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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粟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人们遗忘的农作物，但是它与黍一样根植于久远的过去。两者都是禾本科黍族的成员。在许多古典时期的著述中，黍在古代拉丁文中常被称为粟草（milium），而令现代读者困惑的是[11] ，粟常被称为黍草（panic），这两种植物常被相提并论。在早至公元前一千纪的欧亚大陆考古遗址中，两种谷物经常同时出现，这或许表明当时存在将它们栽种在一起并且一起食用的做法（见图8）。黍和粟都是中亚传统的低投入农作物，而东欧和南欧的贫农也在贫瘠的土壤上种植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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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可能与黍在大致同一时期、在中国东北部的开阔草地或长江流域被人类驯化。迄今为止，人类驯化狗尾草属植物最早的确凿证据出自月庄遗址（前6000—前5700），与黍属植物开始被驯化的时间大体相同（Zhao，2011；Crawford et al.，2005）。然而，目前尚未发现能够还原中国东北粟米驯化过程的证据，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人类在驯化这些植物之前已懂得采收野生种子。粟米驯化的确切日期和地点均不明朗，在学界引发了大范围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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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西省柿子滩第9地点（前11800—前9600）的大植物研究为人类驯化粟米前利用野草的情况提供了唯一的初步证据。尽管从该地点提取的样本中确实含有野生黍型植物的种子，但只有8粒种子或种子残迹，其中有2粒来自稗草，2粒来自狗尾草，还有几粒来自禾本科和苋科（又称藜科）植物（Bestel et al.，2014）。然而，我们不能凭借几粒种子推断这些植物已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亦不能判定它们就是人类采收的野生植物种子。这几种植物的种子碰巧是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植物样本 中最常见的品种，在整个北半球也屡见不鲜。野生黍型植物和藜科植物的种子在亚洲草原出土的许多古代植物样本中都占据着主要地位，即便在不太可能采收野生种子的较晚时期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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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上：一粒黍种子的背面观和腹面观。下：在对乌兹别克斯坦希腊化时期的遗址巴什特帕（Bash Tepa）进行植物考古学研究时发现的一粒粟的正反两面观。主持发掘工作的是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World）的泽伦·斯塔克（Sören Stark）。两粒种子的历史均在25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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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驯化早期阶段的植物大遗存缺乏清晰的形态指标，探究粟米驯化的调研之路困难重重。在世界各地为人类所驯化的诸多谷物当中——尤其是西南亚的基础作物（例如小麦和大麦）——考古学家着重寻找最早的驯化表型特征：坚硬的穗轴，即单粒或小簇种子与谷穗连接的短茎。在自然的野生状态下，大多数种子在成熟之后便很容易从穗轴上脱落。然而，在被驯化的谷物上，种子在整个收获过程中始终附在谷穗上。这种改变是镰刀收割而意外导致的结果：当古人用镰刀切割谷穗时，穗轴易碎的种子便会落在地上，穗轴相对强韧的种子则被人类收集和储存起来，然后再次播种和收获。这种改变出现在我们所有的谷物类作物当中，包括小麦、大麦、黑麦、燕麦和大米。毋庸置疑，黍和粟也经历过这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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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在粟米中检测出这种改变并非易事，因为穗轴太细、太脆弱，无法在考古遗迹中保存下来。其他驯化的早期性状也踪迹难寻，比如分蘖（植物茎秆的分枝）数的减少。分蘖的减少使草本植株看上去不那么茂盛，更像是秸秆。此外，种子的尺寸整体上变得更大，每一穗（圆锥花序）上的谷粒数量也有所增加（de Wet，1995）。种子变大是较晚时期的粟才有的发展趋势，而较早的粟粒很难与其野生祖先狗尾草或其他狗尾草属植物相区别。从古代人类聚居地提取的古代遗存很难从植物考古学的角度进行甄别，无论是区分粟与黍，还是将这两种驯化植物与各自的野生品系区分开来（Zohary，Hopf，and Weis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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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上述不确定因素，但显而易见的是，公元前一千纪晚期，粟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已广为人知。与黍一样，粟之所以能够被广泛传播并成为欧亚大陆农耕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很可能是集中灌溉得到普及的结 果（Miller，Spengler Ⅲ，and Frachetti，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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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粟成为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夏季轮作作物之前，它在欧亚大陆可能早已为人所知。欧洲各地有多处断代在4000多年前的考古遗址中都发现了粟粒和更广泛意义上的狗尾草属植物的种子；不过，与早期黍的发现相似，这些报告的可靠性存疑（Hunt et al.，2008）。一份相对可靠的报告（出自我本人之手）记录了位于哈萨克斯坦东部山麓的塔斯巴斯遗址（Tasbas，约前1400）的情况（Spengler Ⅲ，Doumani，and Frachetti，2014）。该遗址仅出土了9粒残损的粟，而一同出土的其他谷物（包括易脱粒小麦、裸大麦和黍）则有数百粒之多。这些粟粒量少且残损，因此说服力略显不足；不过，鉴定结果得到了植硅体研究的支持（Doumani et al.，2015）。数据表明，塔斯巴斯的小规模农牧民在公元前二千纪中期已经在种植粟，但这种农作物的地位可能不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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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粟的考古植物遗存在中亚和南亚的分布情况足以证明，粟在公元前一千纪已实现广泛种植。在位于安那托利亚中部的戈尔迪乌姆[12] 古城遗址，公元前一千纪的文化层中同时发现了黍和粟的遗存（Miller，2010）。阿契美尼德王朝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州建造克孜勒捷帕要塞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纪中期，此地出土了全中亚至今发现的保存最为完好的驯化粟的种子（包括穗轴）（Miller，Spengler Ⅲ，and Frachetti，2016）。