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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数百年里，中国的西域一带早已对葡萄酒有所了解。张骞从西域带回的可能是某个产自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费尔干纳地区）的特定葡萄品种，又或许是张骞在大汉帝国的核心——长安一带使葡萄种植得到了普及。关于东亚早期消费的酒的品种，历史文献记载很不明晰，主要是因为汉语“酒”一词有各种不同的翻译。《神农本草经》中提到葡萄可用于酿酒，这部著作应当成书于公元1世纪至2世纪，但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这本书主要是对年代更早的某部典籍的辑录（Huang，2000；Huang et al.，2008）。同样，在三国时期（220—280）魏文帝曹丕（字子桓）保存至今的一份诏书中，也提到了葡萄酒的甘美，将其与粮食酿造的酒相提并论（Huang，2000）。汉使前往西域并未实现与中亚游牧民族大月氏联手对敌的使命，无论葡萄酒传入长安究竟是不是凿空之旅的功劳，古代亚洲真正的葡萄酒酿造者和贸易商——四海为家的粟特人——还要等待好几个世纪才能登上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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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历史记载和艺术文献都充分体现出葡萄酒在公元后一千纪里对粟特（中亚古国）和新疆诸城邦的重要性。塔吉克斯坦北部穆格山城堡（7—8世纪）出土的粟特文献证实，当地葡萄酒消费金额和销售数量都很庞大（Yakubov，1979）。从这些文献来看，葡萄酒常常作为礼物赠送给宾客，或者用于付款，同时也是敬献给政要的礼品。在穆格山城堡遗址出土的各种水果遗存中，人们发现了葡萄的种子（Danilevsky，Kokonov，and Neketen，1940）。新朝（9—23）编年史中则有记载称，大宛生产葡 萄和葡萄酒，粟特人喜爱葡萄酒和舞蹈（Laufer，1919）。综合中国古代早期的历史文献，历史学家注意到，许多记载都提到葡萄酒是大宛的主要饮品。历史文献还提到，粟特人在罗布泊（蒲昌海）建立了一个名为“葡萄城”的聚居地，据说城池中心便是一座葡萄园[1] （Yakubov，1979）。一部据说是梁元帝（552—555年在位）所写的典籍中记载，月氏善酿酒[2] ，不过这可能只是借用了《史记》中的描述（Laufer，1919）。范晔（398—446）编纂的《后汉书》中记载，新疆小镇哈密种植葡萄、稻米、两种粟米、小麦、豆类、桑和大麻[3] 。此外，在提及栗弋国（当代大多数学者认为“栗弋”即为“粟特”）的篇章中，作者提到马、牛、羊，以及葡萄等各种水果和葡萄酒都是当地的物产[4] （Hil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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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唐代以前，葡萄酒对中原地区而言始终是异域商品。在公元5世纪，葡萄和葡萄酒仍需从西域进口（Schafer，1963）。不过，葡萄酒很早便在政坛和精英阶层中扮演起了重要的角色。公元前一千纪中期的几则故事便提到，官员收受米酒或葡萄酒贿赂，葡萄酒被作为献礼，甚至成了毒杀政敌或者在谈判期间灌醉对手的手段。《后汉书》中便有这样一则故事：扶风孟佗向政府官员行贿，以一斛（约20升）葡萄酒谋得凉州（今甘肃和宁夏一带）刺史之位。在酒中下毒谋杀的故事更是常见（Sterckx，2011）。据说，许多帝王或重要的政治人物大部分时间都酩酊大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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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中原王朝有规律地从中亚进口葡萄酒的线索之一是，公元3世纪至8世纪中叶的中国考古遗址中出土 了大量装饰华丽的金银酒器。这些酒杯和酒碗饰有中亚风格的图案，有些甚至有古希腊罗马的特色纹样，比如茛苕叶（Watt et al.，2004）。这些酒碗在唐代风行一时，因为中原的军事力量进入中亚，控制了丝绸之路的大部分地区。粟特或中亚风格饮器最精彩的典范出自唐都长安城外的何家村。整个中国西北的古墓和佛教壁画艺术中都出现了对类似饮器的描绘，而且与古希腊的艺术风格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见图17）。奥莱尔·斯坦因在1900年2月发掘米兰（Miran，又译密阮）古城的佛教遗迹时，对佛塔回廊外壁上的壁画进行了描述，壁画的年代在公元4世纪左右。壁画中绘有古希腊—古罗马式的天使、欢度节日的盛大场面，还有推杯换盏的年轻人（Mirsky，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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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代，葡萄酒在整个帝国范围内流行起来，逐渐走入工匠和诗人当中。提到葡萄酒（或者广义上的酒）和借酒解忧的中国古诗数不胜数。传奇诗人李白（701—762）淋漓尽致地歌咏葡萄酒的好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浇愁。《春日醉起言志》是他最负盛名的诗篇之一。李白是因为爱酒而被称为“饮中八仙”的长安唐代诗人之一。在这一历史时期，葡萄迅速受到唐朝人的欢迎，这或许与大唐帝国的繁荣以及对异域特产的需求增长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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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甘肃天水一座公元6世纪或7世纪的粟特墓葬中出土的石棺床陪葬石刻。艺术史学家认为，这幅图像描绘的是敬奉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庆典，酒从喷泉中倾泻而出，人们拿着大酒壶开怀痛饮。石刻现存于天水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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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魏骏骁（Patrick Wert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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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推动葡萄和葡萄酒普及的事件可能是大唐帝国在641年征服了吐鲁番附近的高昌国，这巩固了大唐帝国对丝绸之路的控制，可能使一种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葡萄品种——马奶子葡萄——从中亚传入中国。这种葡萄在山西太原广泛种植，许多唐诗歌颂了它。647年的一份史料记载，这种葡萄可结出长达2英尺的葡萄串（Laufer，1919）。[5] 《唐书》（第200章）称，马奶子葡萄是与酿酒技艺一同直接敬献给唐太 宗（598—649）的贡品；太宗皇帝随后将这种葡萄和酿酒的知识传授给了唐朝子民[6] 。