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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为何绘身、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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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身（包括绘面），是用矿物、植物或其他颜料，在人体上绘制各种有规律的图案，表达人类特殊而复杂的精神世界，这在原始社会的陶器上已有所体现。文身是由绘身发展演化而来的。由于绘身的图案无法长期保留，挥汗、日晒、雨淋甚至休息时的摩擦，都会使绘身的颜色减退、模糊或消失。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也许是在偶然的劳动或打斗中损伤了身体，绘身的颜料与血色素发生了化学作用，伤口愈合后留下了刺纹的效果，人类因此掌握了文身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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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妆”的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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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面鱼纹盆为灵感创作的绘面形象。模特：顾叔怡；化妆造型：王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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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身，又名镂身、扎青、镂臂、雕青等；文面，又名绣面、凿面、黥面、黵面、刻颡、雕题、刺面等。两者都是用刀、针等锐利铁器，在人体的不同部位刻划，然后涂上颜色（多为黑色），使之长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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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文身的文字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夏朝。《汉书·地理志》中关于“粤（越）地”的记载里有：“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也记载了倭人的文身习俗：“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人好沉没捕鱼蛤，亦文身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可以看出，最早在夏代便已有文身与文面之俗了，但多见于东南沿海地区，主要是东夷到百越这一广阔地域，且文身多与断发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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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身的习俗一直延续到周朝。《史记·吴太伯世家》里有一个故事，周太王欲立小儿子季历以及孙子昌为继承人，他另外两个儿子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这段文字虽讲的是商周之际同族内部的王位继承问题，但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周初，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以及宁绍平原一带的所谓“荆蛮”仍然保存着文身的习俗，而在中原开化地区，这种习俗已基本消失了。这里的“荆蛮”之地，实际上指的是吴越一带。《战国策·赵策二》就提到“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鳀冠秫缝，大吴之国也；礼、服不同，其便一也”。西周之后，楚国渐渐强大，势力不断向南扩张，华夏族蓄发冠笄的礼俗亦随之向南发展，“断发文身”之风盛行区域迅速缩小。春秋时期，奉行周礼的华夏族文化进一步向东发展，东夷族接受华夏族的周礼文化，遗弃“断发文身”之俗，也改行蓄发冠笄的礼仪。到了战国时期，只有南方的百越民族还保留着这一习俗。不少商周出土文物上都有文身、文面的人物形象，可作为这种妆容习俗存在的视觉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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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100年）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其中人物有绘面。瑞典东亚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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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人面鱼纹彩陶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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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土于湖南省安化县的商代晚期虎食人卣，其中人物有断发文身形象（吕章申。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日本泉屋博古馆卷[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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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的商代晚期跽坐玉人，身上有文身痕迹（杨伯达。中国玉器全集[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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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人为何文身，学术界最流行的一个观点是“保护说”，即文过龙蛇纹样的身体可以向鱼龙示以同类或同代身份，求得谅解与宽恕，“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汉刘向《说苑》）。此外还有“图腾说”，学者们认为，越人在身体上黥龙或蛇等花纹，反映了他们的图腾崇拜；闽越人为“蛇种”，蛇是他们心目中的保护神；哀牢夷为“龙种”，“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文身可让他们从鱼龙图腾中吸取力量，鼓起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的信心和勇气。还有“尊荣说”，《淮南子·泰族训》说越人文身，“被创流血，至难也，然越为之，以求荣也”。再有“成人说”，即把文身、文面当作一种成人仪式，以能忍受文身所带来的痛楚为成人的标志，同时以此取悦异性。新中国成立前，苗族男子中还保留着黥面以取悦女性的风俗。苗语称成年男子为“budnios”，即画花脸的雄性；英俊的小伙子，苗语叫作“vntnios”，即好花脸，现在仍流行于苗乡的男子“打花脸”婚嫁仪式，可能就是文面习俗的变异[1] 。这种习俗在傣族也存在，男子文了身，姑娘见了便认为是英雄，也就更容易得到女性的爱。当然，也有一种学说为“妆饰说”，即以文身、文面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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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面的传承与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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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最完整地保留文面习俗的是海南黎族和云南独龙族的女性。两地在古时都属于百越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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