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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蓼科植物的起源和传播知之甚少。鉴于其在喜马拉雅地区的重要地位以及该地区地方品种和野生亲缘种之间的巨大差异，学者们推断这一作物就是在该区域的某个地方被人类 驯化的。但是，没有任何植物考古学证据能证明古人类存在驯化荞麦或在驯化前栽植荞麦的活动。对西藏野生荞麦品种的遗传学研究表明，甜荞和苦荞的野生祖先可能都起源于喜马拉雅高原，其中甜荞在西藏东部或云南德钦一带被驯化，而苦荞则原产于西藏中部（Ohnishi，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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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麦直到最近几个世纪才被带入中亚，它的传入可能是沙俄帝国扩张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早期探访中亚的欧洲探险家在记录农耕活动时完全没有提到荞麦，尽管其中许多探险家——比如尤金·斯凯勒——都为他们所见到的农作物留下了不厌其详的描述（Schuyler，1877）。长春真人在1222年途经撒马尔罕时注意到，这座城市周围的农田里可以见到中原也有的所有谷物和豆类，唯独没有荞麦和大豆（假设俄国汉学家埃米尔·布雷特施奈德1888年的译法是准确的）[7] 。唯一提到该地区有荞麦的欧洲探险家是亨利·兰斯戴尔，他对自己在伊犁河谷和天山所见的高海拔耕作赞叹不已。他写道，在一座被他称为“忠城”（Vierny是俄语Верный的转写，意为“忠诚的、守信的”）的小镇周围种植着荞麦和其他谷物（Landsell，1885）。这座小镇的具体位置很难确定。它可能是指阿拉木图。大约10年前，斯凯勒在伊犁河谷造访了一座同样名为“忠城”的小镇，但是他指出这座小镇的海拔高达2400米，而今天的阿拉木图海拔只有800米（Schuyler，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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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荞麦在1000多年前已从东亚传出，但是，有些颇具争议的研究从微观植物学数据出发，认为荞麦早在公元前五千纪便已传入欧洲。例如，有一项研究以花粉为线索，无比详尽地还原出荞麦从喜马拉雅山南麓向北沿山地 走廊扩散，最终在公元前五千纪左右穿过中亚北部大草原的路线（Janik，2002）。然而，考古学家和植物学家直言，几乎没有其他资料，也没有充分的大植物研究证据能够支持此类结论（Boivin，Fuller，and Crowther，2012）。其他主张荞麦极早传入欧洲的说法大多无法自圆其说。还有一些利用来自中国的花粉和淀粉粒论证荞麦早期传播的研究则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详见下文）（Hunt，Shang，and Jones，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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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早有学者——植物学家阿方斯·德·康多尔（Alphonse de Candolle）在1884年便指出，欧洲没有关于荞麦的早期记载，而语言学领域的证据也表明这种谷物的输入时间较晚。西南亚早期文献中不曾提过这种农作物，梵语中没有“荞麦”这个词；古代希腊或罗马文学中也没有它的身影。由于这种农作物缺乏拉丁文名称，它的分类学名称是现代才有的发明。不仅如此，荞麦在欧洲各种语言中完全找不到共通的词根。德·康多尔认为，这种农作物在中世纪经由中亚北部（他将这一地区称为鞑靼利亚）传至俄罗斯，直到1436年在德国种植以后，西欧史料中才出现相关的记载（de Candolle，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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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在欧洲具有重要地位的农作物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似乎如此短暂，传播途径又如此神秘，这实在令人着迷。荞麦在东亚的历史也同样迷雾重重。一份公开发表的报告称，日本早期绳文文化层出土过一粒荞麦，距今约有5000年历史，但通说认为，这粒荞麦是较晚时期的侵入物（Crawford，1983）。中国早期史料中没有荞麦，直到5世纪和6世纪才出现相关记载，而中国中部的考古发掘几乎从未发现过这种谷物（Ho，1975）。通过近期发表的一份关于中国荞麦的植物学汇总研究，足以看出荞麦的起源多么扑朔迷离。研究人员综合了26份遍及中国各地的关于早期荞麦的报道，其中14份以花粉粒为依据，2份以淀粉粒为依据，其余10份以早期种子遗存为依据的报告尚需进一步确认。与东亚早期农业的诸多微观植物学数据类似，通过淀粉粒测定的年代明显早于大植物研究得出的所有可靠年代，这些数据高度存疑。来自中国的荞麦花粉数据与欧洲的花粉数据一样存在问题。此外，对一份深层沉积物样本中的荞麦驯化形态的鉴定饱受质疑：经鉴定，这份利用钻孔机在中国取得的样本所含有的植物遗存可追溯到公元前23000年。另外，荞麦是生态系统受到干扰的标志，是一种通过畜牧食用其植株或种子来传播种子的植物；如此一来，与人类活动相比，荞麦花粉出现频率的改变更能体现畜群活动的变化。最古老的可靠样本来自公元前一千纪的云南。青海、陕西和甘肃也发现了比之稍晚一些的大植物遗存（Hunt，Shang，and Jones，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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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云南的海门口遗址出土了3粒小型种子样本，可能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栽培荞麦。这些种子的年代推定约在公元前1400年至前800年左右，它们可能是野生荞麦，但也可能不是（Xue，2010）。中国南部也有其他据称可追溯至公元前1500年的荞麦发现，但还需要后续分析确认（Ohnishi，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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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泊尔上木斯塘宗河河谷的米拜克（Mebrak）和蒲赞林（Phudzeling）墓葬遗址，人们发现了更为清晰的驯化荞麦粒遗存。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00年的墓葬中发现荞麦，这清楚地表明该农作物最迟在公元前一千纪便在高山地带被人类栽植（Knörzer，2000）。