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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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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迁徙中随身携带的不只是鸟兽、昆虫、蔬菜和脚下的草皮，还有他的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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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大卫·梭罗，《野果》（Wild Apples ），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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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植物和动物带往世界各地，人类不断改变和影响着全球的饮食和农业生产。在这一进程中，最为精彩却鲜有人探讨的插曲之一便发生在丝绸之路上。多亏了考古学和生物学——尤其是植物遗传学和植物考古学领域——的最新发现，这段故事才得以大白于天下。通过追踪一系列植物在跨欧亚贸易路线上的历史之旅，我将为大家揭示我们熟悉的食物如何穿越无垠沙海和崇山峻岭，历经数千次冬去春来走入我们的厨房，以及新品种农作物的引入如何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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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的著作《植物的欲望》（The Botany of Desire ）让全世界的读者了解了苹果走进我们厨房的历程。根据波伦的说法，苹果还为解决美国边境问题助了一臂之力（Pollan，2001）。苹果树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亚，而现代商业种植的苹果与哈萨克斯坦旧都阿拉木图郊外真正的野生苹果种群之间存在遗传连锁关系，这两点让许多读者感到十分意外。事实上，丝绸之路正是现代苹果诞生的功臣——我们所熟悉的苹果是4个各不相同的种群杂交而成的。当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带着苹果的种子横穿欧亚大陆时，这些种子孕育的果树与在最近一次欧亚大陆冰河期之后便与外界隔绝的当地种群进行杂交，由此诞生了能够结出更多、更硕大的果实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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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的苹果派可不是你家餐桌上唯一起源于中亚的食物，也不是唯一穿越漫漫丝绸之路的食物。开心果最初生长在中亚南部的山麓地带，而扁桃和胡桃的族谱则可以追溯到欧亚大陆南部的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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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最庞大的商贸网络。它将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与中亚的诸多贸易重镇联系在一起，还间接连通了东亚和西南亚的帝国中心。丝绸之路上不仅有井然有序的贸易活动，还有军事要塞和政府的税收机构，其历史可以追溯至汉代（前206—220）。不过，考古学家发现，物品、思想、文化习俗和基因在中亚的传播早在公元前三千纪便有迹可循（Spengler Ⅲ et al.，2014b；Spengler Ⅲ，2015）。我将这些年代更久远的痕迹视为丝绸之路的前身，而且在我看来，在公元前三千纪至前两千纪里的文化交流与稍晚时期的文化交流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不同的政治势力和民族势力为了丝绸之路及周边广袤沙漠和山地的控制权展开了拉锯式的争夺，包括王朝更迭不断的东亚帝国以及鲜卑、匈奴等中亚政治体。不同文化如同潮起潮落，影响了人类历史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农业活动和农作物品种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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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不是仅有一条道路，往来其中的主要商品也不只是丝绸。连接长安与罗马、宛如飘逸丝带的骆驼商队，这幅广为人知的画面只是丝绸之路上短暂出现的景象之一。我对丝绸之路的定义较为宽泛：它是自公元前三千纪开始、在公元前一千纪逐渐密集的一种交流和互动的文化现象，囊括了使欧亚大陆中部变成一个复杂社会舞台（各种形式）的交流和迁徙。在马匹运输、季节性人口迁徙和小规模农牧业发展的推动下，内亚的人口流动性逐步提高，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史前中亚人将世界的各个角落连接在一起，将创新传播到古代世界的天涯海角。他们博采众长，汲取多方思想和技术，其中就包括如何种植和试验农作物。这些农作物中有许多后来被带到了全新的地理区域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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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跨越人类数千年来跋涉的长达7000公里的旅程（尽管几乎没有商人走完全程）。