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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梁元帝萧绎《金楼子》：大月氏国善为葡萄花叶酒，或以根及汁酝之，其花似杏而绿心碧须，九春之时，万顷竞发，如鸾凤翼，八月中风至，吹叶上伤裂，有似绫纨，故风为葡萄风，亦名裂叶风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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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后汉书·西域列传》：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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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后汉书·西域列传》：栗戈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蒲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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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唐书》：太宗时，叶护献马乳蒲萄，一房长二丈馀，子亦稍大，其色紫。——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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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唐书》：蒲萄酒，西域有之，前跟或有贡献，人皆不识。及破高昌，收马乳蒲萄实，於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自损益造酒，为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益。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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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驯化瓶颈（domestication bottleneck）：指在驯化过程中，野生群体只有一部分个体被用于人工养殖和驯化，从而使驯化群体的种群数量相较于野生群体急剧减少，基因组的多样性大大降低。——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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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约1041年，喀喇汗王朝正式分裂为两部分，西汗为阿里后裔，通称阿里系，领有河中地区及费尔干纳西部，以撒马尔罕、布哈拉为都城；东汗为哈仑·卜格拉汗后裔，通称哈仑或哈散系，领有怛罗斯、白水城、石城、费尔干纳东部、七河流域和喀什噶尔，以八剌沙衮为政治、军事都城，以喀什噶尔为宗教、文化中心。——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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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文选自朱维之译《失乐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5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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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赫斯帕里得斯（Hesperides）：希腊神话中看守极西方赫拉金苹果花园的仙女三姐妹。——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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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与餐桌：食物在丝绸之路上的起源 [:1700359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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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与餐桌：食物在丝绸之路上的起源 10 其他水果和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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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属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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蔷薇科李属植物——包括李、桃、杏、樱桃和扁桃——随着丝绸之路沿线人员往来增长而蓬勃发展。该属的大多数核果（无论是野生种还是人工栽培种）都甜美可口，容易干燥，便于储存和运输。人工栽植的李属植物与古老丝绸之路的渊源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纪之前：从史前时代以来，杏干和樱桃干便是中亚集市上的商品，也是篷车商队运输的货物。我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布拉克遗址发现了桃、樱桃和杏的种子（见图25），这几种水果的种子在中亚多座中世纪城市遗址（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发掘的遗址）的考古报告中都占有突出的地位（Spengler Ⅲ et al.，2018）。桃在整个内亚广泛种植；在中亚西部的花剌子模绿洲，人们从公元前4世纪或公元前3世纪的考古文化层中发掘出桃的遗迹（Andrianov，2016）。丝绸之路使亲缘关系遥远的人工栽培品种与这些水果的野生种群有机会接触，从而培育出形形色色的杂交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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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碳化的杏核，附有一些保存下来的果肉。出土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布拉克（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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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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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李（Prunus domestica ）可细分为3个演化支或亚种：欧洲李（P. domestica ssp. domestica ）、大马士革李（P. domestica ssp. insititia ）和青李/意大利李（P. domestica ssp. italica ）。