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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还有用桃木刻成小雕像和其他符咒的习俗，这是因为有桃木可以辟邪的说法（Simoons，1990）。雕有精巧图案的桃核和橄榄核可作为护身符佩戴。观赏桃树在中国各地广泛种植，人们只为欣赏桃花，而不为采收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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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也是中亚和波斯世界古代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巴布尔回忆录》中屡次提到桃（Bābur，1922）。阿卜杜勒·法兹勒（Abdul Fazal）在16世纪创作的《阿克巴则例》（Ain-i·Akbari ）中记述了莫卧儿皇帝阿克巴的统治概况，也提到了桃和其他几种中亚果品，包括苹果、开心果、石榴、扁桃仁和榅桲（Fazl，1873-1907）。桃不仅在文献中频繁出现，考古学发现的证据也证实了桃作为种植水果的重要性。在叙利亚北部的迪班5号（Diban 5）遗址，从8世纪中叶至9世纪的文化层中出土了一枚桃核（Samuel，2001）。而在同样位于叙利亚的梅达村遗址，一座12世纪的炉灶里也发现了1枚桃核（Samuel，2001）。在伊朗西北部赞詹省的切拉巴德盐矿，考古学家发现了伊朗高原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植物遗存。1994年，在矿井里劳作的矿工无意中发现了后来被命名为“盐人1号”（Salt Man 1）的人类遗骸，其年代距今有1700年。洞穴中的盐度很高，一系列惊人的古代遗物因而得以留存至今，且保存状态极佳，其中包括谷物、水果和坚果。水果中便有可追溯到阿契美尼德时期（前550—前330）的桃核和杏核（Chehrābād Salt Mine Project，2014），还有阿契美尼德时期的西瓜子遗存——这是这种非洲驯化植物在西南亚存在的最早证据。此外还有萨珊王朝时期（224—651）的沙枣核、无花果籽、葡萄籽和葡萄梗、胡桃壳以及橡子的遗存（Chehrābād Salt Mine Project，2014）。水果的多样性进一步证明，在公元前一千纪至近现代的漫长历史中，西南亚地区的果园和葡萄园里的水果品种十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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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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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全球人工栽植的杏大多数都是李属植物杏家族的成员，但是，来自亚欧大陆中部的另外几个杏的亲缘种早在数千年前便与人类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比如高山杏、东北杏、红梅和西伯利亚杏等。我们知道，现代驯化型杏在亚美尼亚有着广泛而悠久的种植历史，而从其拉丁文学名（P. armeniaca ）来看，人们早就认定它起源于亚美尼亚。尽管这种观点广为流传，但20世纪初的植物学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将中国视为杏的驯化中心（Watkins，1976）。其他学者也各自提出了包括印度在内的不同驯化起源地。现有最早的可信证据表明，杏与桃一同发源于中国；尽管如此，其他学者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都是正确的，因为整个亚洲内可能存在若干个野生杏种群。任何遇到杏果的人类都难免会被其甜蜜的果肉所吸引，因此，杏树或许曾在不同的地区数次为人类所驯化，分别实现人工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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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桃和其他诸多水果一样，据说杏也是由亚历山大大帝引入马其顿的，然而这则传说几乎没有任何真凭实据。杏在中国传 统医学中十分重要，在中国，优秀的医学工作者常被誉为“杏林圣手”，这一称谓出自一个颇有儒学色彩的典故。有几位历史学家提出，杏树在公元前2世纪或公元前1世纪进入伊朗，不久之后传入希腊（Laufer，1919）。人们之所以普遍认为杏树原产于高加索，可能是因为迪奥斯科里德斯和其他古典时期作家用“Mailon armeniacon ”这个拉丁文名来称呼杏树。土耳其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大马士革的杏是天下至美之物。老普林尼记录了一种花期较早的桃树品种，他称其为“praecoci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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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关于核果的记载或许能上溯到夏禹时代（前2205—前2198）。曾有学者提出，商朝（约前1558—前1046）甲骨上出现了表示“杏”的甲骨文，而且在公元前406年至前250年的文献中便已提到了杏林（Faust，Surányi，and Nyujtö，1998）。其他文献和史料也支持杏发源于中国东部的观点（de Candolle，1884）。李属植物在中国十分常见，与杏高度相似的李和红梅尤为多见，这给杏的植物考古学鉴定带来了困难。在中国的古代遗址中，杏远不如桃常见，但河南冀寨的植物考古学调查的确发现了杏（Fuller and Zhang，2007）。新疆山普拉古墓群（前400—前100）的随葬品中也有杏的身影（Jiang et a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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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上泽拉夫尚地区，杏是当地的主要农作物，有超过30个历史文献中记载过这个当地品种（Yakubov，1979）。史料还指出，泽拉夫尚各地均有杏园，有的甚至坐落在海拔2000米的高地。在塔吉克斯坦北部的穆格山城堡遗址，人们发现了7世纪和8世纪的杏核以及多种其他水果的遗存，说明在当地历史上这些水果曾经具有突出的地位（Danilevsky，Kokonov，and Neketen，1940）。同一时期在该地区发现的其他杏核遗存的年代与之大致相同（Gorbunova，1986；Spengler Ⅲ et al.