这一用途。南北朝时期庾信有一首五言诗《和从驾登云居寺塔》云：“重峦千仞塔，危磴九层台。石关恒逆上，山梁乍斗回。”其内容描写的就是登河南嵩山九层砖塔的情况。北魏灵太后胡氏在洛阳永宁寺塔完工之后，即于神龟二年（519年）八月“幸永宁寺，躬登九层浮图”。这说明塔（主要是楼阁式塔）作为登临眺览的用途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唐宋以后，登塔游览之风就更为盛行了。自塔有了登临眺览的作用之后，其结构有了许多改进，如楼梯坡度便于上下，楼板便于伫立和行走，门窗开口宽大。尤其是每层用平座挑出塔身以外，形成周回游廊，并设立勾栏。人们可以从塔身内部走出来，在游廊之上眺览城镇面貌，山川景色。木造楼阁式塔最能发挥这方面的特点。相传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一次就曾有数千人登塔眺览。砖石结构塔也仿木构楼阁式塔修建，尽量从各方面满足登塔的需要。每当风和日丽或是秋高气爽的时候，登高一览，特别是在一些无山可登的地方，登一登塔，确实能起到舒展胸怀，增进身心健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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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塔在脱离了印度窣堵波、支提原来单纯作为埋藏佛舍利或是佛的纪念象征的意义之后，又兼作了其他的用途。随着登临眺览之后，很自然地便用到了军事上。古时候没有气球、飞机，更没有侦察卫星之类的侦察工具，只好利用高山、大树等来观察敌情，或是修建烽火台、敌楼等作为瞭望之用。高山、大树不是随处都有，敌楼、烽火台等建筑也都不可能修得太高，因而塔便成了用作观察敌情和防御射击的最好建筑。河北定县料敌塔就是在以供奉舍利为名，而实则作为观察敌情的目的下修建起来的。当时北宋王朝的定州与辽交界，时常发生冲突，北宋守将们为了观察辽方的军情动态，决定在开元寺修一座舍利塔，由宋真宗正式下诏修建。从现存塔内的数十块宋代碑刻上可以看出，许多捐款修塔的人都是守州将领和官员。由于工程艰巨，修了五十多年才完成。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塔成之后，称为料敌塔。为了更好发挥料敌的作用，把塔的高度修到了当时工程技术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通高84米。定县料敌塔是我国现存最高之古塔。当人们站在塔顶，极目四望，冀中平原的山川形势尽收眼底，数百平方里的情况一目了然。料敌效果非常显著。许多军事城镇的古塔也都起着瞭望敌情的作用，如现存的明长城九镇总兵驻地镇城榆林的凌霄塔、宁夏镇城银川的西寺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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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峙立在江河、海湾岸边的塔作为航行的灯塔，是我国古塔的又一功用。如杭州的六和塔正位于钱塘江入海的转折江岸，白天船行至此，远远即可知道至此是一个江海转折之处。晚上航行，更是需要有这样的标志信号。古代文献上记载：“海船航夜泊者，以灯塔为指南。”浙江海盐资圣寺塔被称为“层层用四方灯点照，东海行舟者皆望此以为标的焉”。净峙塔则有“燃灯至晓不灭，江海道途之人，望之以为号”的记载。上海青浦福田寺塔建塔的目的就是“建塔标灯，以为往来之望”。不仅江海岸边的塔有灯龛的设备，就是在高山、平川之塔也有灯龛，晚间燃点，标志某一城镇山川的位置。在杭州闸口，有一座白石塔，是宋代的建筑，现在看去，甚是平常，但是在八九百年前，这里正是大运河通过城区进入钱塘入海之口。该塔标志着运河入海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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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为装点江山、指示津梁、标明大道、美化园林的古塔，也所在皆是。不少的塔成了某一城市、某一地点、某一名胜的象征。如延安宝塔象征着革命圣地延安；高耸在西湖宝石山上的保俶塔象征着风景秀丽的杭州和西湖；北京玉泉山上的宝塔，装点着西山峰峦，成了颐和园的园林借景；远远看见苏州虎丘山上的云岩寺塔，就知道江南秀丽城市苏州就在眼前。西安的大雁塔、开封的铁塔及泉州的双石塔，也都成了这些城市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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