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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丝绸之路上一位粟特商人骑双峰驼的陪葬陶俑，唐代（618—907）。陶俑上施有标志性的三色釉（唐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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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于芝加哥艺术学院/纽约艺术资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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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期的中亚人渴求知识，也迫切需要适应地球上地形最崎岖的土地，在此过程中，他们将普通小麦控制密穗性状的多态性等位基因传播开来。他们还试种了起源于东亚的耐旱粟米，也是他们将第一株桃树带到西南亚。桃起源于中国长三角流域的浙江沿海一带（Zheng，Crawford，and Chen，2015），在古希腊时期被传入欧洲。类似于古希腊神话中的仙馔，桃在道教中是长生不老的象征。至于桃肉的美妙滋味，成书于公元前1000年的《诗经》中也留下了不朽的记载（Huang et al.，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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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并不是唯一跨越漫漫丝绸之路，传入欧洲和美洲丰裕之地的水果。根据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记载，出使西域的张骞在公元前2世纪晚期再次率领使团前往中亚，他从中亚带回一小截卷曲的葡萄藤蔓，一路装在生皮袋里，以免在沙漠中遭受烈日的炙烤。司马迁写道，葡萄以及用葡萄酿制的甜酒是从大宛传入中国的——大部分史学家认为大宛就是现代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Qian，1993）。然而，新疆洋海古墓群近期出土的证据表明，早在张骞充满神话色彩的“凿空”之旅前数百年，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洲便将葡萄酒视若珍宝（Jiang et a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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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身边食物的起源让我们与自己的历史联系更加紧密，也让我们与一辈辈播撒种子、优选作物的农民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是他们不断筛选出植株更强壮、果实更甜更大或者生长更迅速的植物品种。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度过的一万多个农耕季节里，人们播下种子，培育幼苗，决定第二年何时耕种，又该留下哪些族系的种子，再将积累的知识和改良的农作物品种传给 子孙后代。一份酥皮黄桃派或者一杯葡萄酒都是考古文物，水果的基因里记载着一段段始于遥远过去的故事。世界各地的学者都在努力解读这些记载，以此了解人类与现代世界的植物品种如何共同进化（Rhindos，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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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古代中国史籍（新旧唐书）称之为黑衣大食。1258年被蒙古旭烈兀西征所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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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文如此。根据我国学界通说，《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91/90年。此处似作者笔误。——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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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与餐桌：食物在丝绸之路上的起源 [:170035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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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与餐桌：食物在丝绸之路上的起源 2 丝绸之路上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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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教授的内容极少提及中亚。这片辽阔的地域不仅拥有地球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壮丽景色，还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险峻的峭壁见证过数不清的骆驼商队的艰难跋涉，见证过一代又一代牧民随季节流转驱赶成群的驴、骆驼、牛、羊、马四处迁徙。中亚的沙漠绿洲孕育了丝绸之路沿线上一座座富有传奇色彩的城市：布哈拉、希瓦、楼兰和撒马尔罕。这些城市中有许多曾随沙漠一起移动，如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笔下的“游移的湖”——罗布泊。戈壁、卡拉库姆沙漠、克孜勒库姆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里，流沙和海市蜃楼随处可见，孤立无援的葡萄园和果园宛如避难所。呼啸的风沙掩埋了许多伟大的帝国，无尽的沙漠目睹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帖木儿帝国和历代波斯王朝的兴起和衰落。