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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航程是沿海路前往亚洲的若干次尝试之一。早在6年前的1493年3月4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舰队便驶入达·伽马启航的里斯本港口，却在第一次横跨大西洋的探险中遭遇风暴，偏离了航向。这次航行改变了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欧洲与新世界之间广泛的物种交流就此开始，史称“哥伦布大交换”。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欧洲人逐渐见识了鳄梨（牛油果）、南瓜、可可、木薯、菜豆、辣椒、玉米、花生、山胡桃、土豆、藜麦、向日葵、烟草、番茄、香草和水生菰（Zizania aquatic ）。作为交换，他们也向美洲输出了一系列植物，它们的入侵能力强悍到重塑了西半球的每一个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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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哥伦布大失所望的是，他始终没有找到为之踏上征 程的亚洲香料植物，比如豆蔻皮——肉豆蔻的假种皮、肉豆蔻核和黑胡椒（Hanson，2015）。在1492年10月23日星期二，哥伦布在自己的航海日志中写道：“我对这些物产一无所知，这真是世上最令我痛心之事。我见到了上千种树木，在现在这个季节就像西班牙的5月和6月时的树木一样绿意盎然，每一种树都有独特的果实。还有上千种开花的草药，然而我只知道芦荟，其他的全不认识。”（Columbus，2003）由于对当地植物缺乏了解，哥伦布的一些船员误食了毒番石榴（Hippomane mancinella ，西班牙语中称之为manzanilla de la muerte，意思是“死神的小苹果”），他们将那些圆圆的绿色果实误认为葡萄牙常见的苹果（Hanson，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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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和达·伽马都有充分的理由从风平浪静的欧洲港口起航，驶入未知之海。二人都在寻找一条高效的海上航线，以便前往东南亚——传奇香料之路上多种商品的发源地。与丝绸之路一样，更靠南的香料之路上的交流往来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到公元前一千纪，香料之路上的贸易有很大一部分转向了海运。货物被运到红海，然后经陆路抵达地中海，或者渡过尼罗河，再向北运往地中海沿岸的港口。公元1世纪，波斯商人运送到罗马的香料包括黑胡椒、豆蔻属植物、姜和姜黄。阿克苏姆帝国（100—940）是当时红海贸易的主宰，直到阿拉伯商人控制这片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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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迪南·麦哲伦（1480—1521）的远征队想要探索一条通向东南亚的海路，完成哥伦布未竟的事业。在为期3年的航行中，麦哲伦探险队失去了5艘船中的4艘，牺牲了200名船员，包括麦哲伦本人和大多数指挥官，但是探险队最终实现了 自己的目标。唯一幸存的维多利亚号在船长胡安·塞巴斯蒂安·埃尔卡诺（Juan Sebastián Elcano）的带领下返航，它不仅是第一艘完成环球航行的船，还带回了满满一船的珍宝。1522年，这艘船回到塞维利亚，船上满载着肉桂、肉豆蔻皮、肉豆蔻核，还有26吨来自印度尼西亚香料核心产地——马鲁古群岛特尔纳特市的丁香。他们用货物偿还了西班牙王室对这场远航的投资，付清之后还绰绰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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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沿着人类文化交流的既定航线（比如大西洋航线或香料之路）传播，这绝不是殖民时代才有的创举。在此之前，类似作用的路线就已存在，比如阿克苏姆的盐帮贸易路线，单峰驼和篷车组成的驼队满载着盐，沿着这条路线穿越广袤的埃塞俄比亚沙漠；还有从西南亚寸草不生的贫瘠地区穿过的波斯皇家之路。除此之外还有“塞巴商道”（Sabean Lane），又称“塞巴人之路”或“萨巴人之路”，这是印度和东亚农作物沿阿拉伯半岛南部边缘地区向非洲东北部和西南亚扩散的路线，也是非洲东北部和西南亚农作物反向传播的路线（Birkill，1953）。穇子（Eleusine coracana ）、高粱、珍珠粟（Pennisetum glaucum ）、豇豆、蓖麻、柑橘属植物，甚至可能还有芝麻，这些农作物都曾在公元前三千纪和公元前二千纪出现在这条路上。过去20多年来的植物考古学发现表明，这些农作物中有许多原产于北非，随后向东扩散（Harlan，1971；Murdock，1959）。例如，北非萨赫勒地区发现的古代珍珠粟遗迹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而这种农作物似乎在公元前2000年便已传入印度（Zeven and de Wet，1982；Brunken，de Wet，and Harlan，1977）。高粱也在公元前二千纪早期沿同样的路线传播（Fuller，2003；Fuller and Boivin，2009）。印度的梵文文献和吠陀经则为这些农作物的植物考古学证据提供了补充。