不过，关于荞麦起源和传播的争论至今仍未停歇，至少有一支考古学家团队仍然坚称，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中国北部存在一个荞麦的起源中心（Hunt，Shang，and Jones，2017）。在出现确凿证据之前，这些对更早时期的主张只能是种种推测。话虽如此，但我们确实不应该排除荞麦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以外更北的地方的可能。有意思的是，对尼泊尔遗址的植物考古学报告指出，当地同时存在两种荞麦（一种是苦荞，另一种经研究人员认为是甜荞）。在墓葬群所处的时期，西南亚的各类农作物已经传播到这一地区，米拜克和蒲赞林的先民同时也种植裸大麦、皮大麦和亚麻（Knörzer，2000）。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荞麦原本只是混杂在这些早期小麦和大麦田里的野草，古人容忍了它们的存在，并且逐渐驯化了它们。还有一种可能：荞麦的密集生长是大批牦牛放牧的结果。反刍动物所在的地方往往会出现体内传播植物（依靠以之为食的动物传播种子的植物）的聚集。总之，荞麦的驯化似乎是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农牧业成熟发展的次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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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希望让我们理清荞麦驯化历程的关键证据，是在琼隆银城遗址公元455年至700年文化层中出土的大植物遗存（Song et al.，in review）。植物考古学家在此发现了两个可能是苦荞的样本，他们根据其形态判断这些谷物已被人类驯化。我与几位同事此前在同一遗址考察时也发现了荞麦属植物的种子，但我们无法仅根据出土的几份样本断言它们就是已经驯化的荞麦（d’Alpoim Guedes et al.，2014）。尼泊尔山区的喀拉（Kohla）遗址也发现了年代在公元一千纪且保存完好的荞麦粒（Asouti and Fuller，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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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的考古植物学数据，最令人信服的说法是荞麦是一种较晚驯化的农作物，直到公元前二千纪才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实现人为栽植，晚于该地区种植的其他各种农作物。在被人类驯化以前，荞麦可能是一种杂草。目前掌握的寥寥无几的数据表明，甜荞和苦荞这两种山地农作物直到大约3000年前才真正得到驯化。另外，荞麦可能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里才沿着丝绸之路向北部或中国中原腹地传播，传入欧洲和中亚的时间 更晚。我们可以推论：荞麦在俄罗斯本土以及随后向东欧的传播，其实是通往莫斯科（13世纪俄罗斯是世界的政治中心）的茶叶贸易路线建立所带来的结果（见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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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罗马时代失落的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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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至少1万年以来，亚洲先民与禾本科植物建立起密切的共同进化关系，通过人为施加的压力，许多物种进化出了驯化性状，数量之多令我们吃惊。在这些亚洲驯化谷物中，有许多其他地方闻所未闻的品种，有些则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除了我们熟悉的大粒谷物（小麦、大麦、黑麦、燕麦、稻米和黍）之外，亚洲的驯化谷物还包括许多准谷物，比如苋科藜属植物（见第11章）、以荞麦为代表的蓼科植物，此外还有十几种其他禾本科植物。这些相对次要的谷物基本没有踏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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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黍和粟以外，其他许多小粒粟米同样起源于东亚。稗属植物曾在东亚多次被驯化，主要是在日本，至少可追溯到4000年前。紫穗稗（E. esculenta ）在日本、韩国和中国东部个别地区有少量种植，它们往往生长在对水稻而言过于寒冷的干旱地区。另一种稗属植物湖南稗子（Echinochloa frumentacea ）——又称印度粗米——在南亚被驯化，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均有分布。第三种驯化稗属植物是非洲稗（E. stagnina ），主要生长于西非。时至今日，野生品种的稗属杂草仍然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粟米田里疯长。有时，人们也任由其自然生长，在收获季节将稗草的种子与人工栽植的粟米一同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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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还驯化了其他小粒谷物，例如多枝臂形草（Brachiaria ramosa ）、细柄黍和金色狗尾草，它们都起源于印度南部的 某个地方。在历史上，细柄黍和金色狗尾草曾经在印度南部混杂在一处生长（Kimata，Ashok，and Seetharam，2000）。另一种有趣的东亚谷物——薏米，过去曾在中国各地广泛种植，今天仍在中国中部地区以野草的形式生长。这是一种生有硬壳的独特谷物，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一千纪早期新疆山普拉古墓群发现的薏米实物（Jiang et al.，2009）。在不同历史时期，古人都有从野外采收谷物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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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传入中国的谷物对当地特色饮食的影响则没有那么深远，比如黑麦和燕麦。中国四川和云南有种植黑麦的传统，但我们对黑麦传入东亚的过程几乎一无所知（Simoons，1990）。