新疆和中亚仍被誉为最上乘的葡萄酒的产地，甘肃凉州出产的葡萄酒也饱受赞誉，有些歌咏凉州葡萄酒的诗篇流传至今（Huang，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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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发展兼容并蓄、气象万千，最能体现其世界性的便是以葡萄酒、中亚音乐和舞者为特色的宴会——胡人舞者因其异域风情而在大唐都城广受赞誉。唐都长安内有许多酒肆，特别是在围墙环绕的西市内，长宽各1公里的礼泉坊尤以酒肆而闻名（Wertmann，2015）。在西市的波斯聚居区（波斯邸），粟特人开设的酒铺酒坊极具吸引力，胡姬的表演是其一大亮点。这些商铺是文化交流和商贸谈判最密集的核心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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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加强在今日新疆一带的军事力量，唐朝进一步巩固了对丝绸之路西部地区的控制。当异域商品大量涌入大唐时，葡萄酒不再只属于精英阶层，就连士兵和平民也可以享用中亚的葡萄酒。8世纪唐代诗人王翰便在诗中构想出一名士兵的经历（Liu，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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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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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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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境内的数座粟特墓葬出土的随葬物品中，饰有绘画或雕刻图案的石棺床（石榻）引起了学者的注意。甘肃天水发现的一座石棺床年代可追溯至公元6世纪或7世纪，其特点是石屏上的彩绘和浮雕描绘了敬奉酒神狄奥尼索斯和酿造葡萄酒的场景，场景取材于年代较晚的古罗马神话（见图18和图19）。艺术史学家将中国本土的古典形象与丝绸之路上的各种 题材联系在一起，甘肃敦煌发现的一份保存完好的古代文献《安城祅咏》便是其中一例（Wertmann，2015）。在天水石屏上，两个形似欧洲石像鬼的喷泉喷出葡萄酒倒入瓮中，旁边是祆教神庙的火坛。片吉肯特的壁画中出现了极为相似的场景，同样体现了古典主义和祆教传统的融合。公元一千纪晚期，这一类图像艺术和文学作品在中国屡见不鲜，中亚乐手、胡旋舞者、用酒樽和酒杯享用葡萄酒的题材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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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安阳粟特墓出土的石屏，创作年代可能是北齐（550—577）。画面中，葡萄架下正在举行庆祝活动，一串串葡萄沉甸甸地挂在枝头，一位身穿中亚风格盛装的男性坐在正中间，手举华美的角杯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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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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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安阳墓石棺床的另一面石屏。画面上半部分表现的是在葡萄架下饮酒聚会的场面。下半部分，粟特乐师在演奏各种典型的中亚乐器。葡萄酒想必是社交和政治场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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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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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与醋：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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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36种葡萄属植物，大部分仅在南方生长（Wu，Ravens，and 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s，2006）。这些葡萄属植物中唯一具有经济价值的是山葡萄。这种抗霜冻能力出色的葡萄在俄罗斯和中国北方种植，不久前与欧洲葡萄杂交出了更强壮的品种。这种葡萄很有可能在过去100年里才引种到中国东北部。中国南部多地的植物考古学发现则清楚地表明，在欧洲葡萄引进之前，中国先民采集本土野生种葡萄已有上千年历史（Jiang et a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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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鲜食葡萄是所有欧洲葡萄酒的源头，而它的祖先则是生长在欧洲南部和西南亚的野生葡萄。现代欧洲的鲜食葡萄多为无性繁殖的无核品种，这给遗传学和植物考古学研究带来了困难。驯化型鲜食葡萄为雌雄同株，但其野生祖先是雌雄异株（雄花和雌花开在不同的植株上）。不同鲜食葡萄的形状、颜色和甜度都差异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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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其在文化和经济方面的重要地位，欧洲葡萄得到了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遗传学家的极大关注。2010年，学界对葡萄的植物标本和基因库样本进行了大规模的遗传研究，试图探寻栽培型和野生型葡萄种群的全基因组模式以及遗传变异。这项研究为葡萄最早在西南亚种植的观点提供了佐证，同时也发现葡萄在向欧洲传播的过程中与多个野生品系发生了大量杂交。遗传学家还认为，葡萄的驯化瓶颈效应[7] 较弱——这意味着野生种群和人工栽植的种群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上千年的无性繁殖让栽培品种的葡萄各自保持独立。用长远的眼光来看，无性繁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固定优势栽培品种的理想性状，另一方面却让植物的遗传基因停止了发展的脚步，破坏了基因的多样性，使植物更易受到病虫害的侵袭，导致现代葡萄酒产业每隔一段时间便会遭受灭顶之灾（Myles et al.，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