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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美也可看成对妻与妾的不同审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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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男性在选择正妻时，以德为主，兼及才、色。《后汉书》记载，汉代遴选皇后，要求“姿色端丽，合法相者”，明德马皇后“身长七尺二寸，方口，美发”；和熹邓后“长七尺二寸，姿颜姝丽，绝异于众”。正史多不描绘皇后容貌，这些极简单的概括大体反映出了她们的庄重之美和修长的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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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皇帝自行选择妃子时，标准则完全不同，长袖善舞、体态轻盈几乎是共有的标准。汉高祖刘邦最宠爱的戚夫人，就是一位“善为翘袖折腰之舞，唱《出塞》《入塞》《望归》之曲”（《西京杂记》）的风流美妇。汉武帝的那位“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李夫人也是“妙丽善舞”。西汉成帝宠爱的赵飞燕、赵合德更是以纤细柔弱、体态轻盈、美丽善舞而著称。这类女性与先秦《楚辞》中所描绘的女乐、舞女、神女可谓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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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汉代在政治制度上承袭秦制，在文化艺术上则吸取了大量楚文化。楚文化充分地保存和延续了远古传统的原始活力和野性，喜爱神话并热衷歌舞，一直延续到汉代的楚舞便是一种动作幅度较大的舞蹈，有翘袖、折腰等很多高难度的动作。两汉的乐舞文化蓬勃发展，从孙寿创造的诡异造型中我们也能体味到浓郁的表演意味。可以说，南楚文化为北方的儒家理性文化注入了大量的保存在原始巫术和神话中的浪漫主义精神，从而产生了生气勃勃、恢宏伟美、融合深沉的理性精神和大胆的浪漫幻想的汉文化。这对汉代女性美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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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土于广东省广州市南越王墓的西汉玉舞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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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白家口的西汉舞女俑。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华夏文明史图鉴[M].北京：朝华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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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汉代女性的妆容审美，从汉初“黄老之学”影响下的简约素朴、大气磅礴，到西汉后期又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而转向追求娇弱纤柔、恭顺曲从。这一道一儒的两种倾向，可以说奠定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汉族女性的主流妆容审美规范。同时，由于南楚文化对汉代文化艺术的影响，汉代女性审美中又始终伴随着一种充满原始生命力的浪漫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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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山东省泰安市东平汉墓M1南壁壁画中翩翩起舞、四肢舒展的舞女（李振光。东平后屯汉代壁画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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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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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蓝花，亦称“黄蓝”“红花”。宋《嘉祐本草》载：“红蓝色味辛温，无毒。堪作胭脂，生梁汉及西域，一名黄蓝。”西晋张华《博物志》载：“黄蓝，张骞所得，今沧魏亦种，近世人多种之。收其花，俟干，以染帛，色鲜于茜，谓之真红，亦曰鲜红。目其草曰红花。以染帛之余为燕支。干草初渍则色黄，故又名黄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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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妆容之美 [:170033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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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妆容之美 魏晋南北朝：美而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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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20年—公元5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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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妆容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爆发的时代。华丽无比的盛唐彩妆风潮，其实只是魏晋南北朝丰富妆型的集中显现而已。大唐厚葬成风，保留下来的壁画和文物丰富多彩，为我们研究彩妆提供了丰富的视觉资料。事实上，没有魏晋南北朝的大量妆型积淀，没有魏晋南北朝的胡汉交流与佛教东传，不可能有后来的大唐繁华彩妆。只是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动荡不安，朝代更替频繁，贵族无力也无心厚葬，故此保存下来的妆容记载多为文献资料，图像资料相对匮乏，但比之先秦与秦汉，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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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这是由一大堆短命王朝所组成的时期的统称。政权的分裂和王朝的不断更替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乱，这一方面使社会经济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但另一方面，由于南北迁徙，民族错居，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不复存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反倒比此前更为频繁，人们的眼界开阔了，思想上的禁锢也被打破了。汉代以“仁”为本的儒学信仰出现了危机，社会动荡给人们带来朝不保夕的危机感，使得人们开始重新思索人生的意义，从而把魏晋思想引向了玄学。玄学一反汉代把群体、社会放在首位的思想，而把个体人格的独立自由提到了第一位。门阀贵族们注重教养与风度，推崇和考究人的才情、思辨、品貌、智慧等，带来了“人的觉醒”，因此魏晋时期大讲人物品藻，“追求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和漂亮的风貌。而所谓漂亮，就是以美如自然景物的外观来体现出人的内在智慧和品格”[1]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的那样：“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2] 门阀士族男子们不仅自己爱美，“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颜氏家训》），追求“标俊清彻”（《晋书》）、“风姿特秀”（《世说新语》），也影响了此时代的女性审美，使得围绕在他们身边的女性也呈现出一种充满神仙气的超脱与自在之美，妆容无所禁忌又轻盈飘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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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回避的是，魏晋南北朝依然是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尤其是在战乱时代，一朝天子一朝臣，男性朝不保夕，被抢夺、被玩弄几乎是女性的宿命。那位让曹植日思夜想而写出流传千古的《洛神赋》的“姿貌绝伦”的甄皇后，便是曹操灭袁绍时抢夺过来的袁绍儿媳；那位“光彩溢目，映照左右”的陈后主贵妃张丽华，在隋灭陈后，被冠以“祸水误国”而被斩杀；“秀惠而绝艳”的北齐文宣皇后李祖娥，在文宣帝死后被逼入武成帝后宫，后被打得鲜血淋漓，被迫为尼；有“咏絮之才”的东晋宰相谢安侄女谢道韫，晚年丈夫被杀，虽保住一条命，但也是晚景凄凉。这些贵为后妃、出身侯门的女子命运尚且如此，出身卑微、被买卖或者被抢夺的女性命运就更如草芥一般，死生全由他人做主。西晋富豪石崇对待家伎之残暴简直令人发指；吴主孙皓后宫有美女五千，晋武帝后宫人数逾一万，“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如恐不及，莫为禁令”（《全梁文》）。魏晋南北朝文献中记载的奇妆异服，便主要集中在这群后宫佳丽、家伎舞女身上。我们今天赞叹的这些百无禁忌的脂粉繁华，背后又有多少“人生几何，譬如朝露”的无奈与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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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层面的彩妆高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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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儒学的没落和玄学的兴起，魏晋时期不论男女，均追求以漂亮的外在风貌来表达超凡的内在人格。佛教东传，南北迁徙交流令魏晋人眼界大开，再加上后宫佳丽、家伎舞女数量实在众多，她们必须以独特的妆容来吸引主人的眼光，种种原因促成了魏晋南北朝彩妆爆发式的发展。然而，魏晋兴薄葬，可考的妆容文物数量稀少，彩妆的发展大多只呈现于文字记载，故此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为文献层面的彩妆高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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