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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对我国古代建筑中这一高层建筑类型的起源、发展及其在建筑艺术、造型分类、各部分构造上的特点,作一简要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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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塔的起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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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建筑的类型非常丰富,包括楼、台、亭、阁、斋、堂、轩、榭、宫殿、衙署、住宅、园林等。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的发展,建筑类型不断增多。尤其是历代都采取了“外为己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更加促进了新的建筑类型的产生、发展。塔即是在我国传统建筑的基础上,吸收外来的形式与构造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建筑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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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和佛寺、石窟寺等同属于佛教建筑,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在我国产生的一种新建筑类型。它原是佛寺或石窟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塔在佛寺的中心或是在主要位置上,或是在石窟的正中,称为塔柱,僧侣们围绕着它礼佛念经。随着佛教建筑的传入,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塔的作用也有了变化,不再是寺内礼佛念经的中心。从唐代开始,寺院的布局形式走向固有的宫殿、王府、第宅的几重院落相组合的平面布局,塔随即也改建到寺的后部或寺的旁边去了。与塔原来同时修建的佛寺有许多已经不存,因而有些塔成了一座单独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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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起源于印度,梵文称作“stūpa”,巴利文称作“thūpa”。过去曾经译作窣堵波、塔婆、兜婆、偷婆、浮图、佛图等。印度最初建塔,是作为埋葬佛(释迦牟尼)的舍利之用的。舍利为梵文音译的略称,意思是“身骨”。据佛经上说,释迦牟尼死后,尸体用火焚化,变成各色晶莹的珠子,击之不碎。其中骨头称作白舍利,毛发称作黑舍利。八国国王分取舍利,建塔供奉。以后凡供佛奉佛即建塔,于是信奉佛教的国家相继建塔。塔的数量之多,不可胜计。最初在佛生处、成道处、转法轮处、现神通处、从忉利天下处、化度分别生处、思念寿量处、涅槃处等八个地方建塔,称之为八大灵塔,用以纪念佛的重大转变事件。后来各处都大量建塔。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前268—前232年),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国王阿育王大兴佛事,到处建立寺塔,供奉佛舍利,并下令他统领的八万四千个小国各建寺塔,即佛教经典中盛赞的阿育王八万四千宝塔。以后又演衍出释迦牟尼以前的塔,如多宝塔,说是释迦牟尼在灵鹫山说《法华经》刚要终了的时候,忽然有一安置多宝如来金身舍利的宝塔出现于空中,塔中发声赞叹释迦,谓之多宝塔。随着宗教的发展,塔后来成为一种宗教纪念性建筑。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其结构与形式又有新的发展。中国的塔就是其中成功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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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塔是佛教建筑中重要的一项,所以,当佛教传入我国时,塔也随之传入了。据文献记载,佛教是西汉末年开始传入我国的。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就从大月氏使臣伊存那里得《浮图经》。东汉永平十年(67年),西域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二人带着佛经佛像来到洛阳,正式传播佛教。当时的政府为二人修建了一所寺院作为居住和传教之用。传说二人是用白马驮经而来的,因而该寺被命名为白马寺。现在洛阳的白马寺就是那时创建的。根据历史文献考证,当时白马寺中主要的建筑就是一座方形木塔,建在寺的中心位置,四周有廊房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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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中平五年至初平四年(188—193年),笮融在徐州建浮图祠。据《三国志·刘繇传》记载:“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这段文字说明了三件事:一是铜制鎏金佛像;二是有九重铜制相轮的塔刹和重楼阁道塔身;三是寺院很大,可容三千余人。铜盘九重,重楼阁道的塔,想亦是一座大木塔。《魏书·释老志》上有这样一段记载:“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浮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这一记载不仅证明了白马寺是一座方形木塔,而且还指出了以后其他许多寺庙的塔都是这种方形楼阁木塔。至于这种以塔为中心,塔在殿前、四周有廊庑围绕的寺塔布局形式,在北魏杨衒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中描写得更为清楚:“永宁寺,熙平元年(516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僧房楼观一千余间……四面各开一门。”该寺可能承袭了白马寺的寺塔布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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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存的实物中,早期的以塔为中心,四周环以廊庑,塔后建殿的寺塔布局形式已经难以寻找,但从日本早期佛寺的布局中,还可看到一些寺塔关系的情况。