黑麦传入西南亚的路线则相对容易确定：研究人员在12世纪至14世纪的梅达村（Qaryat Medad）遗址鉴定出了黑麦，叙利亚古夫坦丘（Tell Guftan）遗址也出土了一批同时期的黑麦粒。这两批谷物中都混有大量小麦和大麦粒（Samuel，2001）。虽然四川西部的彝族人和川西南的诺苏彝族（黑彝）早有种植燕麦的习俗，但我们对燕麦在中国的传播和早期种植知之甚少（Simoon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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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在中国取得重要地位的谷物是高粱。高粱在北非被驯化之后，可能从南方的某条路线传入了中国。古代汉语将高粱称为“蜀黍”，意思是“四川粟米”。有些语言学家认为，这种称呼或许在提醒我们，高粱是经由印度传入中国的（Ho，1975）。鉴于中亚完全没有这种农作物存在的证据、土耳其的饮食历史中也没有它的身影，这种假设似乎有一定的说服力。目前还不清楚高粱何时传入西南亚，但老普林尼曾写道：“近十年来，意大利从印度引进了一种粟米，颜色黢黑，谷粒硕大，茎秆形似芦苇，可长到7英尺高，谷穗尺寸可观。其名为phobae。”根据他的描述，这种植物似乎就是高粱。直至公元300年，中国历史文献从未提到黍属，至于高粱在此之前是否已传入中国，目前尚有争论（Simoons，1990）。与其他粟米一样，高粱耐寒耐热，能在干旱贫瘠的土地生长。今天，它在中国南方广为种植，是酿造白酒的常见原料。但是，中国缺少高粱存在的早期植物考古学证据，这可能意味着这种农作物在公元元年之后才从印度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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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上各种农作物在不同地区的本土品种，以及它们在农田里存在怎样的多样性，我们了解得太少。只有一个案例与众不同：1933年，在塔吉克斯坦的穆格山城堡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谷穗完整的黍和其他谷物，这让我们得以深入了解中世纪早期费尔干纳和泽拉夫尚一带的农作物品种。大麦呈有麦壳的长粒状，顶端生有长长的麦芒或刺毛，与今天中亚各地用作饲料的品种十分相似。穆格山城堡遗址出土的小麦也生有麦芒，似乎是更常用于烘烤面包而不是制作面条的小麦品种。此外，最初的现场报告称，它是一种红色的小麦，麦芒、稃（包裹麦粒的硬壳）和麦粒均呈红色。在历史上，红小麦在中亚南部多地和中国少部分地区均有种植。除黍的谷穗之外，现场还发现了稗的谷穗——这位粟米的野生近亲在亚洲各地的农田都是让人头疼的杂草。我在现代泽拉夫尚地区见过稗与黍混合生长、一同收获的情形。不过，有些学者指出，稗曾经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被人类栽植，它在当地的名字是库尔马克（Kurmak）（Danilevsky，Kokonov，and Neketen，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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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占城（Champa），即占婆补罗（“补罗”梵语意为“城”），又译占婆、占波、瞻波。中国古籍称象林邑、林邑；8世纪下半叶至唐末称环王国。占城稻亦称“早占”“早米”，《宋史·食货志》《宋会要辑稿·食货》《淳熙三山志》均有记载。——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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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山遗址：位于浙江省钱塘江支流浦阳江上游的浦江县黄宅镇境内，是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出土证据表明上山遗址当时已有原始稻作农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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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处原作者将粳稻称为“中国型水稻”，但学界通常将其称为“日本型水稻”。因为日本农学家加藤茂苞在1930年发表于国际刊物的论著中，将籼稻命名为“印度型”，将粳稻命名为“日本型”，依据《国际植物命名规则》确定粳稻的正式拉丁文学名为O. sativa ssp. japonica 。1949年，中国农学家丁颖系统论述了水稻原产中国华南的观点，要求将“印度型”和“日本型”水稻分别重新命名为hsien（籼）和keng（粳）。但这一要求被否决。——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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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斯瓦特（Swat），英属印度时期的王侯领，1849—1969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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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为音译，未查到相关信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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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卡菲里斯坦（Kāfiristān），位于阿富汗东部，当地居民保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宗教，被伊斯兰教视为异教徒“卡菲勒”（kāfir），该地因此被称为“卡菲里斯坦”，意为“异教徒之地”。随着阿富汗控制这一地区以及当地人逐渐皈依伊斯兰教，该地区在1906年更名为努尔斯坦（Nurestan），意为“开化之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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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长春真人西游记》原文：河中壤地宜百谷，惟无荞麦、大豆。——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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