虽然阿拉伯香料之路可能最早在公元前2800年便存在，但是，在公元前1200年至前650年这一时期，这些路线控制在来自蓬特（Punt）的麦因人（Miaeans）手中——蓬特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国度，曾在历史学家中引发激烈的争论，而麦因人则是古埃及帝国重要的贸易伙伴（Nabha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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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一千纪，塞巴人控制着阿拉伯半岛和西南亚 南部的贸易往来。他们出售产自北非的乳香和没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用它们敬奉神明、悼念亡者。塞巴商人的足迹遍布非洲、亚洲和东欧。塞巴农业生产者拥有一套复杂的河渠系统，可以灌溉数百平方公里的农田和果园（Nabhan，2014）。该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一条1.6公里长的主渠，同时利用二级和三级渠来输送大坝从亚达纳干河（Wadi Adhanah）拦下的淡水。塞巴人收获的谷物、豆类和水果由马匹或骆驼运送，与麦因人交换乳香、没药和茴香（Singh，2008）。就这样，马黎德绿洲（Ma’rid Oasis）的塞巴农业生产者与麦因商人建立起贸易往来，最终发展为伟大的香料之路，促使成千上万艘欧洲船舰驶向大海，开启了探索与殖民主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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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商道也被称为“香路”（Incense Road）或“乳香小道”（Frankincense Trail）。这两个称呼分别提到了两种不同的植物。“香路”将地中海东部与印度连在一起，途经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埃及、黎凡特，非洲东北部和阿拉伯半岛。沿线贸易在公元前700年至公元200年达到顶峰，那是阿拉伯半岛香料贸易的早期时代，主要出产豆蔻属植物、大马士革玫瑰（Rosa damascene ）、石榴、漆树（Rhus coriaria ，用于制作混合香料“扎塔”）和姜黄（Nabhan，2014）。除了亚洲香料、纺织品和宝石外，还有阿拉伯乳香（Boswellia spp.），芳香树胶（Commiphora wightii 和C. africana ）、乌木和没药等商品。乳香、芳香树胶和没药都是富含芳香物质的树脂，主要产自北非。当公元224年萨珊帝国在波斯崛起时，一些新的农作物正在阿拉伯半岛逐渐传播开来，比如亚洲稻米、香蕉、芭蕉、茄子、菠菜、柑橘类水果和甘蔗（Watson，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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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世纪，伊斯兰势力征服波斯，使双方的交流得到 进一步深化，新的农作物品种和饮食习惯传入西南亚。随着海上香料之路的地位日渐突出，越来越多远道而来的香料进入地中海地区，例如黑胡椒和白胡椒、桂皮、肉桂、肉豆蔻核和肉豆蔻皮、八角和丁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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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香料贸易的中心是马六甲港。马六甲的街道上飞扬着胡椒粉和肉豆蔻粉。16世纪，班达群岛是全球唯一的肉豆蔻核和肉豆蔻皮产地，丁香则产自马六甲和马来西亚南部。当时马六甲港挤满了运送葡萄牙枪械和来自欧洲的补给的船只。整个16世纪，欧洲人在印度洋展开了激烈的竞逐。哪个国家能控制香料贸易，便控制了全球最大规模的财富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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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香料贸易并不是因为欧洲殖民势力的到来才开始的。人们带着这些植物制品跨越千山万水已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印度各民族在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的沿线贸易中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公元前一千纪，印度和巴基斯坦北部（古代的北印度）是交流的枢纽，印度河—恒河平原上许多条连通南亚次大陆北部与孟加拉湾各港口的贸易路线都汇集于此（Nabhan，2014）。其他从北印度出发的贸易路线则一直向恒河延伸。孔雀王朝（前322—前185）覆灭之时，恒河已成为一条商贸要道。历史学家认为，印度的某些贸易路线是随着吠陀教徒、佛教徒和耆那教徒从恒河地区向南亚各地的早期迁移而形成的（Walsh，2006）。历史学家还表示，势力范围覆盖印度北部和中亚南部的贵霜帝国（30—375）控制着北上的贸易路线，即后来的丝绸之路南线。这些彼此交错的贸易通道汇入丝绸之路的主脉，与从长安（今西安）前往喀布尔或马什哈德，从布哈拉、希瓦、木鹿、派肯特（Paykent）或撒马尔罕前往罗马或印度河的商队路线交汇。由于货物转手很快，一队商旅极少一次经过多座贸易城镇。在帕提亚帝国[1] 的贸易城镇巴尔米拉，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保存完好的纺织品。一片按中国样式纺织的丝绸碎片上描绘着葡萄收获的画面，背景中则出现了中亚商人和巴克特里亚双峰驼（Liu，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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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历史学家将目光聚焦在自东向西输送的、将上述地区与欧洲南部联系在一起的商品。