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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思想家们怎么会在如此基本的东西上存在这样的分歧呢？照我看，这是因为他们各自都说中了一部分真相，但又都没能看到这些真相属于同一个整体。享乐主义守护神，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提供了部分答案。边沁认为，每一个行动的“效用”，都应“根据它增加或减少当事人整体幸福度的倾向”来判断。当然，幸福本身也很复杂，跟愉悦不一样。但对边沁来说，“本例中，利益、优势、愉悦、好处或者幸福可归为同一种东西。”他还认为，只要自身的愉悦不削减他人的愉悦，从哪儿来并不要紧。所有的愉悦都是平等的，只要能够振作你的精神，酒吧里简单的掷飞镖游戏和诗歌一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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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来自边沁的教子，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他基本上同意导师对愉悦和幸福的核心理解，但认为智力的“高级”愉悦优于身体的“低等”愉悦。穆勒遵循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相信我们的最高能力是那些专属于人类的能力，而我们与野兽共同具有的能力，价值相对较低。第三块也是最后一块拼图有许多分散的不同源头。这些人认为，愉悦是美好生活里的次要环节，完全没有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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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吃松露vs美食家吃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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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三个方面组成了一个整体，且彼此之间不重合，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上，它们既弄对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却又都弄错了同样的事情。常见的错误体现在边沁和穆勒对不同类型的愉悦的分歧上。这一争辩来自根据愉悦的不同源头区分其境界高下。食物、性和其他肉体愉悦归类为“低”，艺术、语言和学习则归类为“高”。但这种划分彻底忽视了愉悦的另一元素：重要的不光在于我们获得了什么样的愉悦，也在于我们以怎样的方式获得愉悦。小孩子阅读莎士比亚却弄不懂意思，他体验到的愉悦就并不比读《好饿好饿的毛毛虫》（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更高级。猪吃松露所得到的价值，跟美食家就着面条吃烤肉不一样。提升或贬抑一种愉悦的关键，不在于“它”是什么，而跟我们如何享受愉悦的关系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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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包含着更大的潜力获得高层次愉悦，这一点毋庸置疑。孩子总有一天能学会欣赏哈姆雷特的纠结复杂，而《好饿好饿的毛毛虫》始终是一种单纯的快乐。你可以学会分辨一杯巴罗洛葡萄酒香味气息的层次，但一瓶低品质的葡萄酒，你除了满满地喝上一大口，感受到浓郁果香，就再无其他了。可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和整个西方文化的正统假设一直是，凡是有着强大感性因素的体验，在本质上就是基础的，只能带来较低级的愉悦。如果真是如此，食物和思考就不能搭配在一起。柏拉图在对话录《高尔吉亚篇》里清晰地表达了这种偏见：“烹饪，从愉悦的角度来说，既不关注自身愉悦的性质，也不关注其原因，而是径直通往目标。”即便从事实上看的确如此，但柏拉图却并未考虑无须如此的可能性。烹饪并不一定非要去满足不容置疑的欲望。正如我在这本书中指出的，我们可以，也应该考虑烹饪和饮食更宽泛的意义，并相应改变我们对待两者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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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穆勒的基本见解是对的，有些愉悦比另一些愉悦更加高级；边沁也是对的，不能根据愉悦的源头之物来构建愉悦本身的层次。但他们两人忽视了愉悦的形式跟内容同样重要这一点。也许，这个错误的根源在于西方哲学精神和身体分离的二元性倾向，它未能考虑我们的灵体合一性质。穆勒和边沁认为，愉悦要么是身体的，要么就是知性的，而事实上，最丰富的愉悦两者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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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犯了另一个错误。他们认为愉悦不仅仅是一种重要的人类福祉，愉悦就是“福祉”。但我们发现，许多有价值、有意义或者有趣的事情，并不令人愉悦。想想你在生活里最为重视的事情。你不会因为伴侣病得厉害，你跟她都无法获得愉悦而抛弃她。创造性的工作往往并不特别叫人愉快。纯粹的享乐主义者不会选择要孩子，把孩子带来的满足感称为“愉悦”似乎太肤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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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愉悦的概念延伸到我们一般称之为“幸福”的东西上（一如边沁的建议），这个错误就并非不可避免。诚然，幸福和愉悦有所不同。愉悦多与特定的经历和时间段相联系，一般相当短暂。幸福更多的是一种背景感觉，或许不如愉悦的强度那么大，但持续时间更长。甚至，如果我们认识到，情绪是一种传递性的刺激，与人潜在的满足毫无关系，那么，说一个心情糟糕的人很幸福，也没什么可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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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一如通常的设想，幸福和愉悦从根本上是同一种东西：都属于良好的感觉，或者心理学家所谓的“积极情绪”。