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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十三年修建的皇史宬，并未按照弘治时期大学士丘濬所建议的“别建重楼一所”的藏书楼形式，而是重新设计的。它是完整的一组庭院式建筑群，由大门、主殿、配殿等所组成的院落。总面积为8463平方米，四周有高大的红墙围绕。整个建筑的平面略呈长方形，正中大殿是这组建筑群的主体。大殿正中房檐下，悬挂一小横匾，上书“皇史宬”三字，在它的旁边并有皇史宬的满文并列。这块横匾，无疑是清朝重修时更换的。明朝嘉靖皇帝创造和亲自书写的“”字、“”字本来就无根据，改朝换代把它去掉了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正如把大明门改为大清门，把承天门改为天安门，把奉天殿改为太和殿一样，这是清朝利用明朝宫殿的一个重要决策。据记载，皇史宬在清朝嘉庆十二年（1807年）曾经大修过，但是整个布局和建筑结构与形式均未改动，仍然保存了明代初建时的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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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史宬大殿面宽九间，单檐庑殿顶，以黄琉璃瓦覆盖，规格等级与故宫中的主要殿宇相同。大殿的平面为一东西方向的长方形，总面积（包括台基在内）达2000平方米。殿内面宽42米，进深10米余，使用面积达500平方米左右。殿的结构全部以砖石仿木构修造，不用木梁木柱和一切木构件，俗称之为“无梁殿”。殿内以砖砌作东西通长的券洞，确无梁柱的痕迹。南面开五道券门，正中三门并列，相距较近，两旁各辟一门相距较远，构成一个疏密相间的门面形式。在殿的东西两侧山墙上，对开高窗各一，以便空气流通。殿的结构虽不用木质梁柱，但在外观上却尽力模仿木结构的形象。内部本为东西长券洞，无间可分，但在外面却仿作柱子把面宽分为九间。在柱头上施额枋，上置五彩斗拱，挑出檐檩。斗拱、檩枋和椽子飞头也都全部用砖石仿木构制做。为了适应砖石材料的性能，仿做的构件比例和形式，也相应有所改革。如斗拱的拱长都相等，以通长的石条代替了方拱，房檐的出檐也较短，屋角没有起翘等。整座无梁大殿坐于1.42米高的石台基上，台基前面有宽广的月台，四周围绕白石栏杆，深邃的五阙朱漆大门，厚达6米的磨砖墙体使之呈现出坚固、安全、稳重的外貌，在建筑艺术造型上，是相当成功的。至于栏杆望柱上的蟠龙翔凤雕刻、台阶当中的阶石云龙浮雕等，其雕刻工艺技巧非常精美，也都是不可多得的雕刻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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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殿的正中，特砌了一个与殿内通长、高一米多的汉白玉石须弥座，以安置铜皮鎏金包面的樟木大柜——“金柜”。砖石大殿、金包箱柜，把古代“石室金匮”的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金匮的外形非常华丽，铜皮上雕制出各式各样的云龙图案，鎏金之后，金光灿烂，耀人眼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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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史宬大殿的两旁，为东西配殿。配殿的外观看去与大殿完全一致，厚厚的磨砖对缝墙身，深深的三洞拱券门，俨然是“石室金匮”的气势，只是在规制上较之大殿要低了一筹，台基较低，屋顶也用了硬山顶。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配殿的房檐下所开的通风孔，如果不留心很难发现，因为用砖雕花饰把它们装饰起来了，可谓是别具匠心之作。这两个配殿虽然内部用了梁柱，但外表仍然用厚厚的砖体封护，连柱子的痕迹都看不见。内部失火不致殃及外部，外部的火也难以延烧进去，对防火仍是非常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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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皇史宬这一皇家档案库建成之后，除了贮藏实录、玉牒、制诰等之外，还收藏过珍贵的《永乐大典》的副本和其他档案文书。到了清朝，皇史宬仍然被完整地继承下来，作同样的用途。只是改变了所藏档案文书的姓氏，把朱姓的档案改为爱新觉罗的罢了。清朝除了保存实录、玉牒等之外，也还保存过《大清会典》、《朔汉方略》等内阁副本以及将军印信等物。乾隆时候的一位文人名叫阮蔡生所著的《茶余客话》中，曾经写到他有机会进入皇史宬时，看到内阁档案“积若崇山”的情况，可见皇史宬保存档案之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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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史宬大殿两侧，还有两个乾隆时候建造的碑，一个碑是记载将部分实录送到盛京（今沈阳）的诗，另一个碑是乾隆恭瞻皇史宬的诗，诗为：“五代神谟秘典垂，崇宬肩钥壮鸿规。兰台令史无惭笔，纶阁元臣有职司。百世聪听钦宝训，万年永茂衍宗枝。瑶函金匮前朝制，殷鉴兢兢念在兹。”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封建统治者对其皇家档案的重视，不仅要很好地保存，而且还要把它们作为殷鉴为当时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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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配殿的北边，有御碑亭一座，亭内有一石碑，上刻嘉庆十二年《重修皇史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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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皇史宬作为明、清故宫建筑的一部分，受到妥善的保护，并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多次保养维修，现已作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一部分向广大群众开放，并经常举办有关的专题陈列。人们到此不仅可以参观欣赏这一仅存的“石室金匮”形式的古代皇家档案馆的特有建筑，而且也可从中得到一些历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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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 罗哲文简要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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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民国十三年） 4月17日，出生在四川宜宾县城林家巷一座民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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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民国十五年） 随父母举家搬迁到距离宜宾西北100余公里处的柳家镇余家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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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成为报考中国营造学社众多求职者中唯一被录取的练习生，从此开始了迄今为止长达近70年的文物古建筑维修、保护和研究事业。同年开始担任中国营造学社测绘员，直至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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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 跟随梁思成先生自南溪县李庄前往国民政府战时陪都重庆，担任由梁思成先生主编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的地图标注工作，协助梁思成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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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夏，与刘致平、莫宗江押运中国营造学社资料和仪器乘船离开李庄前往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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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秋，接受恩师林徽因的指点独自前往八达岭和古北口勘查长城，从此与长城结下了一生之缘。并因此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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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1月，担任由梁思成先生主编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一书的编印工作。6月，与清华大学营建系师生一同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徽图案征选活动，其设计的国旗图案荣获（校内）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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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年底，调国家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担任业务秘书，专门从事文物古建筑维修、保护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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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受命主持居庸关·八达岭和山海关维修工程，这是其数十年维修长城事业的开始，也是新中国开展古建筑维修事业的第一项重大工程。与相识相恋近6年的杨静华女士喜结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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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 分别在“关于首都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座谈会”和“关于首都古文物建筑处理问题座谈会”上发言，对恩师梁思成先生保护北京城的主张表示支持，并建议制定可行性标准，以决定北京城内建筑是否保留、迁移或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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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 协助恩师梁思成先生和局长郑振铎等专家学者积极呼吁保护即将拆毁的北海团城，使北京城这一极端重要的园林式古建筑得以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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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 8月，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陪同局长郑振铎和恩师梁思成先生勘查明十三陵长陵祾恩殿遭雷击情况，促使国务院发布在全国文物古建筑上安装避雷针的重要通知。编撰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关于长城的专著——《万里长城·居庸关·八达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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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开始主持为期六年的永乐宫建筑群易地搬迁保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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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地面文物遗存保护工作的经验性文章《关于发挥文物保护单位作用的几点意见》，发表在《文物》第十一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