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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开元末年天宝初年“酒晕妆、长眉”复原。模特：且吟清欢；梳妆：迦陵千叶；服饰、考证：陈诗宇；摄影：吴西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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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精致华丽的妆饰也逐渐再度流行，女性脸上的花饰增多，典型的斜红、额黄、假靥等全套妆面重现。新疆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一幅开元中期仕女屏风画是典型的例证，从画中可以识别出九位仕女，有着弯弯细眉，脸上均描绘了两道斜红，额上花饰则各不相同。腮红大多以眼周浅淡的粉色晕开，可能是“桃花妆”“飞霞妆”一类，少数为素净的白妆，可以视为开元样式的代表，精致柔美，既不似武周之艳丽，又未达天宝之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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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洛阳的杨玉环所见的贵妇们大约如此：隆起的鬓发、低垂的小髻、精致柔美的妆容、缀有花饰的衣裙以及她们日渐丰满的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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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宫册妃：步入浓烈的红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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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杨玉环被册寿王妃。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宠妃武惠妃在兴庆宫去世，玄宗郁郁寡欢。有人进言杨玉环“姿质天挺，宜充掖廷”，于是玄宗将其召入后宫。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玄宗把韦昭训的女儿册立为寿王妃后，将本是儿媳的杨玉环册为贵妃。由于未立皇后，此时杨贵妃地位就相当于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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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登基已经二三十年，承平日久，天下安定，玄宗觉得功成治定，也早忘了当初躬亲节俭的信誓旦旦。名相宋璟去世后，玄宗又将国事交予李林甫、杨国忠办理，逐渐奢侈无度，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与杨贵妃在宫中过着鲜花着锦的享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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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酒晕妆、桂叶眉”妆容复原。模特：杨述敏；化妆造型：裘悦佳；摄影：华徐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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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因为李隆基、武惠妃、杨贵妃等上层的个人喜好转变，或是因为太平盛世富足安逸的经济基础、强盛国力，当时的社会开始崇尚富丽奢靡，贵妇们的身材越发丰腴，审美越发浓烈夸张，逐步迈入“红妆时代”。此时宫廷贵妇的发髻更加宽松，脑后拖垂巨大的发包，收拢聚于顶束成前翘的小髻一二，形成了我们所说“天宝样”的标志性发型。贵妇们装饰花钿，衣着宽松，宽大的长裙束于胸上，下摆拖地，纹样花团锦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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妆饰上也有一些大胆的改变。最引人注目的是“红妆”，在脸颊大面积涂抹浓重的胭脂，范围甚至从眉下一直蔓延到耳窝、脸角，全脸只剩下额头、鼻梁和下巴露白，相当夸张。这一点，在武惠妃陵墓中的彩绘线刻和壁画、陶俑中就已经有所体现。壁画中的宫人，不少都在脸上施涂大面积胭脂。两京地区发现的大量宫廷、贵族墓葬，如陕西蒲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让皇帝惠陵李宪墓等，所出壁画、陶俑里的仕女，妆面基本都以红妆为主，额间描绘各种鹅黄花钿，配合丰满的脸形，很有视觉冲击力。不只关中京畿，此风还远远波及各地，比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安西都护府张氏墓所出屏风绢画，也和长安的流行风尚高度一致，不仅贵妇，连身旁的婢女也都尽数做此大红妆。李白诗中有一句“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赪玉盘”即赤红圆玉盘，用其形容当时贵妇们涂抹了赤红胭脂的圆润脸庞，可以说是相当形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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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独盛唐，在面颊施以红粉胭脂，自古以来都是重要的妆饰方法。古时曾用朱砂、茜草类染料制作妆粉，汉以后，来自红蓝花汁的鲜艳胭脂成为最主要的红色化妆品，涂抹时蘸少量清水即可敷面，也可制成红粉施涂。历代红妆浓淡深浅不同，盛唐时代的这种大面积红妆，可能是最浓烈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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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出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阿斯塔那的天宝年间仕女图屏，仕女脸上画有大面积的酒晕妆，画拂云眉，额前贴花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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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阿斯塔那一八七号墓的天宝年间《弈棋仕女图》，图中仕女脸上画有大面积的酒晕妆，画拂云眉，额前贴花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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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唐代妇女饰红妆的描绘有很多，比如李白《浣纱石上云》“玉面耶溪女，青蛾红粉妆”、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美人红妆色正鲜”。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称“贵妃每至夏月，常衣轻绡，使侍儿交扇鼓风，犹不解其热。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说杨贵妃因为涂抹了红粉，连汗水都染成了红色。王建《宫词》有一句“归到院中重洗面，金花盆里泼红泥”，宫女洗脸后盆中水如红泥一般，可能是真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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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浓艳的红妆，还有一种妆容是在红妆打底的基础之上，再以白粉点颊，如泪珠四溅一般，称为“泪妆”，多见于宫掖之中。《开元天宝遗事》载：“宫中嫔妃辈，施素粉于两颊，相号为泪妆，识者以为不详，后有禄山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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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县宏佛塔的西夏彩绘泥塑佛头，佛像下眼睑有黑色“泪痕”。此地出土的很多此类佛头眼下都有“泪痕”，一说系高温下眼珠釉料融化流出所致，但笔者认为或有主观成分，故在此作为“泪妆”的一种诠释方式。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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