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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黍喂饱了整个欧亚大陆上的数十亿农夫、小规模农场主和牧民；然而，关于这种谷物的历史，许多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答：黍在何时何地被人类驯化，经历过一次还是多次驯化，以及它如何在书面记载出现之前跨越亚欧两大洲，等等。更令人不解的是，黍的野生祖先或亲本种群从未被发现过；为了回避这个问题，典型的做法是假设这种神秘的野生黍类祖先一定生存在（或曾经生存在）欧亚大陆中部的某个地方（Zohary，Hopf，and Weis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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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黍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便是关于它究竟是单一起源还是两大起源的争论；用植物学术语来说，即关于黍应归为单系群还是多系群的争论。这场争论中的许多观点最早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格鲁吉亚境内的高加索山脉。戈里斯拉娃·N.利希齐纳（Gorislava N. Lisitsyna）曾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担任俄罗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常驻古植物学家，是苏联屈指可数的几位植物考古学专家之一。她对土库曼斯坦南部（当时是苏联的一部分）的早期农业，尤其是灌溉系统进行了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期，她将注意力转向了高加索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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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利希齐纳与同事L·V·普里什申蓬科（Prishchepenko）发表了他们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对尤泰佩（Kjultepe）、阿鲁赫洛（Arukhlo）、伊米里斯戈拉（Imirisgora）和恰克（Chokh）等遗址进行的植物考古学研究的摘要（Lisitsyna and Prishchepenko，1977）。学界普遍认为，这片地区在人类历史早期便出现了农业生产活动。根据从这几处遗址收集的资料，两位苏联古植物学家认为，早在公元前5千纪，该地区便已存在活跃的农业经济。考古发现中包括保存完好的黍的谷粒。在利希齐纳看来，这样的发现或许并不意外，因为许多俄罗斯人从小就以各种各样的卡莎粥作为早餐，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小米稀饭。在1984年的一部专著中，利希齐纳以上述资料为依据指出，在苏联的行政区划内存在一个瓦维洛夫所提出的栽培植物起源中心（Lisitsina，1984）。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常被誉为苏联最伟大的植物学家（在二战期间的大清洗中牺牲之后，他更是备受赞誉），他在栽培植物起源方面的研究无疑对利希齐纳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利希齐纳的观点则为随后几十年许多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苏联时期，研究早期农业栽培谷物的普遍手段是：仔细检查谷物留在黏土烧制的容器上的压痕。目前，东欧有31处考古遗迹发现了年代早于公元前5000年的黍，还有非常多遗迹发现了粟米或各种谷物混合物、狗尾草属或黍属谷粒的残迹（Hunt et al.，2008；Motuzaite-Matuzeviciute et al.，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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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证据显示“粟米在东欧被人类驯化”，但是，黍和粟这两种农作物在东亚饮食中的悠久历史（在东亚，黍和粟不仅仅 用来熬制早餐的稀粥，其用途广泛得多）却与这些证据相互矛盾。在中国的史料中，黍和粟的历史可追溯到数千年前。1980年，位于华北太行山一带的磁山文化遗址[7] （前6100—前5600）出土了一片大型粮食窖穴，为“粟米在中国的人工种植早于高加索山脉的考古发现”提供了物证（Zhao，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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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表明，这种谷物在7000多年前分别在欧亚大陆两端为人类所种植，这一现象很难得到解释。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这些文化之间存在交流，也无法证明谷物在如此早期的历史阶段就被传播了如此遥远的距离。目前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一，黍被人类驯化了两次——一次在中国东北部，另一次在高加索山区或欧亚大陆的某个地方（这一假设得到了“农业起源之争”中的著名学者杰克·哈兰的支持）（Harlan，1975；Harlan，1977）；其二，这种农作物在没有其他农作物或物质文化伴随的情况下，在早于现有的丝绸之路活动证据的时代，独自完成了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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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随着黍基因测序的完成，学界再度掀起了关于这种植物究竟源自一种还是两种祖先的争论（Cho et al.