我们将追随欧洲探险家，如马可·波罗、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斯文·赫定（Sven Hedin）、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尼科莱·普尔热瓦尔斯基（Nikolay Przhevalsky）、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Nikolai Ivanovich Vavilov）、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等，以及成千上万名商人和牧民的足迹，他们随身携带的遗传物质催生了许多动植物的新品种。人们在丝绸之路上传播的生物有机体规模空前，只有欧洲的殖民地扩张才可与之一较高下。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携带的粮食作物促使人类开始实行轮作制度，从而增加了粮食供给，确保了欧洲和亚洲各大帝国的繁荣发展。粟米成了波斯帝国的夏季作物和罗马帝国的低等作物，而小麦则成为中国汉代以及之后 的冬季作物。在高海拔地区的寒冬，种子被保存在温暖的地方；在亚洲一些最干旱的沙漠上，这些种子在精心灌溉下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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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丝绸之路上一位粟特商人骑双峰驼的陪葬陶俑，唐代（618—907）。陶俑上施有标志性的三色釉（唐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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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于芝加哥艺术学院/纽约艺术资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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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期的中亚人渴求知识，也迫切需要适应地球上地形最崎岖的土地，在此过程中，他们将普通小麦控制密穗性状的多态性等位基因传播开来。他们还试种了起源于东亚的耐旱粟米，也是他们将第一株桃树带到西南亚。桃起源于中国长三角流域的浙江沿海一带（Zheng，Crawford，and Chen，2015），在古希腊时期被传入欧洲。类似于古希腊神话中的仙馔，桃在道教中是长生不老的象征。至于桃肉的美妙滋味，成书于公元前1000年的《诗经》中也留下了不朽的记载（Huang et al.，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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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并不是唯一跨越漫漫丝绸之路，传入欧洲和美洲丰裕之地的水果。根据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记载，出使西域的张骞在公元前2世纪晚期再次率领使团前往中亚，他从中亚带回一小截卷曲的葡萄藤蔓，一路装在生皮袋里，以免在沙漠中遭受烈日的炙烤。司马迁写道，葡萄以及用葡萄酿制的甜酒是从大宛传入中国的——大部分史学家认为大宛就是现代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Qian，1993）。然而，新疆洋海古墓群近期出土的证据表明，早在张骞充满神话色彩的“凿空”之旅前数百年，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洲便将葡萄酒视若珍宝（Jiang et a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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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身边食物的起源让我们与自己的历史联系更加紧密，也让我们与一辈辈播撒种子、优选作物的农民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是他们不断筛选出植株更强壮、果实更甜更大或者生长更迅速的植物品种。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度过的一万多个农耕季节里，人们播下种子，培育幼苗，决定第二年何时耕种，又该留下哪些族系的种子，再将积累的知识和改良的农作物品种传给 子孙后代。一份酥皮黄桃派或者一杯葡萄酒都是考古文物，水果的基因里记载着一段段始于遥远过去的故事。世界各地的学者都在努力解读这些记载，以此了解人类与现代世界的植物品种如何共同进化（Rhindos，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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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古代中国史籍（新旧唐书）称之为黑衣大食。1258年被蒙古旭烈兀西征所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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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文如此。根据我国学界通说，《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91/90年。此处似作者笔误。——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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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与餐桌：食物在丝绸之路上的起源 [:170035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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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与餐桌：食物在丝绸之路上的起源 2 丝绸之路上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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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教授的内容极少提及中亚。