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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反对理由是，尽管供应链中的部分企业或许是在搞剥削，可他们的罪并不能转嫁给我们。我们并不直接对全球供应链末端的工人付款，他们住在千里之外。这两点差异在心理上有强大的影响，但与道德无关。我用高科技步枪从千里之外杀了一个人，跟我从一米之外的地方拿手枪射穿了他的胸膛并没有太大不同，都是犯罪。犯罪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地理距离并不重要。间接性也一样。我找使用奴隶工的承包人修房子，和我自己拥有奴隶的罪过是一样大的，一如不管我是买凶杀人还是自己亲手杀人，都同样犯了谋杀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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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充满谬论的开脱借口更复杂。《为全球资本主义而辩》（In Defence of Global Capitalism）一书作者约翰·诺伯格（Johan Norberg）提出：“在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你为美国跨国企业工作，能挣到8倍于平均工资的薪水。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排着长队来争取这些职位的原因。”这里其实包含了两个经常搞混的论点：其一，人们从事的工作是自由选择，所以这没什么；其二，一如持自由市场主张的智库“国家政策分析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olicy Analysis）所指出的，“糟糕的工作总比没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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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看自由选择的说辞。“人们自己选择了辛苦的工作，这没什么不对”——这样的想法带给人宽慰。不管是性工作者也好，在血汗工厂干活的人也好，被枪杀的士兵也好，清扫厕所的人也好，你总能对自己说：他们可以不用这么做——这是他们的选择。但“只要出于自愿就没问题”的想法自有缺陷，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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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人们有时被迫选择可怕的事情，是因为实际上别无选择。卖淫就是很好的例子。有一些（说不定还挺多）从事性工作的“黑夜女郎”并非万不得已，而是把它看成一桩挺不错的事业，但有很多时候，女性还是出于绝望才去做妓女的。觉得只要不是出于强迫，卖淫就没问题的男性，显然是上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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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某人的最佳选择就是去做一件不愉快的事，并不意味着这事挺好——尤其是我们本能够以很少的费用（甚至根本无须费用）为之提供更好的工作的时候。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厂里，管理者拒绝让工人充分休息，不让他们喝水，工厂方面不遵守当地法律、不遵守健康和安全程序——这样的事情很常见，而且类似的例子数也数不完。如果在这些地方工作仍然是当地最好的选择，那又怎么样呢？多付些钱就能消除所有这些困苦，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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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其实总是比自由市场辩护者们设想的要多。例如，露西·马丁内斯-蒙特（Lucy Martinez-Mont）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说：“禁止进口儿童制造的产品会消除工作岗位，提高劳动力成本，把工厂从贫困国家赶跑，增加债务。富裕国家这样做是在给第三世界国家添乱，断绝贫苦儿童拥有更美好未来的指望。”确实如此，但我们并不是要在“要么保持现状，要么禁止进口此类产品”当中进行选择，也并非要在“要么是血汗工厂，要么是西方式的薪酬加工作条件”中进行选择。我们要选择的，是给人机会用得体的工作赚取得体的生活，还是强迫他们为了仅仅糊口的收入在恶劣条件下长时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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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倡导公平交易的活跃团体都对此十分敏感。比如，“马奎拉团结网络”（Maquila Solidarity Network）就建议“不提倡对童工生产的所有产品进行一揽子抵制”，因为取消惯例，却又不拿出替代方案，对当地想要得到帮助的人是有害的。英国道德贸易联盟（Ethical Trade Initiative）的基本守则禁止“新招募童工”，主张会员企业“制定有助于童工在成年之前始终获得有质量的教育的政策和项目，或参与并促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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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很简单。恶劣的工作条件或许比什么都没有要强，但并不足以成为支持恶劣工作条件的正当理由。替代途径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事情变得更好。如果有健康食物可供选择，父母就没法开脱说，喂孩子垃圾食品是因为总比什么也没得吃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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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选择抵制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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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批评用公平交易替代剥削的人立足于自由市场思路，这有点令人费解。比如，亚当·斯密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就坚称：“受（公平贸易组织）帮助的农民无须遵守市场条件，有可能让其他人在世界性丰收时削减产量。”《经济学人》杂志也说，公平贸易组织“抬高商品价格”，鼓励生产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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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批评往往忽视了一点：公平贸易组织只保证了最低价格而非最低数量，它完全不能成为过剩生产的动力，因为如果农民种得太多，就卖不出去了。事实上，参与公平贸易体系的农民，大概只能通过该体系卖出30%的作物。现实情况是，公平贸易认证等刺激手段，本身就是精彩的自由市场机制。公平交易的实施方式跟政府津贴不一样，后者是固定全国作物的价格，前者则是消费者的自愿选择，并不违背自由市场经济学，它就跟你自愿多花两毛五分钱在拿铁里加一勺糖一样。为公平贸易认证的咖啡支付社会发展金，不是要扼杀市场，而是依赖市场。公平贸易认证的咖啡价格之所以高，无非是因为消费者希望多出的钱能带来一些好处。持亲市场立场的智库美国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发表了苏希尔·莫汉（Sushil Mohan）的一份报告：“事实上，公平贸易认证完全是在自由市场架构内开辟出了一条特殊的贸易渠道。公平贸易认证产品的市场基本原则、需求、供给和市场竞争力，全都遵循传统的贸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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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贸易体系中的产品溢价其实比许多其他形式的溢价更小，更合理。比方说，人们愿意额外付很高的价格购买明星代言的产品，或者带特殊标志的产品，可却没听哪位经济学家抗议说，阿迪达斯T恤的价格因为设计师定制计划而“人为保持虚高”。