据日本学者考证,日本的飞鸟寺和四天王寺即是仿照我国白马寺而建的。它们与文献记载的永宁寺的寺塔布局形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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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塔为主,塔在殿前的寺塔布局关系,始自汉代。自唐开始,这种自印度传来的寺塔布局形式发生了巨变,主要是把殿堂作为了礼佛的中心,而塔的地位下降,改建于寺后、寺旁或另建塔院了。这一变化正是佛教与佛教建筑同中国具体情况相融合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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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原因,大约有两个:一是佛教本身的发展。唐初律宗创始人道宣(596—667年)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出了《戒坛图经》,把以塔为中心的佛寺布局改成了以佛殿为中心。二是我国传统的庭院式建筑布局对于佛寺的影响。道宣的《戒坛图经》也受此影响。这一影响的来源也有两个:一是我国从殷周时期就逐渐形成了的多层庭院组成的建筑布局,并已成定式,不管是宫殿、衙署、第宅均加以采用。自佛教广泛流行后,不少的官宦商贾常以“舍宅为寺”作为信佛的行动。这样的例子甚多,如《洛阳伽蓝记》所载崇义里杜子休舍宅的故事。北魏正光年间有个隐士名叫赵逸的,指着杜子休宅说,他的宅子是晋太康寺的遗址,掘之果然得砖数万,并有太康六年(285年)的石铭。于是杜子休便舍宅为寺,名叫灵应寺,而且还用所得之砖建了一个三层的砖塔。现存最早的一座砖砌佛塔——嵩岳寺塔,原来也是皇帝舍宫为寺的。据记载,嵩岳寺原名闲居寺,本是北魏宣武帝(拓跋恪)的离宫,建于永平年间(508—512年)。正光四年(523年),其子舍宫为寺,并把佛寺布置成园林形式。《北史·冯亮传》记:“林泉既奇,营制又美,曲尽山居之妙。”因而到唐代的时候,还把这里当作过皇帝的行宫。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佛寺到了中国之后,与传统的中国宫殿、宅第相结合的情况。就连首次正式来到中国传播佛教的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所下榻居住的地方——鸿胪寺,也是当时的一个衙署。佛寺的“寺”字,原本是衙署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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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禅宗寺院又发展成为“伽蓝七堂”的制度。所谓“七堂”,即佛殿、法堂、僧房、库橱、山门、西净、浴室等。印度原来的伽蓝、精舍,已为中国式的殿堂、院落式建筑所代替了。北京雍和宫原为清帝雍正未做皇帝时的王府,除最后的万福阁之外,其余殿堂均系王府建筑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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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地域辽阔,寺塔布局的形式也还有一些例外。不少辽金时期的塔,仍然建在寺院的前部,占据主要的位置,如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即应县木塔)、内蒙古林西庆州白塔、山西浑源圆觉寺释迦塔等,但是却另有大殿作为礼佛念经的主要场所。塔在寺中的地位,也远不如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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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是寺塔布局发展的简略情况,至于塔本身建筑结构与艺术的发展,也同样是与我国的传统建筑相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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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的塔分两种。一种是埋藏佛骨、佛舍利的窣堵波,称作坟冢的。另一种即所谓的“制底”(或“支提”)。《僧祇律》和《行事钞》上说:有舍利名塔婆,无舍利名支提。塔婆称冢、坟,支提称作庙,所谓的塔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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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种形式的塔,一到中国来之后,均有较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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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有舍利的塔,传入我国之后,即与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出中国式的寺塔。在印度有一种毗诃罗(vihāra)石窟及僧院,又称作伽蓝、精舍、讲堂、住处等。在石窟的中央设方形或长方形的讲堂,在石窟的中堂后壁刻小型佛塔,并造小室以为说法。建筑形式是以亭阁为基础加以创造的。即在亭阁之上,安设塔刹,在塔内安放佛像,以为礼佛念经之用。现存山东济南的神通寺四门塔,就是这种亭式塔的最早实物。塔还有一个特有的部分——地宫,是我国汉代以前的其他建筑类型所没有的。它是结合了我国古代墓葬中的墓穴和帝王地下宫殿而创造的。因为塔本身原是坟冢,这样的结合正相适应。塔下地宫内埋葬的舍利也常采用金银或木、石等材料的棺来盛放。不少的塔就是僧人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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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层楼阁式塔和亭式塔又发展出密檐式塔、花塔等类型。结合我国的高台建筑、城关式建筑,又创造了金刚宝座式塔、过街塔、塔门、台塔等建筑形式。就是最为接近印度原来窣堵波的喇嘛塔,在建筑造型和艺术装饰上也被赋予了不少的中国的建筑艺术特色。