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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碳化的杏核，附有一些保存下来的果肉。出土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布拉克（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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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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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李（Prunus domestica ）可细分为3个演化支或亚种：欧洲李（P. domestica ssp. domestica ）、大马士革李（P. domestica ssp. insititia ）和青李/意大利李（P. domestica ssp. italica ）。这3个亚种彼此可杂交，形态也高度相似。第4个李属亲缘种有 时也称樱桃李（P. cerasifera ），在今天的亚洲西南部和地中海东部生长。这些物种最早传入亚洲各地的时间尚不明确。在伊斯兰时代早期，叙利亚至少种植过1种李树（Samuel，2001）。位于叙利亚的10世纪古村沙赫勒丘I期遗址出土了1枚李核，上面仍附有一些保存完好的碳化果肉遗存，表明这枚果核在碳化之前便已脱水（Samuel，2001）。今天叙利亚种植的是中国李（Prunus salicina ），这或许是从中国引进的；而欧洲李则有可能是从地中海地区引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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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马尔罕的金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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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的古拉丁文名称是“malum Persicum ”，意即“波斯苹果”，与其现代分类学命名“Prunus persica ”和俗称“波斯李”相差无几。这种命名法表明桃这种水果在古代波斯世界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证据显示，桃起源于中国，后沿丝绸之路经由西南亚传入欧洲。人们常常将桃传入欧洲归功于征服波斯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然而这很可能是臆想出来的故事：亚历山大大帝被认为是将许多农作物介绍到欧洲的功臣，但事实上这些很可能并非他的功劳（Laufer，1919）。不过，就桃而言，其传入欧洲的时间距离亚历山大大帝在位期间或许并 不算太久：桃很有可能是在公元前一千纪中期从西南亚传入地中海地带的。与之类似的是，欧洲可信的最早关于桃的记载出自泰奥弗拉斯托斯之手，他说桃来源于波斯。或许他在跟随亚历山大大帝征战时见过这种水果（Theophrastus，1916）。古典神话和艺术作品中也出现了桃的身影，比如赫库兰尼姆古城有一幅著名的壁画，画面中描绘了几个桃子和一罐水。据推测，这幅壁画创作于公元50年左右，随后在公元79年的维苏威火山爆发时被埋葬。同样提到桃的老普林尼也遭遇了与壁画相同的命运。从他的描述来看，桃似乎是不久前才被引入罗马的。桃从未在印度或南亚其他地区兴盛起来，这可能是由于当地温暖的气候，桃树每年都要经历一段低温休眠期才能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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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国云南昆明附近因山体滑坡而暴露出一片地层，人们从中发现了8枚桃核。这一发现不同寻常，因为其年代可以追溯到上新世晚期（大约260万年前）（Su et al.，2015）。从形态学角度来看，这批桃核与今天中国部分地区人工栽植的地方桃品种颇为相似。古生物学家将这些桃核化石命名为昆明桃，他们认为，在人类开始栽植桃树很久之前，桃树就已经能结出硕大的果实。这些硕果内有壳厚且硬的核，非常适合通过大型哺乳动物传播，比如亚洲早期灵长类或更新世的巨型动物。早期原始人也可能在这种上新世水果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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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属植物在中国各地的演化支非常多样化，尤其是在从蒙古高原到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地理弧线一带。今天，从甘肃、新疆至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遍布野化或野生桃和杏。天山和帕米尔高原生长着一个野生亲缘种——大宛桃（Faust and Timon，1995）。西藏东部的林芝一带，地方品种数量尤其多，有些现存的野生西藏桃树（Prunus mira ）已有超过10000年的 历史（Wang and Zhuang，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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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主张，现代桃的驯化地和最初的人工栽植地位于中国北部和西部的辽阔区域，具体可能在西藏和云南山区（Li，1970；Harlan，1971；Simoons，1990；Zeven and de Wet，1982）。中国古代传说将桃的起源地描述为西部的昆仑山脉（Wang and Zhuang，2001）。