虽然一些积极心理学家坚持认为，积极情感在人类生活里事关重大，但我觉得，许多人都不以为然。例如，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 Haneke）在电影《爱》（Amour）讲述了一位老年妇女安妮健康状况日下，丈夫乔治照顾她的故事。它观察敏锐，凄美动人，但从任何传统意义上说，它谈不上令人有些许享受，也毫无振作意义。看完它以后，我闷闷不乐地吃着晚饭，心里想，这根本不是我原先设想的放松的一晚嘛。它没有让我快乐，但较之更令人愉悦的其他消遣方式，我的生活因为选择看了它而变得更丰富，丝毫未遭削减，这让我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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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明白，哲学家论述美好生活时否认愉悦的核心作用，有他们的正确之处。把追求享乐视为人生首要任务是错误的。这不仅是因为生活有着比积极情感更多的内容，更因为，如果我们本着美德生活，最好的愉悦一般不是追求而来的，而是发现所得。看到并理解一种活动的价值所在，而不是出于纯粹的享乐目的而投身参与，能带给我们最多的幸福。这就是为什么有关动物福利、公平贸易和环境的食物道德议题不仅仅是有待解决、解决之后我们就可继续享乐的问题。相反，当我们本着善意履行食物道德，了解到食物的出处跟它的味道一样美好，我们会得到更圆满、更人性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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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创造性工作和为人父母一类的事情虽然不能带来一以贯之的愉悦或者让我们变得幸福，但当它们降临时，又都会变成最深刻愉悦的源头。我认为，理解这一点的唯一途径，就是懂得愉悦最有价值的形式是跟生活最有价值的方面捆绑在一起的，而不要把愉悦视为做任何事情的唯一理由。抚养孩子带来愉悦，是因为有着宝贵的价值；它的价值不在于它能带来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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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里的洞见在于：如何获得愉悦十分重要。人不能对愉悦采用纯粹的战术性视角，为了愉悦而直接追求愉悦往往并非实现它的最佳方式。以追求愉悦为首要目标，会使我们无法从能为我们带来最深刻满足的体验（不管它们是否包括了积极情感）中获得愉悦。我并不是说，不存在因能带来丰富愉悦的特点而让人对其加以重视的事情。但即便在这种场合下，以为愉悦感受能脱离灵体合一的背景也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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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品尝美食，却又不为之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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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明白了愉悦的真正价值和本质，就会放弃对愉悦的直接追求，转而关注能带来最多奖励、最令人满意的生活是什么。我以为，这样的生活既非抓住这一刻，也非执着于永恒。关键是理解我们的灵体合一性质，我们为什么比困在当下的动物高级，比超越时间的神祗平凡。诚然，我们永远都只能立即意识到此刻——也就是说，我们无法让时光倒流，也不能阻止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但我们是能够跨越时间而存在的生物。我们对过去有回忆，对未来有计划；我们要从事耗费若干小时、若干天、若干星期甚至若干年的项目；我们培养、发展又终结人际关系。活在当下还不够，因为生活不光是当下这一刻。尽管当下是构成时光的一种方式，但时光又不仅仅是一连串的当下，而是一种由不同时刻之间的关联组合起来的模式。比方说，在一年的时间里，你既可以单纯地享受接二连三的经历，在临死前把愿望清单上的所有事情做完，也可以从事某种有始有终有过程的项目。用这两种方式度过一年，时光都由不同的时刻构成；可前者仅仅是连续序列的聚合体，后者却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完整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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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我们最珍视的事情都是这样。一段关系来自在一起的日子，但它不仅仅是日子的集合。这本书由十来万字构成，但我希望，它不仅仅是一个个单字的集合。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能正确地体现我们既存在于当下又随时间推移的性质呢？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做不到，因为它跟精神带来的时间完整性不适应；追求永恒做不到，因为它跟躯体让我们有限又暂存的方式不吻合。我们需要的是一套完整的灵体合一道德，平衡人类存在的这两个方面。构建这样一种道德，是一场范围远超本书的浩大工程。不过，食物或许能够清晰地体现这种道德实践起来的样子，并解释需要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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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有享乐主义者恳求说：“别让香槟酒在冰箱里终老！”而且，每当他看到愉悦就贪婪地扑上去，生活就像是跟时钟疯狂赛跑——这样的人，我们就应该拒绝他。要是有禁欲主义者鼓吹说：“首先就不能把香槟放进冰箱里！”否认肉体享乐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这样的人，我们也应该摒弃之。我们应该听灵体合一的人说的话：“冰箱里放一瓶香槟就够了，别放两瓶。”我们不需要立刻满足自己的每一种渴望，变成冲动的奴隶，但我们也不应该太过克制，非得让愉悦与自己擦肩而过。