它们阻挡了亚历山大大帝前进的脚步，也为马可·波罗与其父亲的旅程设定了背景。在更近的历史中，它们又成为19世纪大英帝国与沙俄帝国大博弈时代数次开展代理人战争的竞技场，也是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角力的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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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今天的欧亚大陆中部地区似乎是一片不毛之地，但其中一些区域在过去几千年里是名副其实的伊甸园。直到公元前一千纪，中亚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都覆盖着郁郁葱葱的灌木林，植物种类包括野生开心果、扁桃树、樱桃树和胡桃树等。今天，这一带的主要物种是蜥蜴、蛇和梭梭属植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对经济的过度追求导致的。中亚的山麓地带曾分布着由沙棘、沙枣、野苹果、山楂树、花楸和多种坚果类树木汇成的林海（Spengler Ⅲ，2014）。虽然这些森林如今踪影全无，但是小片的肥沃农田里还留有它们的后代，与葡萄、石榴和品种丰富的瓜类一同结出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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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希尔丁·穆罕默德·巴布尔（Zahimddin Muhammad Babur）在1483年至1530年编纂的旅行见闻《巴布尔回忆录》（The Memoirs of Babur ）中记载：“葡萄、甜瓜、苹果、石榴，说实话，所有的水果在撒马尔罕都很美味。该地有两种水果尤其出名：苹果和葡萄。那里的冬天极度寒冷，会下雪，但雪没有喀布尔那么大；天热的时候，撒马尔罕的气候宜人，但也没有喀布尔那么好。”（Bābur，1922）撒马尔罕，是帖木儿（又称帖木耳，1320/1330—1405）一手建立的庞大帝国的都城，它坐落在泽拉夫尚河滋养的绿洲之上。在数个世纪中，这座城市在荒凉的沙漠里闪耀着夺目的光芒。在巴布尔的时代，它是教育和商业的中心。在城市的心脏地带，帖木儿和他的继任者们建造了雷吉斯坦（Registan），这是一座华丽程度不亚于同时代任何一座欧洲宫殿的伊斯兰大学。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使节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Ruy González de Clavijo）曾在1403年至1405年前往帖木儿的宫廷觐见。他在旅途见闻录《克拉维约东使记》（Embassy to Tamerlane ）中写道，撒马尔罕是一座熙熙攘攘的大都会，城内城外都有美丽的花园，果园也随处可见（Golde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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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尔对15世纪至16世纪在中亚广泛种植的、令人大开眼界的水果和坚果赞不绝口。他尤其提到，各种甜瓜和某些特定品种的苹果甜度很高。在谈及地处阿富汗中部的喀布尔时，他写道：“寒冷的喀布尔地区出产葡萄、石榴、杏、桃、梨、苹果、榅桲、枣、西洋李、扁桃和胡桃；所有这些果品的产量都很丰富”（Bābur，1922）。巴布尔（1487—1530）的曾孙、莫卧儿皇帝努鲁丁·穆罕默德·贾汉吉尔（Nuruddin Muhammad Jahangir，1569—1627）也对中亚的美味赞赏有加。在他的自传中，在阐述当时的政治史时，也提到撒马尔罕地区出产格外甜美的杏、桃、瓜和苹果，还种植水稻、粟米和小麦。在回忆一次社交会晤时，他写道：“他们呈上一个摆有各色果品的托盘——卡里兹的甜瓜，巴达克山和喀布尔的香瓜，来自撒马尔罕和巴达克山的葡萄，出自撒马尔罕、克什米尔、喀布尔和贾拉拉巴德（喀布尔的属地）的苹果，还有菠萝——一种从欧洲港口舶来的水果。”贾汉吉尔称喀布尔的苹果仅次于撒马尔罕，而他对撒马尔罕苹果的评价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吃过如此美味可口的苹果。他们说，在拉什卡—达拉附近的上班加什（Upper Bangash）有一座名为西拉姆（Sīv Rām）的小村庄，只有这个村里的3棵树能结出这样的苹果。虽然人们进行了许多试验，但始终未能在其他地方种出如此美味的苹果。”（Jahangir，1909—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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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泽来滋·克拉维约进一步指出，华丽的波斯式花园和果园配备有复杂精巧的灌溉管道系统。在帖木儿崛起之前，喀喇汗王朝最杰出的成就之一就是发明了一套完善的灌溉系统，同时将农耕活动扩展到沙漠地带。最著名的例子是在哈萨克斯坦南部的塔拉兹地区开凿的一条长达100公里的运河，此外还有对穿越费尔干纳低地的现有运河网进行的大规模扩建（Karev，2013）。阿布·巴克尔·穆罕默德·伊本·贾法尔·纳尔沙希（Abu Bakr Muhammad ibn Jafar Narshakhi）在公元940年左右创作《布哈拉史》（History of Bukhara ），书中描述了萨珊王朝精英阶层华丽而铺张的宅邸，以及城堡内穷奢极欲的生活。这本书还提到，城里有1000多家商店，蔬菜摊集中在城墙附近，旁边不远处就是开心果商贩，香料商则有自己单独的区域。整座城市被城墙分隔成若干个城区（Golde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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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少量保存下来的波斯农事典籍中，我们可以拼凑出中亚和伊朗在被蒙古铁蹄征服后的农业活动情况，如卡西姆·本·优素福·阿卜·那西里·哈拉维（Qasim b. Yusuf Abu Nasri Harawi）于1515年在阿富汗赫拉特撰写的《农事要术》（Irshad al-Zira’a ）。这本书谈到了设有灌溉系统的花园、菜园和美轮美奂的凉亭，然而，这些地标性景观已在19世纪和20世纪当地波谲云诡的政治纷争中化为齑粉。哈拉维在书中讨论了小麦、大麦、粟米、水稻、兵豆和鹰嘴豆的种植；葡萄栽培也有专门的篇幅论述。他还谈到园艺作物，包括黄瓜、生菜、菠菜、野萝卜、洋葱、大蒜、甜菜和茄子，各类草药和芳香植物，大麻，紫苜蓿；包括茜草属（Rubi sp.）