，2010）。同样在这一年，剑桥大学的一支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团队发表了一篇以遗传学为基础的种群研究，其中用到了在更大规模的基因组研究中所识别出的遗传学引物[8] 。这项2011年的研究检视了欧亚大陆各地的粟米品种中特定基因（等位基因）的分布。研究人员检测出了两个遗传信息截然不同的黍种群——一个在东欧、一个在东亚——两个种群在很久以前便存在明显的生殖隔离。研究报告的作者指出，造成这种遗传隔离的原因有可能是存在彼此独立的两次驯化，也有可能是一小部分栽培植物在早期传入东欧之后才与亲本种群发生了隔离（Hunt et al.，2011）。从理论上说，后一种情况的确有可能发生：长途旅行的人带着一小袋谷物，在离家万里的高加索山脉开垦出一片全新的粟米田。因此，早期学者提出的两种假设都可以解释遗传学研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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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重新审视了十几份关于欧洲地区发现的、早于公元前5000年的各种粟米的报告，随后对其中的部分观点提出了质疑（Hunt et al.，2008）。他们指出，在对欧洲各地遗址进行的大规模植物考古学分析当中，只有一小部分涉及早期粟米（Boivin，Fuller，and Crowther，2012）。不仅如此，这些发现通常只是几粒谷物，与同一地点发现的数千粒小麦属和大麦谷粒不可同日而语。学者认为，在已发现的粟米遗迹中，至少有一部分可能只是粒型较大的野生黍亚科植物，这些野草原本或许是混杂在农田里的杂草。剑桥大学的吉德丽·莫图扎伊德·马图采维丘特（Giedre Motuzaite-Matuzeviciute）和她的同事指出，这些考古发现大多记载于50年前，许多出土谷物或压痕已经散佚，现已无法验证当初的判断或重新进行断代。不过，莫图扎伊德·马图采维丘特的研究小组成功锁定了他们认为具有代表性的10份关键样本，并对其进行了放射性碳定年检测。虽然证明欧洲早期存在粟米种植的证据看起来数目众多，但是莫图扎伊德·马图采维丘特及其同事坦言：“断代测定的日期显示，过去对中欧和东欧大量黍的大植物遗存年代的判断比真实情况偏早了至少3500年。”（Motuzaite-Matuzeviciute et al.，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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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在植物考古学领域的影响力空前；它表明此前关于这些考古发现的十数份现场报告并不可信，而且直接驳斥了许多已发表的现场报告中的观点。不仅如此，这篇文章重新描绘了欧亚大陆早期农业的图景，改变了我们对丝绸之路雏形范围内的农作物传播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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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上述两种假设——无论是主张粟米同时起源于东亚和东欧的多系说，还是主张一小部分种群在早期被分离后产生遗传隔离的单系说——似乎都站不住脚。如果推定莫图扎伊德·马图采维丘特及其同事（包括考古遗传学家哈丽雅特·亨特）的结论正确，那就意味着黍直到公元前二千纪早期才传入欧洲，欧洲地区发现的年代更早的粟米类谷物要么是鉴定有误，要么是从年代较晚的上层考古地层中下渗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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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粟米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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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和粟在史前时代的大约同一时期、同一地区被人类驯化，更有意思的是，它们在整个旧世界的农耕系统中常常同时出现，不过，它们并不是一同传出东亚的。这两种农作物似乎都起源于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Bellwood，2005；Crawford et al.，2005；Zhao，2011）。它们的耐旱性也许正是适应黄河以北半干旱草地或辽阔草原的结果（Liu，Hunt，and Jones，2009）。现已发现的年代最早且保存完好的碳化黍粒出土于中国北方的大地湾遗址（约前5900），这一地区还有好几处大致属于同一时期的遗址（见地图2）（Bettinger et al.，2010；Liu，Kong，and Lang，2004）。例如，磁山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碳化的谷粒，尽管它们的来源和年代一度饱受争议。内蒙古兴隆沟遗址（前5670—前5610）的发现则进一步证实，早在公元前六千纪的中国北方，黍已经得到了广泛种植。兴隆沟遗址共出土了1400多粒碳化黍（以及60粒碳化粟）；这些谷粒在三家独立的实验室分别进行了测年以核实其准确性（Zhao，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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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的稳定碳同位素（δ13C）研究为我们对粟米传播的认识做出了重要贡献。粟米的光合作用机制（C4机制）与大多数植物不同，因此碳同位素的比值也有所不同，这一点可用于研究古人类食谱。