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360318
1700360319
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偶尔造访高海拔地区的外来先民逐渐适应了这种环境，他们在此培育适应高寒环境的农作物，繁育能够在世界屋脊生存的后代。他们的后代通过自然选择进化出EGLN1和PPARA基因单倍型，血红蛋白的表型因此发生了改变。血红蛋白是血液中负责将氧气输送到各个细胞的载体。在大多数人体内，输氧系统无法在含氧量较低的高海拔环境中正常运行。经过数千年的进化，现代藏族人拥有更强大的氧气传输 系统（事实上，这与藏族人血液中血红蛋白的浓度较低有关），这种突变是藏族人对低氧环境的独特反应（Simonson et al.，2010；Barton，2016）。
1700360320
1700360321
有意思的是，最初来到这片高海拔地区定居的农业生产者并不知大麦为何物。有些语言学家指出，藏缅语族（汉藏语系）最初发源于四川盆地或更偏北的某个地方，与以粟米为基础的农业传播路径一致（Bellwood，2005）。虽然这一理论饱受诟病，但仍有许多学者赞同这种说法，认为这能解释定居耕种的农业人口是如何进入高海拔的青藏高原的（Van Driem，1999；Van Driem，2002；Bellwood，2005）。
1700360322
1700360323
以粟米为基础的农业可能是公元前四千纪先民在文化和生理上因地制宜的结果，这使他们能够在喜马拉雅高原东部的山麓定居下来（Brantingham and Xing，2006）。粟米是适应性极强的农作物，只需要很短一段无霜期便可生长，因此非常适合在海拔较高、无法种植水稻的地区栽植。然而，它最终还是被更适应高海拔和山地环境的大麦取而代之。随着农耕和牦牛放牧成为稳定的谋生手段，先民开始在海拔较高的地区建设全年定居的村落。一支学者团队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即牦牛可能是藏民成功在喜马拉雅高原定居的关键（不过有确凿证据证明，早在人类驯化牦牛之前至少1000年，古人在青藏高原定居的进程便已开始）（Rhode et al.，2007）。这一观点的立足点在于：藏族人并不将牦牛当作肉食或蛋白质的来源，而是将其视为燃料的提供者，在缺少林木的高原为其提供加热和烹饪所需的热量。牦牛粪饼燃烧缓慢，是理想的可再生燃料。
1700360324
1700360325
小麦、大麦、粟米以及绵羊和山羊的引进帮助藏族人跨越了最后一道生态壁垒。但是，至少有一位学者曾经提出，这些动植物的引进时间太晚，不足以成为古人在青藏高原成功定居的关键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喜马拉雅高原东部的先民 至少在4500年前便已对各种种植作物有所了解，但直到大约3600年前，这一带才出现农业社区。更令人信服的看法是将人类在这一地区的定居视为一系列文化和生理层面因地制宜的结果，而不是仅仅将其归因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就形成可持续繁衍的高海拔人类群体而言，人体对低氧环境的适应似乎比农耕活动重要得多：倘若新生儿并发症频发，幼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导致人口负增长，那种植粮食无疑是枉费功夫。农作物对高海拔的适应与人类自身的一系列适应性进化相辅相成，是文化和基因共同进化的一大典范（Barton，2016）。
1700360326
1700360327
卡若文化遗址（见地图3）通常被认为是中国西部高海拔地带最早形成的农耕定居聚落，至少是考古发掘工作进行得最系统的遗迹之一。它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坐落在澜沧江畔，海拔3100米（Aldenderfer and Zhang，2004）。该遗址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发掘，2002年得到二次开发（Li，2007）。对该遗址有机物遗存进行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一度存在疑问：所测得的年代在前3966年至前2196年之间，共分为三期，其中两期的顺序一度被颠倒了（不同考古文化层的沉积物混在一起）。但是，针对驯化谷粒进行的年代测定则将时间跨度缩小到了约公元前2700年至前2300年（d’Alpoim Guedes et al.，2014）。
1700360328
1700360329
1700360330
1700360331
1700360332
地图3 欧亚大陆中部高海拔地区的主要考古遗址
1700360333
1700360334
最初在卡若遗址安家的先民似乎长住于此，他们生活在半地穴式的小屋里，不再迁徙（Aldenderfer and Zhang，2004；Li，2007）。他们靠打猎、捕鱼和采集野果为生，也会养猪和种植粟米，包括黍和粟（Li，2007；d’Alpoim Guedes et al.，2014）。动物考古学研究证明，当地居住者狩猎的动物包括山羊、牛、猪、马、鹿、羚羊、野兔和猕猴；采食的野生植物则包括各种莓果。
1700360335
1700360336