、木兰属（Indigofera sp.）和散沫花（Lawsonia inermis ）在内的染料植物；还有各类水果和坚果，包括瓜、石榴、榅桲、梨、苹果、桃、杏、李、樱桃、无花果，桑果和开心果等（Subteln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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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世纪喀喇汗王朝统治者舍姆斯·穆尔克·纳赛尔·本·易卜拉欣（Shams al-Mulk Nasrb. Ibrahim）的时代，撒马尔罕的花园规模得到扩大，大型狩猎围场也建立起来。喀喇汗王朝唯一的宫廷诗人苏扎尼·撒马尔罕迪（舍姆斯·丁·穆罕默德，1166年去世）称赞撒马尔罕就是“人间天堂”（Karev，2013）。这些波斯风格的花园在蒙古人南征北战的岁月里一度遭到废弃，随后在帖木儿王朝时期迎来发展的高峰。在14世纪人口稠密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城中，菜园被压缩成一块块配有灌溉设施的土地，以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Subtelny，2013）。历史学家认为，帖木儿王朝流传后世的这些精心设计的花园与年代更为久远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的早期花园形式遥相呼应。许多花园将花坛分为四块矩形，灌溉渠道从中间经过，周围则是木制或石制的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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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撒马尔罕是乌兹别克斯坦东部一 座拥有超过35万人口的城市；市中心的市场里井然有序地排列着各类摊位，商贩们出售的水果与巴布尔在近500年前夸赞的果实别无二致。今天，当地水果商依然对瓜类的品质无比自豪。他们出售全亚洲最甜美多汁的石榴，还有一种甘美的、独一无二的金桃。到了鲜果下市的时节，商人们还可以出售葡萄干、李干、杏干、苹果、无花果、枣、胡桃、开心果、扁桃仁以及色彩丰富得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豆类和谷物（见图2）。当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9年征服此地时，还被称作马兰坎达的撒马尔罕的果园里已经拥有了这些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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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5年一个寒冷的冬日，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中央市场上的干果和坚果商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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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茱莉亚·麦克林（Julia M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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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马尔罕不是唯一拥有果园和葡萄园的绿洲古城。果园和葡萄园是中亚所有中心城市和小型城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贸易中转站是古代商业之路的节点，都以本地独有的水果品种而闻名，其中有些中转站在整个旧世界广受赞誉。古城果园的残迹至今犹在。1900年，丝绸之路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艰难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他在存有古代佛教遗迹的贸易中心丹丹乌里克古镇停下了脚步。斯文·赫定也曾在1896年到访此地。斯坦因在当地发掘出数枚年代在713年至741年间的古币。他发现古老的果园里仍然有一排排果树，尽管它们已被沙子掩埋了一半。他指出，这几排千年古树看起来很像桃树、李树、杏树和桑树。不过，斯坦因对这一发现感到兴奋的主要原因是，它们为他度过苦寒的沙漠之夜提供了充足的柴薪（Mirsky，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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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初，荷尔斯泰因公国（今德国北部）的弗雷德里克大公派一队使节去觐见当时的波斯统治者。其中一位名叫亚当·奥列雷乌斯（Adam Olearius）的使者称：“石榴树、扁桃树和无花果树在那里自由生长，毫无人工栽植的秩序感，基兰（Kilan，今伊朗德黑兰）省的果树甚至长成了整片森林。野生石榴树几乎随处可见，尤其是在卡拉巴赫，野石榴果的味道异常酸涩。”尽管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动荡，今天土库曼斯坦、阿富汗、伊朗和伊拉克的每一个河谷和每一口泉眼附近，几乎都能见到古代果园和家庭后花园的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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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卧儿帝国皇帝阿克巴的首席维齐尔阿卜勒·法兹·伊本·穆巴拉克（Abul Fazl ibn Mubarak），又名阿拉密（Allámi），他在介绍1597年克什米尔的集市时，明确地描述了水果贸易的繁盛景象。他指出，克什米尔（印度次大陆的西北部）市场上的葡萄、瓜、石榴、苹果、梨、榅桲、桃和杏都是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印度中部地区运来的。他的文字证实了古代商人的运输能力——将易腐的鲜货运送到很远的地方，哪怕途中要穿越炎炎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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