以粟米为食的古代人类的骨骼中可以检测到这种与众不同的碳同位素C4的信号。对大地湾遗址进行的同位素研究进一步支持了“粟米种植 在公元前5900年已在当地普及”的观点（Barton et a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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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大植物研究结论的补充，大地湾遗址人骨中测出的δ13C含量较低，这一点似乎提示我们，在公元前5900年至前5200年，该遗址先民的饮食中粟米所占比例有限。这些数据很可能表明，当时低投入粟米种植还处于初期，当地先民的混合型经济仍然高度依赖狩猎和采集活动。不过，该遗址还出土了晚于公元前3900年的人骨，这部分人骨中的碳同位素含量较高，而这很可能就是粟作农业地位提升的结果（Barton et al.，2009；Jing and Campbell，2009）。其他学者基于考古证据指出，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是农耕活动迅速发展的时期，而这种发展显然是农业集约化和粮食出现富余带来的结果（Zhao，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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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 中亚山地走廊的主要考古遗址以及农作物扩张的可能路径。农作物沿土壤肥沃、适合耕种的山谷传播，这里人口密度相对较高，冰川融水汇成的溪流和雨水滋养出丰美的草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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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世界各地植物驯化中心的植物考古学家可以追溯 出许多（尽管不是全部）植物漫长的演化过程，从探索现代食用植物的野生亲缘种开始，这些野生植物经过一步步的形态变异，最终成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植物品种。在西南亚，有大量人类采收野生小麦和大麦的证据，还有展现西南亚基础农作物驯化进程的证据。虽然大植物考古数据显示，粟米种植始于公元前六千纪，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人类在驯化这种植物之前已有栽植野生品种的活动，也没有关于人类在驯化过程中与农作物互动的证据。证据的缺失为其他推测留下了很大空间：人类驯化粟米的时间可能更早。与大米和玉米等其他世界主要谷物一样，微观植物学数据分析得出的人类最早驯化粟米的日期极具争议，这个日期比大植物考古证据推断出的日期早了好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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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体植物遗存研究最早的农业证据主要集中在分析植硅体（植物细胞内和细胞壁之间的硅颗粒）、淀粉粒（谷粒内部和植物根系中葡萄糖分子聚合而成的颗粒）以及孢粉上。虽然这些鉴定和断代技术极大地拓展了早期农业研究，但其鉴定的可靠性和准确性都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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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地湾人骨的稳定碳同位素测定数据——该数据支持当前大植物研究的结论——发布一个月之后，另一支学者团队在同一份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宣称他们在磁山遗址发现了小米“驯化”的证据（Lu et al.，2009a）。倘若这一成果能够经受住科学的考验，它将使东亚最早出现农业活动的年代提前至与西南亚出现农业活动几乎一样的时期，即全世界已知最早的植物栽种活动出现的时期。这一观点令许多中国历史学家、学者和考古学家振奋不已，他们纷纷对此表示支持（Anderson，2014；Liu，2004；Yang et al.，2012）。论文作者称，中国有可能是全球农业起源的先驱，其依据是他们在提出这一惊人结论的一个月前在另一篇论文中确立的标准（Lu et al.，2009a）。这套新颖的标准不仅可利用植硅体区分人工驯化的粟和黍，还可用于区分这两种农作物各自的野生和驯化品系。几位作者对一种野生狗尾草样本（Setaria viridis）和两种野生糠稷（Panicum bisulcatum）样本中的植硅体进行了定性研究，提出：“可以利用植硅体对粟和黍进行鉴定，因为这两种植物内含的植硅体形态通常具有鲜明的特点，足以与糠稷、狗尾草和皱叶狗尾草相区别，后述几种野草内的植硅体分布不具备粟和黍典型的特殊形态，不过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验证观察结果。”（Lu et al.，2009a，Lu et al.，20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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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的其他内容也让人愈发质疑研究人员对磁山遗址断代的准确性。例如，论文作者称谷粒是从遗址的88个窖穴中现场采集的，根据他们的记录，这些谷粒“保存完好”，但随后他们又说谷粒保存条件很差，“暴露在空气中以后很快氧化成了灰粉。”（Lu et al.，2009a）仅以植硅体为判断标准，这为未来的争论留下了很大的余地。而另一支由中国学者组成的团队利用淀粉粒（微观植物学研究中的一类微小遗存）分析法，对磁山遗址附近的另一处在文化上具有关联性的考古遗址进行了调查，他们认为粟米的驯化时间甚至还要早于磁山遗址测定的年代（Yang et al.