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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开始主持为期六年的永乐宫建筑群易地搬迁保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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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地面文物遗存保护工作的经验性文章《关于发挥文物保护单位作用的几点意见》，发表在《文物》第十一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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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 参与中华书局组织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写工作，由其编撰的《长城史话》一书随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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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 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爆发，而其为了保护北京建国门古观象台和甘肃永靖县炳灵寺石窟，与同事共同直接上书周恩来总理使这两处文物古迹得以保存，也因此被戴上了“黑线人物”、“双枪老太婆的儿子”和“土匪”这三顶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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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1972年 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直至两年后才由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同志举荐得以返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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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 获准回京探亲时，冒险前往北京医院看望已经处于弥留之际的恩师梁思成先生。返回湖北咸宁后不久正式调回北京。接着，前往湖南长沙参加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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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 为接待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中国期间到云冈石窟参观，先后三次陪同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同志前往山西大同、五台山和应县等地安排相关事宜。为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周年，随同中国出土文物展览代表团访问日本，拍摄的马王堆照片作为国礼赠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这两件事都是新中国开展文物外交工作中的重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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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 作为由国家文物局组成地震后山海关箭楼修复评审组的领导者，前往山海关对箭楼加固修复工程进行评审验收。提出成立长城学术研究组织。随后大胆冲破极“左”思潮禁锢在《文物》第八期上发表《万里长城》一文，率先提出“长城学”这一新的学术课题。开始主持为期三年的北大红楼维修加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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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在《建筑历史与理论》第一、二期上，发表《为什么要保护古建筑》和《哪些古建筑需要保护》两篇文章。第二年，又撰写《如何保护古建筑》一文，发表在《文物通讯》第二期上，这几篇论文澄清了一些人对古建筑保护工作存在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问题。兼任国家文物局文物档案资料室主任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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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 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全国政协委员单士元、侯仁之和郑孝燮等提交国务院的创建历史文化名城建议书，随后责成其与郑孝燮等共同经办此事，并由其草拟了建立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文件稿。接着，其撰写的《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建设的重大措施》一文，发表在《文物》第五期上。经其及有关专家评审、国务院审批的第一批24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揭晓，从此中国文物保护事业迈上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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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 作为文博系统著名专家成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文化组副组长，从此与连任该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单士元、郑孝燮在文物保护战线上并肩作战，被业内外誉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三驾马车”。代表中国政府文化机构首次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地区文物保护学术讨论会”。前往美国进行文物保护工作的参观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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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 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六点建议——首都文化风貌笔谈》，建议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要与规划部门密切配合，划出保护范围，订出保护规划。接受日本建筑技术交流会邀请，前往东京进行有关中国古建筑的学术演讲。由其参加筹建的中国第一个长城学研究会——山海关研究会正式成立，并出任该研究会副会长一职。随后，积极响应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倡议，从而拉开了万里长城多个地段大规模维修的序幕。开始主持为期十年的布达拉宫大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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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 与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三位全国政协委员共同提交中国应该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议案，促使中国于同年加入了该委员会，成为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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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 与单士元、郑孝燮等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北京西便门残存的明代城墙，提出应该尽快加以保护的合理化建议。还在《文物天地》第三期上发表了《我与长城》一文，以及在《燕都》第八期上发表了《北京的牌楼》一文。3月，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经济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上提出了名城保护的“三个阶段论”，阐述了名城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要求控制不适合名城保护的经济建设项目，发展有利于名城保护的项目。“使得保护与新建、继承与发展、体形和内容密切联系，两全齐美，相得益彰。”同时，在会议上第一次论述了中国营造学社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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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 中国长城学会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成立，出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一职。经其及有关专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申报，长城、明清故宫、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秦始皇陵及兵马俑、敦煌莫高窟、泰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批世界级文化自然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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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 连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撰写了系统阐述文物古建筑摄影的论文《古代建筑摄影》，发表在《华夏考古》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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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 出任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一职。撰写的《古建筑的维修原则及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问题》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文，发表在《古建园林技术》第二十九期。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历史文物保护会议，并发表以古建筑的维修原则及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问题为核心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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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 随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考察组前往云南建水，就该城申请列入第三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进行考查评估。在《城市规划汇刊》第五期上发表了《关于城市计划与道路交通》一文。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成立了由国家文物局总工程师罗哲文任组长的应县木塔维修工程领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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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 连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在八届一次会议上联合其他委员共同提出了《抢救保护圆明园遗址并加以整修开放》的议案。在《城乡建设》第九期发表文章《历史文化名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支柱》，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的三大内容：一是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国情；三是现代化。三大内容的提出，解决了如何继承历史文化传统与摈弃文化糟粕、如何立足自身特点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名城优势、如何实现历史文化名城的现代化等若干问题。这是目前了解到罗哲文最早关于“中国特色”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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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罗哲文建筑文集》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文物世界》第四期发表了《文物建筑的科学复原重修不能以“假古董”视之——兼谈中国文物建筑保护维修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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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参加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家林业局和中央电视台共同组织的“长城绿色工程万里行”活动，为保护长城尽心尽力。应台湾“历史博物馆”邀请，前往台湾作万里长城的专题学术报告。这一年新华社播发了一条题为《长城学家罗哲文破解长城三大历史误会》的新闻通稿，提出“长城还有保护通讯和商旅往来的重要的对外开放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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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参加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亚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发表了《关于建立有东方建筑特色的文物建筑保护维修理论与实践科学体系的意见》的论文。与任继愈、侯仁之、谢凝高等相继出任《华夏时报》“保护文化遗产系列公益广告”形象代言人。在《中国建设报》发表文章《中国文物建筑保护维修的理论性问题》，指出：文物建筑保护维修的理论与实践在西方有较多的论著，他们出于他们的国情，出于砖石为主的结构方式和民族文化传统。我们可以借鉴，但不能完全照搬，我们是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再加上我们的国情和民族文化传统，因此，必须有我们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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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罗哲文历史文化名城与古建筑保护文集》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同时由北京古建筑学界同仁发起的“庆贺罗哲文先生从事文物工作62周年暨《罗哲文历史文化名城与古建筑保护文集》首发式”，在国家博物馆隆重举行，并向其敬赠“国宝栋梁”牌匾。4月，来自全国各地的古建筑学界同仁及弟子在天津召开了“罗哲文先生从事古建工作62周年、文物工作52周年联谊会”。5月，四川省文物博物馆界为其庆贺80寿辰，畅谈其爱国爱乡情怀。6月，带领一支由著名学者、作家、画家、记者和奥运会冠军等人组成的文化考察队，西出玉门关后沿着著名古丝绸之路，开始进行历时一个多月探访楼兰古国遗址等的行程，并成为年龄最长的穿越有“死亡之海”之称罗布泊沙漠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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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在《中国文化遗产》发表了《中国文化遗产的特色》。出席第二次中国世界遗产地工作会议。出席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提议修改一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一项遗产的“凯恩斯决定”。最终通过的新“凯恩斯决定”主要包括，可以容许一个国家申报两项，但其中有一项必须是自然遗产项目，但每年审议的总数不超过4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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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与侯仁之、季羡林、郑孝燮等10人联名呼吁，要求对大高玄殿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文物保护单位，尽快实现腾退修缮并对社会开放。参加“文物保护科技发展国际研讨会”，发言《古建筑维修原则和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文物建筑保护、维修中的中国特色问题》。与郑孝燮、朱炳仁联名致信京杭大运河沿岸18个城市（区）的市（区）长，提出共同开展京杭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呼吁用创新的思路，加快京杭大运河在申报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工作进程。“如果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相加，足以与长城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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