然而，近期植物考古学研究表明，桃可能起源于长江下游的浙江一带，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Zheng，Crawford，and Che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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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东部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址（前4900—前4600），用于储物的窖坑中发现了桃核，说明当时的河姆渡人不仅会从野生桃树上采摘果实，而且会将桃核保留下来，以食用内部的桃仁（Fuller，Harvey，and Qin，2007）。河姆渡人已开始尝试种植水稻，但主要还是通过采猎获取食物。位于河姆渡遗址附近，与之同期的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古植物组合表明，当地先民也有水平较低的水稻种植活动，同时也采摘野生桃（Fuller et al.，2009）。同样在浙江省，距离两处遗址不远但年代稍早的跨湖桥遗址（前6000—前5000）也发现了桃核（Fuller，Harvey，and Qin，2007）。在河南省龙山文化遗址和仰韶文化遗址（前5000—前3000），从事水稻种植的先民聚落遗迹中也发现了桃核——尤以杨村、石羊关、吴湾、油坊头、下毋、冀寨以及二里头文化石道乡遗址（前1900—前1500）为代表（Fuller and Zhang，2007）。冀寨古植物组合中还有杏核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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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支中国考古学家团队编纂了一份名录，其中辑录了24处发现桃遗存的考古遗址，这些遗址大多位于长江下游，年代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00年。他们还注意到，同一时间跨度内的日本绳纹文化遗址也发现了两枚桃核。团队重点对跨湖桥、田螺山（前5000—前4500）、茅 山（前2900—前2600）、卞家山（前2500—前2400）和钱山漾（前2200—前1900）出土的桃核进行了形态学研究，这些遗址全部位于浙江省内。研究人员注意到，良渚文化时期（前3300—前2300）的桃核变得更大，更接近现代地方品种。他们认为，公元前5500年，长江下游地区的先民已经与桃建立起了密切的共同进化关系（Zheng，Crawford，and Che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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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是中国古代诗文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早在成书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500年的《诗经》中便有关于桃的诗篇（Huang et al.，2008）。在丝绸之路上的绿洲重镇敦煌出土的文献对桃和杏均有提及。新疆山普拉古墓（前400—前100）陪葬品中发现了桃核和杏核，这一发现非常有意思（Jiang et al.，2009）。而在帕米尔高原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塔什布拉克（900—1200）的遗址中也出土了桃核，这一发现体现了当塔什布拉克处于商贸全盛时期时桃在中亚的重要地位（见图26）（Spengler Ⅲ et al.，2018）。桃和杏都传播到了印度河流域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并于哈拉帕文化晚期（前2000年后）抵达克什米尔（Lone，Khan，and Buth，1993；Fuller and Madella，2001；Stevens et al.，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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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布拉克遗址（900—1200）出土的半颗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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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苹果类似，桃在神话传说中也屡见不鲜。在中国，尤其是在道教传统观念里，桃是永生的象征。桃在中国古代备受尊崇，历史学家薛爱华甚至用这一意象来命名其关于唐代舶来品的研究专著——《撒马尔罕的金桃》（Schafer，1963）。关于这一标题，他说中亚曾经生长着一种果实呈金色的桃树，那是公元一千纪晚期沿丝绸之路传播的最物以稀为贵的异域商品。他具体写道，康国人（来自撒马尔罕的粟特人）向唐太宗（约629—649年在位）献桃，桃色如金，大如鹅卵。根据大唐的法令，金桃的桃核被栽种在皇家园林里。今天，中国桃的地方品种五花八门，色泽从黄褐色、黄色到红色不等，体型从拳头大小到扁圆如甜甜圈（如蟠桃）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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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树因果实甘甜、花朵娇艳、枝叶秀美而为人称颂，是东亚艺术中常被描绘的植物之一（Simoons，1990）。中国的水墨山水画是一项至少有2000年历史的传统艺术，桃花盛开的桃树是水墨画里时常出现的意象。重要人物的肖像常被描绘为手捧一颗寿桃的形象。根据传说，寿桃出自西王母仙宫瑶池的蟠桃园，那棵桃树每3000年才结一次果。这则神话凸显了中国古人认为“桃来自西域昆仑”的观念。而吴承恩于16世纪创作的《西游记》则演绎了另一个传说：美猴王孙悟空偷吃了使人长生不老的仙桃。中国艺术家也常常描绘猴子捧桃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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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歌咏桃的诗文数不胜数。