在古罗马时期，贵霜商贩从克什米尔和范围更广的喜马拉雅山脉一带运来香料和宝石，这些香料包括云木香（Saussurea costus ，希腊语中κóστος/costus意为“来自东方的”）、芳香树胶和喜马拉雅匙叶甘松（Nardostachys jatamansi ）。绿松石来自伊朗东北部的呼罗珊，青金石则来自阿富汗东北部的巴达克山。红海一带的许多商人是托勒密王朝时期在当地定居的古希腊人的后裔。贵霜帝国陷落后，丝绸之路南线落入小规模贸易网络和商业团体之手。来自今撒马尔罕地区的粟特人脱颖而出，成了占据主导地位的贸易群体。公元3世纪，萨珊帝国的子民取代帕提亚人成为波斯帝国的统治者，将贵霜势力逐出当地。贵霜人在4世纪又遭到笈多帝国（320—550）的进一步倾轧（Liu，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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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重点是陆上贸易路线，但随着商船开始横跨亚洲运输货物，贸易往来的频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香料之路最南边支线的海路终点是刺桐（今泉州）。在帖木儿完成对中亚（包括今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伊朗、伊拉克和格鲁吉亚）的征服之后，刺桐的交通量在14世纪最后的25年达到了顶峰。帖木儿将都城定在撒马尔罕，他改变了贸易路线的政治氛围。在其去世（1405年2月18日）的前一年，帖木儿还在为东征做 打算，集结力量准备对东方的大明王朝发起大规模的进攻。虽然这场征伐的主要目的没有实现，但它确实促使明朝不再倚重中亚来实现商业利益。当明朝将注意力转向南方的航海路线时，刺桐古城便成为新兴的贸易枢纽，在伊斯兰商人的主导下连接东亚与欧洲。据推测，马可·波罗曾在1292年游历刺桐。14世纪晚期，刺桐已有稳定的商船往来，船舶满载黑胡椒、桂皮、丁香、肉豆蔻核、肉豆蔻皮、四川花椒和檀香木，驶向遥远的西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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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植物学家加里·保罗·纳汉（Gary Paul Nabhan）对13世纪的刺桐航运细账进行了分析。账目中出现了芦荟、杏、蒌叶（Piper betle ）、香豆蔻、桂皮、肉桂、丁香、椰子、芫荽、孜然、龙血树脂、茴香、葫芦巴（Trigonella foenum-graecum ）、乳香、姜、绿豆蔻、榛子、大麻籽、没药、木犀属植物（Osmanthus sp.）、胡椒、松子、大黄、藏红花、檀香木、苏木（Biancaea sappan ）和八角（Nabha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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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香料之路对塑造各地特色饮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有理有据地说，在其北部的丝绸之路为丰富我们厨房中的食材做出的贡献更多。这些交流用的网络以指数级增加的速度变得密集，促使思想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而推动我们向信息时代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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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古代世界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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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不是一条单一的道路，甚至也不是一组确定的路线。我们最好将其视为一种在欧亚大陆上呈现出高度流动性 和交互性的、将天南海北的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动态文化现象。从这一角度来看，它向北跨越阿尔泰山脉，远及西伯利亚和蒙古；它将来自非洲、阿拉伯半岛和印度的货物运往北方；当然，它也将地中海和东亚及中亚连接起来（Christian，2000；Di Cosmo，2002；Hanks and Linduff （eds.），2009；Kuzmina，2008；Victor （ed.），2012）。这个将中亚置于古代世界中心的交流关系网看起来更像是放射状的轮毂，而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中亚先民像搬运工一般，将诸多新发明从中国运送到吐蕃、大夏、波斯、拜占庭、希腊、罗马和更远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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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错综复杂的系统或许起源于公元前二千纪游牧民族和农牧族群所使用的道路。纵观苏联学者对内亚的牲畜季节性迁移长达数十年的研究成果，E.库兹米娜（E. Kuzmina）指出，牧民翻山越岭时经过一些隘口，那里有水源和草料，坡度也不算陡峭。库兹明娜据此提出了这样的论断：“通过追溯这些道路最初的使用情况可以推断出，伟大的丝绸之路可能早在青铜时代就具备了雏形。”（Kuzmina，2008）这一观点在苏联考古资料中占据主流地位（Gorbunova，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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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Silk Road，更准确地说是德语中的“Seidenstrasse”）一词由探险家、地理学家兼历史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男爵（“一战”传奇飞行员“红男爵”的叔叔）在1877年正式提出。