这正说明了任何外来的文化艺术、技术必然地要与本地原有的东西相结合而创造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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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无舍利的“支提”、“制底”(caitya),在印度原为刻有纪念佛的石窟,窟内塔前有较大的集会礼佛的场所。这种支提塔传到中国来之后,发展成为石窟寺。石窟甚小,窟内无集会之地,而在其旁另建寺宇。窟内之塔发展成了塔柱或是中心塔,与印度原来的支提在用途和形式上,都有很大变化。因对以后塔的发展不是主流,故在此不作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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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教教义上建塔的制度,在佛经上有不少的规定。《十二因缘经》上说八人应起塔:1.如来,露盘八重以上,是佛塔;2.菩萨,露盘七重;3.圆觉,露盘六重;4.罗汉,露盘五重;5.那含,露盘四重;6.斯陀含,露盘三重;7.须陀洹,露盘二重;8.轮王,露盘一重。从现存的佛塔看,许多建塔者并未按此规定执行。有的僧人塔就造了多重相轮,引起了定律者的悲叹。《僧祇律》上说:“凡僧亦起塔,既非圣人,总无露盘,仍使在屏处。若违之,则结罪准此等文。今方为师造塔,广起露盘,非为现人得罪,亦乃累彼先亡,深可悲也。”由此可知,就是佛经上规定的造塔形制,到了造塔工人手里,也要结合具体情况有所创造发展,并不那么死守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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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在建筑结构与艺术上结合我国的情况有新的创造,就是在其他用途上也有变化。由于兼用或改变作为别的用途,因此出现了为适应这些目的而产生的结构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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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登高眺望,是我国古塔的一个特点。这是原来印度的窣堵波或是支提所没有的。到了中国,与中国高层楼阁建筑相结合之后,就出现了这一用途。南北朝时期庾信有一首五言诗《和从驾登云居寺塔》云:“重峦千仞塔,危磴九层台。石关恒逆上,山梁乍斗回。”其内容描写的就是登河南嵩山九层砖塔的情况。北魏灵太后胡氏在洛阳永宁寺塔完工之后,即于神龟二年(519年)八月“幸永宁寺,躬登九层浮图”。这说明塔(主要是楼阁式塔)作为登临眺览的用途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唐宋以后,登塔游览之风就更为盛行了。自塔有了登临眺览的作用之后,其结构有了许多改进,如楼梯坡度便于上下,楼板便于伫立和行走,门窗开口宽大。尤其是每层用平座挑出塔身以外,形成周回游廊,并设立勾栏。人们可以从塔身内部走出来,在游廊之上眺览城镇面貌,山川景色。木造楼阁式塔最能发挥这方面的特点。相传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一次就曾有数千人登塔眺览。砖石结构塔也仿木构楼阁式塔修建,尽量从各方面满足登塔的需要。每当风和日丽或是秋高气爽的时候,登高一览,特别是在一些无山可登的地方,登一登塔,确实能起到舒展胸怀,增进身心健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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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塔在脱离了印度窣堵波、支提原来单纯作为埋藏佛舍利或是佛的纪念象征的意义之后,又兼作了其他的用途。随着登临眺览之后,很自然地便用到了军事上。古时候没有气球、飞机,更没有侦察卫星之类的侦察工具,只好利用高山、大树等来观察敌情,或是修建烽火台、敌楼等作为瞭望之用。高山、大树不是随处都有,敌楼、烽火台等建筑也都不可能修得太高,因而塔便成了用作观察敌情和防御射击的最好建筑。河北定县料敌塔就是在以供奉舍利为名,而实则作为观察敌情的目的下修建起来的。当时北宋王朝的定州与辽交界,时常发生冲突,北宋守将们为了观察辽方的军情动态,决定在开元寺修一座舍利塔,由宋真宗正式下诏修建。从现存塔内的数十块宋代碑刻上可以看出,许多捐款修塔的人都是守州将领和官员。由于工程艰巨,修了五十多年才完成。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塔成之后,称为料敌塔。为了更好发挥料敌的作用,把塔的高度修到了当时工程技术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通高84米。定县料敌塔是我国现存最高之古塔。当人们站在塔顶,极目四望,冀中平原的山川形势尽收眼底,数百平方里的情况一目了然。料敌效果非常显著。许多军事城镇的古塔也都起着瞭望敌情的作用,如现存的明长城九镇总兵驻地镇城榆林的凌霄塔、宁夏镇城银川的西寺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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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峙立在江河、海湾岸边的塔作为航行的灯塔,是我国古塔的又一功用。如杭州的六和塔正位于钱塘江入海的转折江岸,白天船行至此,远远即可知道至此是一个江海转折之处。晚上航行,更是需要有这样的标志信号。古代文献上记载:“海船航夜泊者,以灯塔为指南。”浙江海盐资圣寺塔被称为“层层用四方灯点照,东海行舟者皆望此以为标的焉”。净峙塔则有“燃灯至晓不灭,江海道途之人,望之以为号”的记载。上海青浦福田寺塔建塔的目的就是“建塔标灯,以为往来之望”。不仅江海岸边的塔有灯龛的设备,就是在高山、平川之塔也有灯龛,晚间燃点,标志某一城镇山川的位置。在杭州闸口,有一座白石塔,是宋代的建筑,现在看去,甚是平常,但是在八九百年前,这里正是大运河通过城区进入钱塘入海之口。该塔标志着运河入海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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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为装点江山、指示津梁、标明大道、美化园林的古塔,也所在皆是。不少的塔成了某一城市、某一地点、某一名胜的象征。如延安宝塔象征着革命圣地延安;高耸在西湖宝石山上的保俶塔象征着风景秀丽的杭州和西湖;北京玉泉山上的宝塔,装点着西山峰峦,成了颐和园的园林借景;远远看见苏州虎丘山上的云岩寺塔,就知道江南秀丽城市苏州就在眼前。西安的大雁塔、开封的铁塔及泉州的双石塔,也都成了这些城市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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