这片辽阔的地域不仅拥有地球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壮丽景色，还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险峻的峭壁见证过数不清的骆驼商队的艰难跋涉，见证过一代又一代牧民随季节流转驱赶成群的驴、骆驼、牛、羊、马四处迁徙。中亚的沙漠绿洲孕育了丝绸之路沿线上一座座富有传奇色彩的城市：布哈拉、希瓦、楼兰和撒马尔罕。这些城市中有许多曾随沙漠一起移动，如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笔下的“游移的湖”——罗布泊。戈壁、卡拉库姆沙漠、克孜勒库姆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里，流沙和海市蜃楼随处可见，孤立无援的葡萄园和果园宛如避难所。呼啸的风沙掩埋了许多伟大的帝国，无尽的沙漠目睹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帖木儿帝国和历代波斯王朝的兴起和衰落。它们阻挡了亚历山大大帝前进的脚步，也为马可·波罗与其父亲的旅程设定了背景。在更近的历史中，它们又成为19世纪大英帝国与沙俄帝国大博弈时代数次开展代理人战争的竞技场，也是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角力的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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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今天的欧亚大陆中部地区似乎是一片不毛之地，但其中一些区域在过去几千年里是名副其实的伊甸园。直到公元前一千纪，中亚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都覆盖着郁郁葱葱的灌木林，植物种类包括野生开心果、扁桃树、樱桃树和胡桃树等。今天，这一带的主要物种是蜥蜴、蛇和梭梭属植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对经济的过度追求导致的。中亚的山麓地带曾分布着由沙棘、沙枣、野苹果、山楂树、花楸和多种坚果类树木汇成的林海（Spengler Ⅲ，2014）。虽然这些森林如今踪影全无，但是小片的肥沃农田里还留有它们的后代，与葡萄、石榴和品种丰富的瓜类一同结出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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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希尔丁·穆罕默德·巴布尔（Zahimddin Muhammad Babur）在1483年至1530年编纂的旅行见闻《巴布尔回忆录》（The Memoirs of Babur ）中记载：“葡萄、甜瓜、苹果、石榴，说实话，所有的水果在撒马尔罕都很美味。该地有两种水果尤其出名：苹果和葡萄。那里的冬天极度寒冷，会下雪，但雪没有喀布尔那么大；天热的时候，撒马尔罕的气候宜人，但也没有喀布尔那么好。”（Bābur，1922）撒马尔罕，是帖木儿（又称帖木耳，1320/1330—1405）一手建立的庞大帝国的都城，它坐落在泽拉夫尚河滋养的绿洲之上。在数个世纪中，这座城市在荒凉的沙漠里闪耀着夺目的光芒。在巴布尔的时代，它是教育和商业的中心。在城市的心脏地带，帖木儿和他的继任者们建造了雷吉斯坦（Registan），这是一座华丽程度不亚于同时代任何一座欧洲宫殿的伊斯兰大学。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使节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Ruy González de Clavijo）曾在1403年至1405年前往帖木儿的宫廷觐见。他在旅途见闻录《克拉维约东使记》（Embassy to Tamerlane ）中写道，撒马尔罕是一座熙熙攘攘的大都会，城内城外都有美丽的花园，果园也随处可见（Golde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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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尔对15世纪至16世纪在中亚广泛种植的、令人大开眼界的水果和坚果赞不绝口。他尤其提到，各种甜瓜和某些特定品种的苹果甜度很高。在谈及地处阿富汗中部的喀布尔时，他写道：“寒冷的喀布尔地区出产葡萄、石榴、杏、桃、梨、苹果、榅桲、枣、西洋李、扁桃和胡桃；所有这些果品的产量都很丰富”（Bābur，1922）。巴布尔（1487—1530）的曾孙、莫卧儿皇帝努鲁丁·穆罕默德·贾汉吉尔（Nuruddin Muhammad Jahangir，1569—1627）也对中亚的美味赞赏有加。在他的自传中，在阐述当时的政治史时，也提到撒马尔罕地区出产格外甜美的杏、桃、瓜和苹果，还种植水稻、粟米和小麦。在回忆一次社交会晤时，他写道：“他们呈上一个摆有各色果品的托盘——卡里兹的甜瓜，巴达克山和喀布尔的香瓜，来自撒马尔罕和巴达克山的葡萄，出自撒马尔罕、克什米尔、喀布尔和贾拉拉巴德（喀布尔的属地）的苹果，还有菠萝——一种从欧洲港口舶来的水果。”贾汉吉尔称喀布尔的苹果仅次于撒马尔罕，而他对撒马尔罕苹果的评价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吃过如此美味可口的苹果。他们说，在拉什卡—达拉附近的上班加什（Upper Bangash）有一座名为西拉姆（Sīv Rām）的小村庄，只有这个村里的3棵树能结出这样的苹果。虽然人们进行了许多试验，但始终未能在其他地方种出如此美味的苹果。”（Jahangir，1909—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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