这些遗存数量很多，包括2000多粒黍和1500粒粟（Wu，Miller，and Crabtree，2015）。年代在公元前410年至公元前150年的图祖塞（Tuzusai）古村也发现了这两种粟米的碳化遗存（Spengler Ⅲ，Chang，and Tortellotte，2013）。在西亚，位于土耳其东南部、年代在公元前708年的提勒霍尤克（Tille Hoyuk）发现了大量粟粒，共有15升左右（Nesbitt and Summer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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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一千纪后期，粟米种植已是初具规模的农业生产模式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集中灌溉系统、巧妙的轮作周期以及 坎儿井（地下水渠）等新式灌溉技术的共同作用下，农作物生产过剩，推动了人口增长、领土扩张和手工业的进一步专业化。到公元第一千纪后期，夏季灌溉和轮作制度已成为西南亚和中亚的普遍做法（Watson，1983；Miller，Spengler Ⅲ，and Frachetti，2016）。这些农业创新也有利于其他新农作物的种植，包括棉花和品种日益丰富的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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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穇子，禾本科穇属。在中国各地有鸭脚粟、拳头粟、龙爪稷、龙爪粟、鸡爪粟、鸡爪谷、鹰爪粟、鸭爪稗、碱谷、非洲黍等俗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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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苔麸，禾本科画眉草属，又名埃塞俄比亚画眉草。苔麸（teff）一词来源于埃塞俄比亚闪族语词根“tff”，意为“丢失”（因为谷粒非常小）。在埃塞俄比亚的奥莫特语（Oromigna）和提松雷语（Tigrigna）中亦分别写作Tafi和Taf。——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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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即轻加工食物和无加工食物的统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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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雅波德人（Iapydes，又写作Iapodes，Japodes；希腊文写作Ιάποδες）是生活在利本尼亚以北内陆地区的古代民族，主要活动范围在库帕河与乌纳河之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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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山南高卢（英文Cisalpine Gaul，拉丁文Gallia Cisalpina），又称内高卢或山内高卢，是指古罗马时代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脉之间由塞尔特侵略者居住的意大利北部地区。与山南高卢对应的是山北高卢（Gallia Narbonensis，亦称外高卢或山外高卢），即阿尔卑斯山以北，现今法国、比利时、荷兰与卢森堡一带，是另一群塞尔特人（高卢人）居住之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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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系和多系：如果一个分类群包含来自一个共同祖先的所有后代，那么这个分类群就称为单系类群或单系群（monophyletic group）。单系群中的所有物种只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而且它们是该祖先的所有后代。 如果一个分类群包含的成员来自两个或多个分支，且没有包含所有成员的最近共同祖先，那么这个分类群就称为多系类群或多系群（polyphyletic group）。换言之，该分类群中并不包含其所有成员的最近共同祖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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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磁山遗址位于河北省武安市磁山村东约1公里处，东北依鼓山，距武安城17公里，距今约10300年，考古学上定名为“磁山文化”。磁山遗址共发掘灰坑468个，其中88个长方形窖穴底部堆积有粟灰，层厚0.3米至2米，有10个窖穴的粮食堆积厚近2米以上。这一发现将中国黄河流域植粟的记录提前到距今7000多年。磁山遗址粟的出土，提供了中国粟出土年代为最早的证据。——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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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引物（primer）是指在核苷酸聚合作用起始时，刺激合成的一种具有特定核苷酸序列的大分子，一般是一小段单链DNA或RNA。——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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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更新世（Pleistocene），又称洪积世，时间跨度为2588000年前到11700年前，地质时代第四纪的早期，人类在这一时期出现。地球历史上的更新世和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大致相当。——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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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图瓦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属西伯利亚联邦管区管辖，首府为克孜勒。历史上属于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主要组成部分。——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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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黍草的拉丁文是“panic”，而英文“恐慌”一词也是panic，二者拼写一致，故令英文读者困惑。——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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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戈尔迪乌姆（Gordion），古代弗里吉亚王国的首都。西方传说“谁能解开戈尔迪乌姆之结，就能成为亚细亚之王”中的戈尔迪乌姆即为此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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