这3个亚种彼此可杂交，形态也高度相似。第4个李属亲缘种有 时也称樱桃李（P. cerasifera ），在今天的亚洲西南部和地中海东部生长。这些物种最早传入亚洲各地的时间尚不明确。在伊斯兰时代早期，叙利亚至少种植过1种李树（Samuel，2001）。位于叙利亚的10世纪古村沙赫勒丘I期遗址出土了1枚李核，上面仍附有一些保存完好的碳化果肉遗存，表明这枚果核在碳化之前便已脱水（Samuel，2001）。今天叙利亚种植的是中国李（Prunus salicina ），这或许是从中国引进的；而欧洲李则有可能是从地中海地区引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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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马尔罕的金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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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的古拉丁文名称是“malum Persicum ”，意即“波斯苹果”，与其现代分类学命名“Prunus persica ”和俗称“波斯李”相差无几。这种命名法表明桃这种水果在古代波斯世界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证据显示，桃起源于中国，后沿丝绸之路经由西南亚传入欧洲。人们常常将桃传入欧洲归功于征服波斯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然而这很可能是臆想出来的故事：亚历山大大帝被认为是将许多农作物介绍到欧洲的功臣，但事实上这些很可能并非他的功劳（Laufer，1919）。不过，就桃而言，其传入欧洲的时间距离亚历山大大帝在位期间或许并 不算太久：桃很有可能是在公元前一千纪中期从西南亚传入地中海地带的。与之类似的是，欧洲可信的最早关于桃的记载出自泰奥弗拉斯托斯之手，他说桃来源于波斯。或许他在跟随亚历山大大帝征战时见过这种水果（Theophrastus，1916）。古典神话和艺术作品中也出现了桃的身影，比如赫库兰尼姆古城有一幅著名的壁画，画面中描绘了几个桃子和一罐水。据推测，这幅壁画创作于公元50年左右，随后在公元79年的维苏威火山爆发时被埋葬。同样提到桃的老普林尼也遭遇了与壁画相同的命运。从他的描述来看，桃似乎是不久前才被引入罗马的。桃从未在印度或南亚其他地区兴盛起来，这可能是由于当地温暖的气候，桃树每年都要经历一段低温休眠期才能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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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国云南昆明附近因山体滑坡而暴露出一片地层，人们从中发现了8枚桃核。这一发现不同寻常，因为其年代可以追溯到上新世晚期（大约260万年前）（Su et al.，2015）。从形态学角度来看，这批桃核与今天中国部分地区人工栽植的地方桃品种颇为相似。古生物学家将这些桃核化石命名为昆明桃，他们认为，在人类开始栽植桃树很久之前，桃树就已经能结出硕大的果实。这些硕果内有壳厚且硬的核，非常适合通过大型哺乳动物传播，比如亚洲早期灵长类或更新世的巨型动物。早期原始人也可能在这种上新世水果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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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属植物在中国各地的演化支非常多样化，尤其是在从蒙古高原到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地理弧线一带。今天，从甘肃、新疆至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遍布野化或野生桃和杏。天山和帕米尔高原生长着一个野生亲缘种——大宛桃（Faust and Timon，1995）。西藏东部的林芝一带，地方品种数量尤其多，有些现存的野生西藏桃树（Prunus mira ）已有超过10000年的 历史（Wang and Zhuang，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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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主张，现代桃的驯化地和最初的人工栽植地位于中国北部和西部的辽阔区域，具体可能在西藏和云南山区（Li，1970；Harlan，1971；Simoons，1990；Zeven and de Wet，1982）。中国古代传说将桃的起源地描述为西部的昆仑山脉（Wang and Zhuang，2001）。然而，近期植物考古学研究表明，桃可能起源于长江下游的浙江一带，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Zheng，Crawford，and Che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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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东部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址（前4900—前4600），用于储物的窖坑中发现了桃核，说明当时的河姆渡人不仅会从野生桃树上采摘果实，而且会将桃核保留下来，以食用内部的桃仁（Fuller，Harvey，and Qin，2007）。河姆渡人已开始尝试种植水稻，但主要还是通过采猎获取食物。位于河姆渡遗址附近，与之同期的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古植物组合表明，当地先民也有水平较低的水稻种植活动，同时也采摘野生桃（Fuller et al.，2009）。同样在浙江省，距离两处遗址不远但年代稍早的跨湖桥遗址（前6000—前5000）也发现了桃核（Fuller，Harvey，and Qin，2007）。在河南省龙山文化遗址和仰韶文化遗址（前5000—前3000），从事水稻种植的先民聚落遗迹中也发现了桃核——尤以杨村、石羊关、吴湾、油坊头、下毋、冀寨以及二里头文化石道乡遗址（前1900—前1500）为代表（Fuller and Zhang，2007）。冀寨古植物组合中还有杏核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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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支中国考古学家团队编纂了一份名录，其中辑录了24处发现桃遗存的考古遗址，这些遗址大多位于长江下游，年代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00年。他们还注意到，同一时间跨度内的日本绳纹文化遗址也发现了两枚桃核。团队重点对跨湖桥、田螺山（前5000—前4500）、茅 山（前2900—前2600）、卞家山（前2500—前2400）和钱山漾（前2200—前1900）出土的桃核进行了形态学研究，这些遗址全部位于浙江省内。研究人员注意到，良渚文化时期（前3300—前2300）的桃核变得更大，更接近现代地方品种。他们认为，公元前5500年，长江下游地区的先民已经与桃建立起了密切的共同进化关系（Zheng，Crawford，and Chen，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