，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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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多数人工栽植的杏树都嫁接在较为强壮的桃树 砧木上，人们也培育出了能够自花授粉的品种。然而在古代，杏树对土壤条件、养分、降水以及与其他树的授粉距离都比现在挑剔得多。这或许是因为杏传播速度较慢。不过，史料和考古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一千纪甚至更早以前，杏在整个古代世界便已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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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杏树的地方品种都比桃树耐寒。然而，杏树在初春早早开花，因此时常遭受倒春寒和夜间霜冻的威胁。如今，野化杏树在中亚各地生长，但我们并不清楚它们是丝绸之路还是苏联农业开发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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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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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欧亚大陆现有数十种野生樱桃，其中一些是本土的原生品种，或许曾经是丝绸之路沿线随手可得的小零食。不过，大多数现代樱桃品种都是欧洲甜樱桃［Prunus avium ，这种樱桃与稠李（P. padus ）在英文中的俗名都是“鸟樱”（bird cherry）］的后裔，另一种较小的可能性则是酸樱桃（Prunus cerasus ）的后代。欧洲甜樱桃原产于西亚，在从西南亚到喜马拉雅山脉一带的野生环境下都很常见。中亚和西亚常见的野生樱桃树品种包括甜樱桃、灌木樱桃或草原樱桃（P. fruticosa ）和酸樱桃。（Watkins，1976）东亚还有另外几种经济价值比较高的樱桃品种，包括红梅、中国樱桃和毛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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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普林尼将樱桃称为“cerasus”，在研究古罗马人工栽植的种类繁多的樱桃时，他对不同地方品种的樱桃甜度进行了比较。他说，是卢修斯·李锡尼·卢库鲁斯（Lucius Licinius Lucullus）在公元前74年征服米特里达梯六世（Mithridates VI）后，将甜樱桃从本都王国带到了罗马。根据老普林尼的记述，卢库鲁斯是在公元前69年的提格雷诺塞塔（Tigranocerta，今亚美尼亚境 内）战役之后，或者是在第三次米特里达梯战争（前73—前63）期间接触到这种水果。不过，阿方斯·德·康多尔以及其后的许多学者都指出，根据植物考古学证据，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食用各种各样的樱桃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虽然卢库鲁斯有可能从高加索带回了某一特定的地方品种，但他并不是将樱桃引入意大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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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各地的考古遗址都出土了保存完好的樱桃核。不过，考虑到该地区野生樱桃的大量存在，我们没有特别的理由认为出土的这些樱桃核来自人工栽培的樱桃树。实际上，这些樱桃核中的一部分似乎出自规模较小的地方品种，比如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布拉克（900—1200）发现的樱桃核（Spengler Ⅲ et al.，2018）。距离塔什布拉克不远的萨拉子目遗址（前3500—前2000）也出土了樱桃核。此外，中亚南部有好几处遗址也出土了樱桃核，比如位于土库曼斯坦穆尔加布河一带、年代在公元前二千纪的阿吉库伊遗址（Spengler Ⅲ et al.，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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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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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亚洲人工栽植的葫芦科植物（包括多种瓜类）差不多与研究人工栽植的豆科植物一样困难。有好几种葫芦科植物在中国已有数千年人工栽植的历史，可其中的大多数从来不曾沿丝绸之路传入欧洲。而当殖民主义“植物猎人”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值得引入欧洲的物种时，这些葫芦科植物却被忽视了。举例来说，苦瓜、冬瓜和瓜叶栝楼在欧洲和美洲都很少见。更有甚者，在大多数欧美人的认知当中，丝瓜只不过是挂在淋浴间里的别致好玩的擦身海绵，而葫芦只是用来制作观赏鸟窝的怪诞装饰品而已。这些物种在东亚都拥有悠久的历史，然而唯一在丝绸之路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葫芦科植物似乎只有甜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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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大量驯化型品种，历史文献中也频繁提及瓜和葫芦，但是东亚早期的葫芦科农作物种植基本没有留下任何植物考古学资料，一部分原因是保存下来的种子极少。早前曾有报告称，长江入海口的一处公元前四千纪至前三千纪的遗址发现了保存完好的种子，但至少有一位学者指出，此处遗址受到了人为干扰，因此获取的信息并不可靠（Simoons，1990）。甜瓜直到公元5世纪或6世纪才在中国出现（Li，1969）。有些历史学家根据中国早期文献资料指出，甜瓜直到公元8世纪才传入中国（de Candolle，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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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前曾有学者提出甜瓜原产于非洲的观点（Kerje and Grum，2000），但之后的遗传研究却显示其起源在亚洲大陆（另一个可能的起源地——澳大利亚则令人费解）。