某些古籍中记载，丝绸起源于一片远在东方的未知之地，李希霍芬便据此提出了“丝绸之路”的名称。大卫·克里斯蒂安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更倾向于使用该名称的复数形态——Silk Roads，他们主张这个词源于德语中的复数名词Seidenstrasse（Christian，2000）。本书中使用单数形态，与约定俗成的用法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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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布哈拉紧靠古城墙的市场上出售的水果和蔬菜，2017年。在这些商贩所售卖的果实中，有许多早在2000年前便在这座城市里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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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本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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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希霍芬对“丝绸之路”一词的使用限定在非常狭窄的范围之内，但他对汉代以后连通欧亚大陆的更广泛的交流体系也很感兴趣，尤其是唐代将异域商品输入中华的贸易网（Richthofen，1877）。他发现，唐代已经存在相当活跃的商业网络系统。正如米华健（James Milward）所总结的：“将丝绸之路理解为中国与罗马之间的东西向道路或者其他类似的概念，这种观念非常狭隘，也不符合事实，事实是丝绸之路并非某一条‘道路’，而是将诸多商品集散连在一起的、纵横交错的道路 的集合。历史学家更愿意将丝绸之路视为一个网络，而不是单线条的道路。”（Millward，2013）与之类似，历史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指出：“丝绸之路有许多条，但它们的主干道都途经新疆，穿过内亚，再延伸到地中海沿岸的叙利亚，及至古代世界。”（Renfrew，2014）数千年来，中亚人和他们的贸易网络塑造了现代世界的面貌。历史学家给他们的社会和文化贴上了许多标签，比如阿瓦尔人、辛梅里安人、于阗人、蒙古人、塞种人、萨尔马提亚人、斯基泰人（广义）、粟特人、吐火罗人、回鹘人、乌孙人、匈奴人和月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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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研究进一步表明，“丝绸之路”并非一蹴而就、突然出现，而是以游牧民族的季节性迁移路线和补给路线为基础逐渐形成的。俄国历史学家和丝绸之路学者纳塔利娅·戈尔布诺娃（Natalya Gorbunova）的看法是，丝绸之路是季节性迁徙的产物，尤其是在公元前一千纪晚期，随着中亚山区对马匹运输的依赖逐渐增加，丝绸之路的各条路线逐渐发展起来（Gorbunova，1993）。这样一来，公元后一千纪晚期骆驼商队的行进路线或许是游牧民族的绵羊和山羊在许多个世纪前开辟出来的道路。同样，放牧牦牛的藏民和突厥骑兵所戍守的隘口，在过去几千年里也是农牧民在冬季牧场和夏季牧场之间穿行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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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者当中日益壮大的观点，我对“丝绸之路”采取较为宽泛的定义，这一定义的内涵比人们熟悉的西方古典时代和东方汉代的长距离商队交流更为宽泛（Spengler Ⅲ，2015；Kuzmina，2008；Renfrew，2014）。关于丝绸之路的传统认识经过了浪漫想象的加工，人们设想这条路所依托的是有组织的政治势力，即帝国集团通过这条路上的长距离交流互通有无。按照这种观点，伟大的丝绸之路直到公元后的1000年里才逐渐成形，在内燃机问世的时代便宣告终结。然而，沿途的商队在现代世界依然存在。著名的民族志学家和探险家欧文·拉铁摩尔在中亚旅行时曾与商旅并驾齐驱，在大漠中纵马扬鞭，他在《通往突厥斯坦的沙漠之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一书中记述了这段经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他在中国、蒙古、俄国和中亚游览过许多市场和集市（Lattimore，1928；Lattimore，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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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翻越狭窄的高山隘口走向远方，同时也将关于冶金、马匹繁育和骑马、纺织和工艺制造的先进知识与设备传播开来——还有宗教。他们随身携带的纺织品采用丝绸、羊毛、亚麻、大麻和棉等材质，在高大的重锤织机上纺织而成，这种织机可以织造出复杂的斜纹布和格纹布（Doumani et al.，2015）。他们的行囊中还有皮毛和毡布、经过切割和抛光的石质装饰品、瓷器和陶瓷艺术品、腌鱼、腌肉，以及晒干的奶酪、干果和发酵饮料——比如葡萄酒和马奶酒（马奶发酵而成）。他们传播的是语言、基因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