根据卡若遗址的初步发现，一支国际学者团队最近发布了一份范围更大、内容更详尽的研究报告。这项研究覆盖了整个喜马拉雅高原53处考古遗址发现的植物考古学遗存，时间跨度从公元前3200年一直到公元前300年。研究结论支持“最初的西藏农业以两种粟米为基础”的观点。数据资料取自年代在公元前3200年至前1600年的25处考古遗址发现的植物考古学材料。所有这些遗址都发现了两种粟米的遗存，但这些遗址没有一处位于海拔2527米以上。在另外29个考古遗址（公元前1600年至前300）当中，有17处海拔高于2500米（Chen et al.，2015）。这些发现说明，虽然粟米是该地区较早存在的农作物，但其种植范围仅限于土壤肥沃、环境优越的山谷和低地。直到培育出适应高海拔环境的特定大麦品种，古人才有能力在高原定居下来。
1700360337
1700360338
位于拉萨以西的贡嘎县昌果沟遗址（见地图3）是一处海拔较高且年代较晚的定居聚落。昌果沟坐落在西藏南部的雅 鲁藏布江（进入印度后称布拉马普特拉河）畔，海拔3600米。公元前1400年至前800年有人类在此定居，形成了一个功能完备的农牧业聚居区，以多种驯化作物以及绵羊和山羊为生。遗址中发现的植物包括粟米、裸大麦（青稞）、小麦、黑麦，还有某种燕麦（有可能是燕麦属植物），另外还发现了一粒豌豆（Fu，2001）。黑麦和燕麦可能是同其他西南亚农作物一起传入该地区的，但是这些谷物都没有发布现场照片，因此也有可能只是变形的大麦麦粒，二者很容易混淆。从历史上看，该地区不同民族都有种植燕麦和黑麦的文献记载，尼泊尔高地的喀拉遗址（500—1500）曾发现保存完好的燕麦粒，为昌果沟的鉴定结果提供了支持（Asouti and Fuller，2009）。经鉴定，昌果沟遗址还发现了少量古人采食的野生植物遗存，包括一枚松果壳和一节保存完好的蕨麻块根，这种藏语称为“卓玛（drolma）”的根茎至今仍是藏民的食物（Fu，2001）。
1700360339
1700360340
在卡若遗址现场工作的国际考古学家和植物考古学家团队还研究了取自另外29处遗址的植物遗存，这些遗址均与昌果沟大致处于同一时期（Chen et al.，2015）。这些遗址中既有两种粟米，也有小麦和大麦。海拔更高的遗址以大麦为主，偶尔可见黍和小麦。海拔3000米以上的遗址常见绵羊和山羊的遗骨。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在这一历史时期里，荒无人烟的喜马拉雅高原逐步形成初具规模的高海拔农牧经济。
1700360341
1700360342
地处尼泊尔上木斯塘的宗河流域曾经是一片人迹罕至、与世隔绝的地区，对位于宗河河谷的米拜克（海拔3500米）和蒲赞林（海拔3000米）葬洞的发掘表明，这些遗址的年代从公元前1000年一直到现代（Knörzer，2000）。1990年至1995年，从这些葬洞采集的植物考古学材料直观反映出高海拔特色饮食的发展，以及西南亚农作物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南部边缘向东 扩散的进程。研究这一项目的植物考古学家指出，当地人饲养牛群、种植荞麦，并且他还鉴定出当地发现的植物为甜荞、苦荞，还有裸大麦（青稞）和皮大麦，其年代均在公元前1000年至前100年之间（Knörzer，2000）。这位植物考古学家还鉴定出另一种有趣的西南亚驯化植物：亚麻。研究还指出，公元前400年之后的发现中存在稻米、兵豆（Lens culinaris ）、大麻、杏和蔷薇果（Rosa ）。
1700360343
1700360344
西南亚农作物传入欧亚大陆中部高海拔地区以及喜马拉雅高原的历史错综复杂，我们对这一过程的了解还不够透彻。不过，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从公元前二千纪开始，生活在西藏、青海和新疆的人群建立起了密切的文化纽带。加勒盖（Ghalegay）遗址位于巴基斯坦的斯瓦特地区，早至公元前1900年的文化层出土的植物清楚地反映出，某些西南亚农作物在公元前二千纪开始便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逐渐传播。能够支持这一推论的是，在克什米尔的布鲁扎霍姆（Burzahom）、古复克拉（Gufkral）和桑姆珊（约前2800—前2300）均发现了小麦、大麦、豌豆和兵豆（Lone，Khan，and Buth，1993；Sharma，2000）。显而易见，大约公元前2500年，从克佩特山脉到克什米尔，整个欧亚大陆的山麓丘陵地带都在经历相似的经济活动、种植相似的农作物组合。对昆仑山流水墓地遗址（前1108—前893）随葬品的物质文化分析还发现，从公元前二千纪开始，生活在喜马拉雅高原与中亚大草原的部族在风格上存在诸多相似之处（Wagner et al.，2011）。
1700360345
1700360346
在西藏，向以青稞为中心的农业的过渡似乎发生在公元前一千纪的后半段。琼隆银城遗址（220—334，694—880）坐落在海拔4250米的石山上，此地曾经存在一处大规模农牧业社区。这处遗址出土的植物考古学遗存包括大量大麦粒和少量小麦粒（以及两种农作物的穗轴）（d’Alpoim Guedes et al.，2014）。西藏其他地点的最新植物考古学研究也为类似的农业生产过渡提供了证据。例如，在西藏东南部的怒江峡谷，7处全新世晚期遗址出土的证据表明，以采猎为生的先民在公元前5800年之前便生活在高原东南边缘的高山河谷中，但是以种植粟米为生的农业生产者直到公元前2200年左右才在这一带定居（Liu et al.，2016）。
1700360347
1700360348
1700360349
1700360350
1700360351
图10 中亚各主要地区的农业发展进程
1700360352
1700360353
数据来源：d’Alpoim Guedes et al. （2014）；Knörzer （2000）；and Spengler，Frachetti，et al. （2014）.