最近的遗传学进展则支持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即甜瓜的近亲黄瓜在印度被人类驯化（Sebastian et al.，2010）。另外，遗传学家似乎将黄瓜的野生祖先认定为西南野黄瓜（C. sativus var. hardwickii ）（Fuller，2006）。至于其他瓜类，关于其确切起源的争论仍在继续。虽然仍有学者坚持认为瓜类来自非洲，但目前看来最有可能的起源中心是西南亚。与今天我们熟悉的许多农作物一样，瓜类很有可能原产于新月沃土，只是比基础作物的出现要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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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栽培的瓜品类繁多。根据外皮的纹理，俗称“厚皮甜瓜”的单系演化支可以细分为三大次级演化支。网纹甜瓜的瓜皮表面有网状花纹，我们熟悉的美国甜瓜就是其中一员。这个亚种在如今的中亚地区并不流行，丝绸之路上很可能没有出现过这一亚种。知名度相对较低的亚种罗马甜瓜外皮粗糙、凹凸不平，波斯甜瓜和外皮光滑的欧洲甜瓜都属于这一亚种，这个亚种在西南亚有着悠久的历史。第三个亚种，即亚洲甜瓜，（又称蜜瓜）最为多样化，在丝绸之路沿线享有盛名。这些甜瓜在中亚各地和中国已有数千年人工栽培的历史，人们培育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方品种，比如密布黄绿两色条纹的新疆哈密瓜，这个古老的品种得到了育种者的热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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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各地的农业生产者将瓜类与其他农作物一起种植。这种做法培育出数不清的地方本土品种。在秋天走进从哈萨克斯坦到土库曼斯坦一带的任何一座村庄，旅行者都会得到农产品销售商让其品尝当地甜瓜的盛情邀请。每一位瓜农都以自己的本地品种为荣，这是千百年的农事活动以及种子沿伟大丝绸之路传播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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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15年参与塔什布拉克的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些保存完好的碳化瓜子。这些种子出土于遗址中心广场的垃圾堆，年代在800年至1100年（Spengler Ⅲ et al.，2018）。瓜类可能来自附近海拔较低的河谷。在中亚西部的花剌子模绿洲，卡拉特佩遗址也发现了公元4世纪或5世纪的瓜类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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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其他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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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好些食用植物曾经沿丝绸之路运输并在沿线为人所种植：沙枣、油橄榄、无花果、石榴、椰枣、山楂、枣、柿、沙棘、朴树和花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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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水果当中，有些在中亚历史上十分重要，却从未西传。举例来说，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山麓地带种植沙枣，当地 的市场上经常有售。然而在美国，沙枣树只是一种用于装饰的外来物种。沙枣的果实有淡淡的香甜味。沙枣又称“俄罗斯橄榄”，顾名思义，沙枣和橄榄一样果核硕大（但与橄榄没有亲缘关系）。早在公元前4世纪或公元前3世纪，沙枣的种植范围西及咸海以南的花剌子模绿洲一带（Andrianov，2016）。伊朗西北部的切拉巴德盐矿发现了沙枣核，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纪中期的萨珊王朝时期（Chehrābād Salt Mine Project，2014）。整个伊朗高 原及其周边地区都广泛分布着野生的沙枣灌木。与之类似的是，虽然沙棘在美国作为一种保健食品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但其主要产地仍在俄罗斯和中亚，而且在当地主要用于酿酒。这些果实有很多只留下了微不足道的历史记载和植物考古学遗存，我们不清楚它们曾经占据着多么突出的地位，也不知道它们在这条商贸路线上的故事有多么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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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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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数千年里，石榴在整个西南亚、地中海和南 亚（包括印度）的烹饪与神话中都拥有突出的地位。一千纪初，石榴便沿丝绸之路（或者说香料之路）抵达东亚。突厥和波斯旅人将石榴传播到了千万里之外的许多地方；亚美尼亚语、保加利亚语、马尔代夫语、旁遮普语、印地语、塔吉克语、乌兹别克语和哈萨克语中的“石榴”一词均与其波斯语名“anar”和突厥语名“nar”有关（Nabhan，2014）。石榴的古罗马名称是Malum punicum ，意即“迦太基苹果（Punic apple）”，说明它是从迦太基传入罗马的。从解剖结构上看，石榴与本章讨论的其他果实截然不同，其果实内有许多彼此独立的种子，每一粒种子都包裹在甘甜的红色假种皮内。其植株可以在相对干旱贫瘠的地方生存，因此在今天的西南亚广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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