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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7：伦敦千年穹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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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技术进步是混凝土预制件。它最初是现代派为了房屋建造的工业化提出的概念，西欧三巨头尤其热衷，最后也实现得很好。几千年来一贯的、在现场一砖一石地盖房子的方式被淘汰了，现在是先大批量地按计划生产出预制件，然后到现场组装起来即可。有不少公司和事务所都为推广它作出了贡献。柯布西耶率性地使用它造成的“粗野主义美感”也曾为它吸引了不少注意，比如大量使用混凝土预制件而出名的英国的海德公寓（Hide Tower，1961年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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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大公司、大财团的热情和密斯的努力促进了高层建筑方面的技术进步，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金属玻璃幕墙。由于具有重量轻、便于安装等特点，它几乎是现代“密斯风格”摩天大楼的标准外衣。不过在单透光性（保护隐私）、既透过阳光又能绝热（否则大厦的中央空调就没有意义了）等问题上，金属玻璃幕墙还不算尽善尽美。此外，城市里越来越严重的“光污染”也是对它的一个挑战，不过有些人照例是要把这些问题算到密斯头上的。图168是匹兹堡的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lcoa Building，1953年建成），幕墙其实就是他们的大广告——3.18毫米的铝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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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8：美国铝业公司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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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进步的同时，不同于以往的针对单个建筑的设计，所谓“整体规划”的概念也出现了。这种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兰西第二帝国时对巴黎的全面改造计划。前面提到的古典主义里有很多建筑——比如凯旋门附近的星形广场——就诞生于这一时期。巴黎现在的布局也是那时确定的。当时法国政府改造巴黎的初衷是认为之所以在大革命中巴黎人民总是“闹事”，是由于巴黎的街道太窄，几个人几条枪就能守住一个街堡，控制住一条街，所以他们要将巴黎的街道拓宽，以免再次发生革命。当然，这种愚蠢的政治见解是不成立的，因为即使巴黎的街道拓宽了，也没能避免1848年的革命和巴黎公社的起义。不过类似的改造计划当时在伦敦、纽约等城市都出现了。他们的初衷当然不是为了防止革命，而是他们看到了巴黎改造之后给交通带来的方便。资本主义的蒸蒸日上和工业革命的大发展都要求人们对于居住环境进行彻底的规划、改造，以便达到人流、物流的合理化，产生最大利益。地铁、高架桥等事物的出现就是这种想法的结果。而像欧文、圣西门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当中，也包含了很多城市规划方面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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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后，很多被战争摧毁的欧洲城市的重建使得“整体规划”又兴起了。战后资本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发展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这个概念的成熟，前面提到柯布西耶的“居住单位”和昌迪加尔城的设计在当时都不算新鲜事。很多建筑师，包括后面会提到的一些人，都投身于“整体规划”中，其中著名的有英国的“建筑电讯（Archigram）”小组等。对于人类居住环境的整体改造应该说是一个建筑师可能有的最大梦想，很多政府也通过这方面的实验探索新的发展方向。“整体规划”的进步推动了战后各种思潮的发展，比如像以《第三次浪潮》为标志的“未来学”等等，这里面当然包括建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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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规划”比较成功的例子有英国的考文垂市（Coventry，“二战”中全城尽毁，1951年重建），瑞典的魏林比新城（Vällingby，20世纪50年代初规划），芬兰的花园城市塔皮奥拉（Tapiola，1951年开始建设），法国巴黎的台方斯区（Defence，1965年开始建设），日本东京的新宿区（1969年开始建设），以及日本的筑波科学城（1968年开始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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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瑞典的魏林比为例（图169），规划人口2.3万，距斯德哥尔摩10公里，以电气化铁路和高速公路相连。依托原有的城区，建设了百货商场、专业商店、饭店以及各种公用设施。住宅布局合理，彼此之间形成不同的格局，避免了单调。在保证交通便利的同时，整个新城与周围的自然环境仍然十分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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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9：瑞典魏林比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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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规划”也有不太成功的例子。比如美国的波士顿市中心（1969年开始建设），由于公用设施的设计单位你争我夺，使得整体风格不协调。还有前面提到的印度昌迪加尔城（1950年开始建设），棋盘式的格局过于理想化，一些建筑也没有贴近当地人民的实际需要。更著名的失败是巴西的新首都巴西利亚（Brasília，1956年开始建设）。整体布局（图170）如展翅的大鸟，虽然美观，但居住区和工作区被分在两个翼上，市民每天要花几个小时上下班，成了建筑师的牺牲品。城市景观的人造味也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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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0：巴西利亚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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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整体规划”本身一直在进步，很多做法也在改进，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工业化自身的问题显现了出来，世界经济进入低速发展，许多乐观主义的计划（比如20世纪60年代最热门的探索火星计划）被搁置了（较近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美国的超导超级对撞机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下马），一些保守势力也有所抬头。在“自由”的幌子下，对于究竟是自由发展还是进行规划对未来更有利的问题上也出现了争论（如果说此前在建筑学领域内没有东西方两大阵营的说法的话，20世纪80年代后就有了），“整体规划”基本上陷入停顿，现今只是作为城市建设中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继续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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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曾经强调过，“现代派”并不指时间，而是指风格；而我们现在要讲的“后现代”则最好反过来理解，不是指风格，而是指时间。有人曾经建议把“Post-Modernism”译成“现代派之后”，更符合这个概念的原意，但最后因为“后现代”的叫法已经传播开了，只有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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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后现代不像现代派那样有着比较明确的指导性理论和比较明确的风格。它本身并没有自成一派，只是一个很多彼此有些距离的思想的集合体。说得难听点，就像造反成功之后群龙无首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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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造反”，前面已经说过，四巨头里面赖特和其他三人是有区别的。有的造反者就用那三位代表的欧洲新建筑风格最初进入美国时的一个名字“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来特指之，好把赖特救出来。这个名字来自20世纪30年代的一本书，讽刺的是，这书的作者之一后来也在造反大军中，还扮演了比较有趣的角色。这个人就是菲利浦·约翰逊（Phillip Johnson，1906—2005），我们就从他开始讲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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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先在理论上概括西欧现代派建筑的美国人之一，菲利浦·约翰逊是在哈佛学的建筑，但他后来坦言对当时已经在哈佛任教的格罗皮乌斯没有印象，这时他崇拜的是密斯。后者待他也不错，著名的西格拉姆大厦就是两人合作的产物。但大厦落成之后不久两人就分手了，连朋友也没得做。个中原因据说是约翰逊酒后吐真言说不理解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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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必要把西格拉姆大厦的成长过程再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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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建筑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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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