，2012）。但是，这些淀粉粒分析数据也引起了科学界的怀疑。许多从事驯化研究的学者都指出，这两批微观植物学的数据都存在一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Bestel et al.，2014；Zhao，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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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早期粟米驯化的淀粉粒研究得到了另一支团队对同一考古现场材料所进行的分析的印证，这种情况在微观植物学领域屈指可数。淀粉粒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保存数千年，植物考古学家经常能够从石制研磨工具或陶器中提取到淀粉粒。仔细分析淀粉粒的一系列特征，即可判断出留下这些淀粉粒的植 物所属的大致类别。在所述的案例中，两支科研团队在研磨石器中寻找淀粉粒遗存的考古地点是位于中国北方的东胡林遗址，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9000年至前7500年。有趣的是，两支团队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Liu et al.，2010；Yang et al.，2012）。第一支团队的结论是，从东胡林采集的淀粉粒来自橡子（栎属、柯属或青冈属植物）；他们还指出，这些淀粉粒的大小与基本形态都不符合粟米或草本植物的特点（Liu et al.，2010）。当时中国该地区的先民主要以橡子（而不是草籽）为食，这一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大植物研究以及其他淀粉粒研究的支持（Fuller and Qin，2009；Fuller and Qin，2010；Fuller，Harvey，and Qin，2007；Anderson，2014；Liu et al.，2010）。第二支团队对同一处遗址（甚至可能是同一批出土文物）的研磨石器进行了研究，他们断言，这些淀粉粒来自人类驯化的黍和粟。他们宣称自己的数据“将中国食用粟米的历史提前了近1000年（甚至比植硅体研究论文作者所主张的还要早1000年），将该地区出现黍的年代提前了至少2000年。”（Yang et al.，2012）他们认为，将淀粉粒鉴定为橡子只是一种“推定”，以此驳斥前一支团队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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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支持该地区先民在这一时期采食橡子的数据很多，但还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当地先民在此时已驯化粟米。这项研究产生的疑问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例如，研究人员称，除了石器之外，他们还从一件陶制炊具碎片上的碳化残留物中提取到了粟留下的淀粉粒。但是，淀粉粒对高温非常敏感，一经烹煮便会分解，因此，在容器上发现煮熟之后碳化的淀粉粒实在令人意外。再者，此地先民似乎也不太可能先将粟米磨成粉，再放入锅中煮沸——这样烹煮而成的想必是黏稠的糊状物，而不是含有整颗谷粒的粟米粥。此外还有一点：这些作者一方面引述对其他谷物作物的诸多研究，称驯化野生植物需要长达2000年甚至3000年的进程。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明确指出，在考古遗址发现的早期植物微小遗存全部来自已经驯化（而非野生）的谷物。这样一来，他们的发现似乎将人类最早栽培这些植物的时间提前到了更新世[9] 。即便抛开这些疑点，“两种农作物在公元前9000年都已完全被人类驯化”的观点也很难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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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争论进一步白热化的是，发布前述研究成果的学术期刊近期又登载了一篇同样以古代淀粉粒和植硅体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这篇文章称，在中国北方陕西省的米家崖遗址，研究人员在出土的容器中鉴定出了大麦的植硅体，距今有5000年的历史。他们提出的大麦栽种时间比现存最早的东亚古代谷物证据还要早大约1000年——这个结论似乎与中国大量涌现的大植物研究成果明显对立。这篇论文的作者指出，得益于他们“最近发展起来的、以植硅体形态测定一系列针对形态的特定测量为基础的研究手段”，他们鉴定出了“比植物大遗存早1000年”的大麦遗存（Wang et al.，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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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受到城市建设进程的影响，考古调查和抢救性发掘日益增多，关于最早种植粟米的时间和地点的疑问在未来几年里一定会有定论。不过，无论我们选择相信大植物研究的结论（粟米的驯化大约在公元前5900年左右）、植硅体测定的结果（约前8300—前6700）还是淀粉粒分析的结果（约前9000—前7500），有一点都是无可辩驳的：黍和粟这两种农作物都发轫于中国北方，与人类的关系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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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在中亚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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