人们愿意付多高的价格，会受公平感和价值感激发。公平的劳动力价格并不完全由市场决定，也部分由社会需求决定——这样的例子很多。就连美国也有最低工资，伦敦现在也有最低生活工资——大伦敦市政当局和所有供应商都必须向员工支付足以维持体面生活的薪水。因此，供需定律不会因为公平交易而扭曲：我们要供应商能够体面地谋生，为此我们付出相应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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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认为，促进公平交易是旁枝末节的策略。他们说，发展中世界最需要的，是真正自由的全球市场。只要发达的西方国家取消进口关税、农业补贴和其他扭曲市场的举措，种植咖啡的农民自然就能过上好生活。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是，我们面临的难关不在于全球贸易真正自由之后应该怎么做，而是现状之下应该怎么做。如果国境开放，发展中世界的农民们或许会过得更好，可眼下国境并不开放。因此，在现实世界，问题是这样的：既然这是一个压榨供应方的扭曲市场，我们是购买迎合压榨的商品呢，还是购买不迎合此种压榨的商品呢？符合道德立场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自由市场的吹鼓手们如果真的关心道德，应该既为了自由市场鼓与呼，又努力避免现行体系强加的不公正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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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能得出的合理结论是，我们对待发展中世界供应方的方式，在道德上是耻辱，而且，我们都是同谋。我们的立场，一如在蓄奴社会下对经济的核心构成部分有着道德义愤，哪怕大多数人并不这么看。以19世纪的蓄奴制度为例，长久以来，只有极少数人对蓄奴表示愤慨，而绝大多数人都认命地接受蓄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前者被大家看成是好心的疯子）。随着我们采取措施减少其他不公（如种族主义和歧视女性），人们总会逐渐意识到，没有理由不给予发展中世界的工人跟其他人一样的平等待遇。与奴隶制、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一样，只要详加推敲，许多“常识性”开脱之辞就会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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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指控——它竟然说我们“明显不公”——我们的反应很可能会跟奴隶主一样。受害者离我们很远，又只是间接受我们的冷漠所害，说我们涉嫌歧视似乎太不可思议。由于现状显得很自然，并没有太多人觉得有什么不对，我们便劝说自己：像你我这样体面的好人，怎么会利用制度做坏事呢？一定是假的。因此，我们得出结论：绝无可能。但这种逻辑的顺序出了错。它先推断我们必然无罪，再往前倒推，认为要解决的是让我们产生愧疚的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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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的罪总是再明显不过，我们同时代的罪恶却难以辨别。习以为常磨光了恶事的棱角。不管是什么样的道德恶行，总会有某些时代的某些人习惯它，认为它挺正常。奴隶主并不都是道德怪物。跟他们同时代的人，还有他们本人，都觉得自己又体面又有良心，比如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英国到1833年才废除奴隶制，1928年才将投票权赋予女性，20世纪60年代末才普遍认为种族歧视不可接受。自认为是人类历史上头一代不为社会不公蒙蔽双眼的人——这在道德上看未免太清高、太傲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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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也会跟其他所有人一样盲目。休谟曾写过一段叫后人脸红的注脚：“我倾向于怀疑，黑人，以及整体而言其他种族的人（共有四五个种族），天生就不如白人。”亚里士多德认为：“男性优而女性劣；前者治人，后者治于人。这一必要原则，适用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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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扪心自问什么是道德上的大恶，我们往往回顾历史，放眼海外，但一如笛卡尔所说：“人要是花太多时间旅行的话，就会变成自己祖国的陌生人；人要是太沉浸于过去之事的话，就会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相当无知。”他说得对。全球不公正的粮食供应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人有心理盲点，而不是因为它在道德上正当。我从不认为自己能独善其身。我充满热情地宣传这一观点，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个人行为，但我不可能核查所买每一件衣服、每一种食品的来源出处。有这样的心理盲点很正常，但它仅仅是解释，不能当借口。我们必须意识到，新一轮食物复兴推崇的可口拼盘，有可能是受压迫劳动者肩膀上不堪负荷的沉重负担。如果我们相信追求正义是一种美德，那么，就不应该对光靠选择就能抵抗的错误方式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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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美德：餐桌上的哲学思考 07 大即是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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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家”（foodies）——本是个嘲笑过分热切的食物爱好者的词，1982年由保罗·利维（Paul Levy）和安·巴尔（Ann Barr）首创——热情起来带有一种可笑的宗教感。准备仪式必须由祭司严肃执礼；要以圣洁的崇敬之情对待食材；好吃的一顿饭，被描述得像是一场灵性之旅；从不放过对不信奉的人传教的机会；他们的“圣经”，是已封圣的人写出来的一整套神圣食谱；有特别正统的门派，就跟教会一样，不管什么时候都十分严谨地对待信条——当然信条本身会随时代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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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无非是有点可笑而已，一如狂热地相信制作蛋黄酱只有唯一一种正确方式。但在某个方面，许多“美食家”的宗教热情有害无益：他们认为世界只有两极，不是好，就是坏；不是正义，就是该死；不是纯粹，就是堕落。稍微带点脑子的人想必都同意，世界并非黑白两色，道德之所以难以抉择，正是因为有着深浅不一的各种灰色地带。不过，有些道理，我们动动脑子能想明白，动起手来就忘个精光——生活在一个只有英雄和恶棍的世界里，比接受人人都有恶也有善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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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围绕食物最常见也最不动脑筋的道德指引是：独立的本地小商店和餐馆好，连锁店坏。某些跨国品牌变得相当“不洁”，在不少人看来，大嚼着麦当劳薯条、喝星巴克咖啡的罪人，简直需要忏悔、认罪和净化。如果独立店和连锁店其他各方面条件都相同，我们确实应该优先选择前者，这么做的原因很多也很充分，但这种一般性的偏好不应该成为绝对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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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大企业≠万恶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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