1700360354
1700360355
公元一千纪中期，大麦已成为青藏高原民族文化和身份认同的核心，中国历朝历代的文献资料以及考古发现的陪葬谷物都足以证明这一点（Aldenderfer，2013）。而吐蕃王朝（618—842）的崛起更能体现这种以大麦为基础的农耕体系所取得的成功。粮食的富余使这些农耕部族在世界之巅日渐发展壮大，甚至有能力在公元763年击破唐都长安的城门，控制塔里木盆地南部和至关重要的贸易路线。唐王朝费尽全力才保住其对外国商品来源以及塔里木盆地北部通道的控制，这条线路是进口异域商品的渠道。大致在600年到866年，吐蕃人在重要的丝 绸之路上不时占据着统治地位，也时常与突厥人、大食人和唐朝人发生冲突（Beckwith，1993）。哪个帝国控制了贸易路线，就拥有对整个亚洲指点江山的权力，而控制丝绸之路的关键则在于有充足的粮食储备来喂饱数十万骑兵和他们的马匹。吐蕃和唐王朝为控制这些贸易路线而进行的斗争，体现了二者所拥有的资源和粮食生产的此消彼长。
1700360356
1700360357
小结
1700360358
1700360359
人类与不起眼的禾本科大麦属植物共同进化的故事始于一万多年前西南亚的新月沃土。采食野果的女性先民在野麦大片成熟的季节采收它们的种子——那是一种穗轴脆弱易断、麦粒外包裹稃壳的野生二棱大麦。这种植物与古人类的互动促使其不断进化，演变出对人类更具吸引力的形态。公元前6500年，第一批从事农耕的先民到达西欧；公元前6000年，以农业为生的移民抵达中亚南部。所有这些早期移民都随身携带着大麦的种子，此时这些种子已经与野麦的种子大有不同。这些大麦粒呈现出两种形态，分别为皮大麦和裸大麦；它们拥有强韧的穗轴，麦穗为六棱，麦粒饱满而硕大。在数千年的时光里，欧洲各地的农民都更喜欢对劳动力需求较低的大麦；公元前二千纪，裸大麦在整个欧洲乃至中亚地区都占据着主要地位，裸大麦能够大大降低粮食加工的工作量，使谷物更容易加工成面包。
1700360360
1700360361
公元前一千纪，随着国家管理的粮食储备和灌溉工程的出现，农民开始逐步淘汰裸大麦，转而青睐易脱粒小麦。这种形态的小麦制作出的面包更洁白、更蓬松，是极受欧洲富裕阶层欢迎的食物。大麦成了穷人的农作物：它的社会地位和在饮食 中的角色都发生了转变，不再用于制作面包，而是用来酿造啤酒，从备受珍惜到被弃如敝屣。不过，在西藏，一种适应高寒山地的裸大麦品种——青稞——仍是当地饮食和文化的主角。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作为酿造啤酒和威士忌的主要原料，今天的大麦依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700360362
1700360363
[1] 面包占卜，即“alphitomancy”，该词由希腊语“ἄλφιτον”（alphiton，意为“大麦”）和“μαντεία”（manteia，意为“占卜”）组合而成。如果几个人中有一人是犯罪者，审判者便让每人吃下一块面包，其中消化不良的那个人为罪犯。
1700360364
1700360365
1700360366
1700360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