这种平衡的心态，一如食物在我们动物性生活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却又并不将我们贬低到返祖的欲望之奴的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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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承认愉悦在美好生活里所扮演的角色。高级知识分子们不应该让我们把肉体愉悦抛于脑后，相反，他们应该让我们更全面地去享受之。1830年，英国博学家威廉·基切纳（William Kitchiner）在《厨师的神谕》（The Cook’s Oracle）里精彩地表达了这一观点：“那些愤世嫉俗的奴隶太蠢了，以为沉溺于生活里常见的舒适就无法变成智者，应该用法国哲学家的话来回应他们。‘嘿——你们哲学家都吃些什么美食呀？’一位生活放荡的侯爵问。笛卡尔回答说：‘你以为，上帝只把好东西留给傻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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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及时行乐”与有意识的欣赏相比较，可以看出以灵体合一的方式体验愉悦是什么意思。两者都要求充分利用每一刻，区别在于，它们对“充分利用”的理解有所不同。享乐主义的看法是追求尽量多而强烈的愉悦时刻。然而，正念不是要追求什么东西。它放弃了对愉悦的狂热猎取，而是要我们建立一种思维框架，对愉悦带来的一切保持敏锐，并以这种方式去接触所有的事情。这也意味着它的焦点比愉悦更宽泛，因为愉悦只是我们应该投入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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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像个享乐主义者那样吃，就是追求最美味的菜肴，永远寻找新的体验，并重复先前菜肴的最佳体验。而用心地吃，这是保证自己不管吃的是什么，都注意到它是什么，它有什么意义，提醒自己是多么有幸能吃到这道颇费苦心的菜。享乐主义鼓励沉溺于愉悦，正念则鼓励更广泛的欣赏。这并不是说正念摒除快感，正好相反。如果你吃的东西美味，关注它会让你深深地意识到它的美味。享乐主义培养的是一种抓攫态度，一种把握瞬间愉悦的欲望；正念则只鼓励你意识到愉悦，你要随时都想到：你所体验的事情转瞬即逝，不可能长久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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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的紧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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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思考方式，也就是琢磨“品味”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你可以带着“我不希望这一刻结束”的态度去品尝，也可以采用一种更简单的“我不想错过这一刻带来的任何东西”的态度。前者的例子是紧紧抓住体验的徒劳欲望，是典型的享乐主义；后者是依靠正念提高欣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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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佛教徒来说，从食物中获得愉悦有一些可取之处，但并不太多。“佛陀教导的是走中间道路，也即跳出两极。”我在西萨塞克斯西特维维卡寺（Cittaviveka Monastery）时，小乘佛教的和尚阿姜·卡鲁尼科（Ajahn Karuniko）对我这样说，“一个极端是放纵；另一个极端是禁欲主义。”应用到美味的食物上，这意味着“不惧愉悦，又不为之执着”。正是这种执着，或者抓攫，带来了问题。“要是人们执着于这些东西，一旦没了它们，人就痛苦了。所以，如果你执着于特定类型的食物，等你到了某个没有这些食物的地方，就总会渴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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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伊·雷纳讲过一个他酷爱的瑞士草本白葡萄酒醋科瑞西（Kressi）的故事，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一喝完了它，”他写道，“我就觉得仿佛生命都缺了一点似的。”有一回，他在伦敦怎么也买不着，感觉“就像是瘾君子又念叨着下一次就戒毒”，决定飞到日内瓦买了酒就回来，结果到站后是法定假日，所有的商店都关门。我见到杰伊时，问他是否觉得这有点过头，他回答：“那是一种非常好的醋，听起来很奇怪，我的橱柜里没了它，真的感觉有点空荡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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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纳或许有些极端，但任何享受吃喝的人，都会因为渴望重温过去的美食体验而造成紧张。迈克尔·施泰因贝格尔（Michael Steinberger）在《法国美食末日》一书里说：“对专注的美食家而言，重温过去品尝愉悦的冲动始终存在，并经常势不可挡。”如果你吃过一种好吃的东西，想再吃一次十分自然，要是它就在手边，但吃无妨；可要是它远在百里之外，或是在一家非常昂贵的餐厅里，你就会倍感沮丧了。但施泰因贝格尔接着又说：“想在餐桌上重新体验难忘的回忆，经常会叫人心痛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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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这种痛苦，我们必须掌握一个很困难的诀窍。我们必须有能力品尝美食，又不为之产生执着。阿姜·卡鲁尼科对这一点的可行性表示了怀疑：“一旦你产生了这个想法（真好吃），你就对它有了执着。”在他看来，“吃的时候”“知道它令人愉悦，知道它很棒”，可进食一结束，愉悦的意识也就结束，“这就是完美的正念”。我认为，这会贬低食物的价值，从而导致对世界的否定。和所有的宗教一样，佛教里有许多让人钦佩的东西，但我觉得，它归根结底还是没能调和我们的灵体合一本质，总是以某种方式贬低我们的动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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