陶渊明（365—427）的许多诗篇都以桃为主题，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写于421年的《桃花源记》。而在另一首诗中，作者则用桃树隐喻年轻的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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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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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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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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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周南·桃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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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还有用桃木刻成小雕像和其他符咒的习俗，这是因为有桃木可以辟邪的说法（Simoons，1990）。雕有精巧图案的桃核和橄榄核可作为护身符佩戴。观赏桃树在中国各地广泛种植，人们只为欣赏桃花，而不为采收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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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也是中亚和波斯世界古代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巴布尔回忆录》中屡次提到桃（Bābur，1922）。阿卜杜勒·法兹勒（Abdul Fazal）在16世纪创作的《阿克巴则例》（Ain-i·Akbari ）中记述了莫卧儿皇帝阿克巴的统治概况，也提到了桃和其他几种中亚果品，包括苹果、开心果、石榴、扁桃仁和榅桲（Fazl，1873-1907）。桃不仅在文献中频繁出现，考古学发现的证据也证实了桃作为种植水果的重要性。在叙利亚北部的迪班5号（Diban 5）遗址，从8世纪中叶至9世纪的文化层中出土了一枚桃核（Samuel，2001）。而在同样位于叙利亚的梅达村遗址，一座12世纪的炉灶里也发现了1枚桃核（Samuel，2001）。在伊朗西北部赞詹省的切拉巴德盐矿，考古学家发现了伊朗高原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植物遗存。1994年，在矿井里劳作的矿工无意中发现了后来被命名为“盐人1号”（Salt Man 1）的人类遗骸，其年代距今有1700年。洞穴中的盐度很高，一系列惊人的古代遗物因而得以留存至今，且保存状态极佳，其中包括谷物、水果和坚果。水果中便有可追溯到阿契美尼德时期（前550—前330）的桃核和杏核（Chehrābād Salt Mine Project，2014），还有阿契美尼德时期的西瓜子遗存——这是这种非洲驯化植物在西南亚存在的最早证据。此外还有萨珊王朝时期（224—651）的沙枣核、无花果籽、葡萄籽和葡萄梗、胡桃壳以及橡子的遗存（Chehrābād Salt Mine Project，2014）。水果的多样性进一步证明，在公元前一千纪至近现代的漫长历史中，西南亚地区的果园和葡萄园里的水果品种十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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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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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全球人工栽植的杏大多数都是李属植物杏家族的成员，但是，来自亚欧大陆中部的另外几个杏的亲缘种早在数千年前便与人类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比如高山杏、东北杏、红梅和西伯利亚杏等。我们知道，现代驯化型杏在亚美尼亚有着广泛而悠久的种植历史，而从其拉丁文学名（P. armeniaca ）来看，人们早就认定它起源于亚美尼亚。尽管这种观点广为流传，但20世纪初的植物学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将中国视为杏的驯化中心（Watkins，1976）。其他学者也各自提出了包括印度在内的不同驯化起源地。现有最早的可信证据表明，杏与桃一同发源于中国；尽管如此，其他学者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都是正确的，因为整个亚洲内可能存在若干个野生杏种群。任何遇到杏果的人类都难免会被其甜蜜的果肉所吸引，因此，杏树或许曾在不同的地区数次为人类所驯化，分别实现人工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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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桃和其他诸多水果一样，据说杏也是由亚历山大大帝引入马其顿的，然而这则传说几乎没有任何真凭实据。杏在中国传 统医学中十分重要，在中国，优秀的医学工作者常被誉为“杏林圣手”，这一称谓出自一个颇有儒学色彩的典故。有几位历史学家提出，杏树在公元前2世纪或公元前1世纪进入伊朗，不久之后传入希腊（Laufer，1919）。人们之所以普遍认为杏树原产于高加索，可能是因为迪奥斯科里德斯和其他古典时期作家用“Mailon armeniacon ”这个拉丁文名来称呼杏树。土耳其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大马士革的杏是天下至美之物。老普林尼记录了一种花期较早的桃树品种，他称其为“praecoci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