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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不想面对食品供应链里存在的模糊地带，但碰到它们的机会很多，我们也很容易把深浅不一的灰色看成一团毫无区别的混沌体。道德的模糊性和自由放任的相对主义不是一回事，复杂也不一定会让人对艰难选择望而却步，耸肩咋舌。如果其他条件都相同，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支持小企业，因为它们带来了多样性，也因为优秀的小企业确实能以最人性化的方式促成商业交易。但其他条件相同的时候很少，所以光是“在本地商店购物”和“支持独立店”还不够。你需要找出优秀的商店，如果连锁店更好，你也要愿意拜访。在餐饮和零售的世界里，只有那些把我们捆绑在非好即坏的观点里的连锁店，才是有必要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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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欣赏食物道德的模糊与复杂，对“敢于求知”这部分的内容，是很适合的结束语。要大胆追求真理，因为真理意味着发现我们自己过去坚守的常识有多么脆弱。我们珍视的许多吃住观念，都远远不是什么正确的硬道理，我们应该乐于时时检讨、修订。做正确的事有可能像是在走钢丝，但如果替代的做法要么不值一试，要么叫人彻底堕落，我们能做的，就无非是努力维持道德平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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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美德：餐桌上的哲学思考 [:1700356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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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美德：餐桌上的哲学思考 第二部分 烹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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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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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顿饭开始得可远比下第一筷子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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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美德：餐桌上的哲学思考 [:1700356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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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美德：餐桌上的哲学思考 08 撕掉食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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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明星大厨迪莉娅·史密斯（Delia Smith）在自己的电视系列节目和配套菜谱里示范如何煮鸡蛋，成为英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场标志性事件。“我绝不相信大多数人不会煮鸡蛋，”大厨的一个同行加里·罗德斯（Gary Rhodes）抱怨说——由此引发了全国性大辩论，“这是在侮辱他们的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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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毫无疑问，发达国家里知道如何做基本饭菜的人确实越来越少。就连我们认为拥有丰富饮食文化的国家也不例外。我的意大利叔叔婶婶说，跟我同一代的女性都不经常做饭了，原因倒不是丈夫和伴侣分担了她们的责任，而是速食食品、冷冻食品在意大利卖得火热，就跟在英国和美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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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很明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应该是重新教会人们做饭。为难的是，人们以为这就是拿食谱出来。采用这种方法的例子是杰米·奥利弗（Jamie Oliver），2008年，他建立了“杰米美食部”（Ministry of Food），从盒装冷冻快餐和外卖店手里拯救了北部小镇罗瑟勒姆（Rotherham）。这是一种金字塔式烹饪传销计划，先教一小群急先锋简单的食谱，再鼓励他们把食谱教给其他人，其他人再教给其他更多的人，直到健康食物的潮流席卷整个小镇。可惜，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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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问题的核心在于食谱这个概念本身。跟我叔叔婶婶一类的人聊聊天，问他们是怎么从自己母亲那儿学会做饭的，他们可不会提到什么食谱。我的意大利祖母，跟她那一代人一样，连秤都不怎么用。一位婶婶说，人是靠观察和倾听来学习的。比如我婶婶的土豆团子“食谱”，把土豆捣成泥，加入一两个鸡蛋的蛋液，混入面粉，揉匀成团，是否够“匀”，她靠经验来判断。食谱是这种判断力的蹩脚替代品，因为不同品种的土豆，或者收获时间、烹饪时间不同的同一种土豆，吸收液体的能力有高下之分，所以面粉的用量并无定数（这也是为什么我的爱尔兰土豆饼配方老是弄不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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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食谱就是问题的根源，照本宣科就是判断之死。一旦确定了一成不变的指示，就减少了厨师自己做决定的需求，从而也就削弱了他的技能。依靠书面的东西，而不依靠自己所见、所嗅和所尝，你就丧失了对厨房的指挥权。所以，阅读和书写对烹调来说不是好事——文字素养的崛起，致使烹饪素养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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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会做饭的原因，不在于没有食谱，而在于食谱太多。他们太依赖别人给自己下达的指令了。如果我们希望恢复从前家庭日常烹饪的艺术，这就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并非说食谱完全没作用，应当把它们看成愚昧者的拐杖，轻蔑地抛弃它们。作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讨厌有些人总爱带着“优越感”说“哦，我不看食谱的”，或者“食谱嘛，我也看看，但主要是为了寻找灵感”。他讨厌得有理。这往往只是一个懒惰的借口，“以最蹩脚、最自我吹嘘的方式表现‘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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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智慧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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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做的是鼓励人们对食物培养起感觉来，不管用不用食谱都好。盘子里应该用多少瓣大蒜？这要看你有多喜欢大蒜。炒菜用什么食材最好？比例如何？这要看你怎么想，以及你手边有些什么东西。菜品的哪一种做法更好，没有天庭下达的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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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觉得，这种即兴的烹饪态度，只有做菜有天赋、有才华的人才配得上。和爵士乐一样，人们相信，你先要学好音阶，把流程死记硬背下来，之后才能自由演奏。这种比较既对也不对。对的地方是，确实需要掌握良好的烹饪基本知识。错的地方是，它以为基本的知识必须是机械的，就像练琶音（即快速弹出若干和弦）似的。比方说，在我们意大利家庭，相当于学音阶的阶段是，学习如何制作经典核心菜式：烩饭、通心粉、肉酱和意面。但这从来都不是只遵循一连串的规定指令就行的。从一开始，它就要求通过观察，判断怎样做才对（获取他人的经验），接着进行实践，构建自己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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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很难再现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不再有一套全国或者地区性的核心菜式。人们不再希望总吃种类有限的永恒经典菜式，而是想要做电视上各种名厨们大谈特谈的最新花样，奈吉拉、奈杰尔们[10]介绍的那些东西。人们迫切想要的是新颖、尝试，对简单、永恒的菜品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所以，我们忽视培养自己的良好判断，交由他人来帮我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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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跟一个普遍的问题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走向了衰落。现代世界为了追求透明性和一致性，逐渐用成文规则代替了个人判断。谁能加入俱乐部，谁应该得到聘用，规则的执行力度要有多大等事务，不得再靠自由裁量权来决定。规则成了铁板一块，盲目套用到各种事情上。这看起来公平，但把做出良好决策一贯必要的个人判断元素给抹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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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和肯尼思·夏普（Kenneth Sharpe）认为，实践智慧的丧失，将给社会带来各种负面结果，因为我们会更依赖“规则和激励”“大棒和胡萝卜”来确保事情做得“正确”。在银行、医疗、教育甚至出版等创意产业，我们都不再依赖专家的经验，而是依靠电子表格、清单和正式流程。可我们现在发现，“用规则代替智慧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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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的效应会一路朝着食物链往下传。出于可理解的原因，现代西方社会坚持生产必须符合一定标准。但一旦将规则汇编成文，判断和决断就慢慢因为忽视而消亡了。更糟糕的是，人们做事不再是为了达成预期结果，而是为了遵守规则而遵守规则，认为遵守规则是必须要履行的义务，或者必须要攻克的难关。这意味着，哪怕最用心良苦的规则事实上也会助长不良实践。举个例子，餐馆老板亨利·丁布尔比说：“肉类的麻烦在于，畜牧业太复杂了，如果你设定规则，总会有些混蛋在规则范围内采用最廉价的方式去做，最终必然造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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