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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柄草俗名龙头草，今天这种作物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人们遗忘，但它在古时候广泛种植于中亚南部、西南亚和欧洲东南部，为人类提供用于烹饪、照明、涂清漆和鞣制皮革所需的油（Dinç et al.，2009；Jones and Valamoti，2005）。这种植物在中亚南部和西南亚共有5个野生品种（Dinç et al.，2009）。在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地区，考古发现的古代植物样本在形态上与大扁柄草（Lallemantia peltata ）、扁柄草和灰扁柄草（L. canescens ）都很相似，只是灰扁柄草的种子略大一些（Jones and Valamoti，2005）。我在土库曼斯坦南部穆尔加布地区的阿吉库伊古城发现的扁柄草种子遗存在形态上似乎也与希腊发现的古代种子颇为相似（Spengler Ⅲ et al.，2017b）。在阿吉库伊发现的扁柄草种子与其他人工栽种的作物种子（如小麦、大麦、豆类和黍）混在一起，这一事实为古人将扁柄草作为食物的观点提供了支持。但是，该地区也有野生扁柄草生长，因此这一假说目前尚无法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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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二千纪马其顿地区的遗址，如曼达洛（Mandalo）、阿尔奇迪科（Archondiko）和阿斯罗斯（Assiros），以及稍晚的阿吉奥斯玛玛斯（Ayios Mamas）和卡斯塔纳斯（Kastanas）遗址中都发现了扁柄草的种子（Jones and Valamoti，2005）。这种植物可能是随中亚游牧民一起来到这片地区的（Valamoti and Jones，2010）。这一假说可以支持“粟米通过里海南部地区的路线传播到安纳托利亚，最终经由巴尔干半岛传入欧洲”的观点。这样的传播路径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黍很晚才传入西南亚各定居地的农业中心。在中亚南部和西南亚的边缘，黍一直被当地居民视为牧业经济的补充。而扁柄草能很好地融 入这些居无定所的民族经济，因为它具有耐旱和生长季节短的特点，这也正是粟米在欧亚大陆的流动人口中广受青睐的两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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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盏茶：骆驼的汗水凝成的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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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谈到茶，那么关于丝绸之路沿线植物的讨论就是不完整的。恐怕没有其他任何一种植物能像低调的中国茶树一样成为全球化的代表，这种植物造就了不列颠群岛的下午茶、色深味重的印度阿萨姆红茶、俄罗斯甜润的奶茶以及辛辣的南亚香茶。茶在全球的普及与古老的丝绸之路息息相关。日本有一则传说称，茶树是一位行脚僧的眼皮变成的，这位僧侣从印度出发，历经漫长的旅途之后，在519年到达中国。这位僧侣希望潜心诵经，却难以保持清醒，于是便割下自己的眼皮，以免阖上双眼。茶树就从他丢弃的眼皮上长了出来。中国也流传着一个与之类似，但相对不那么血腥的故事版本。相传印度王子菩提达摩发誓要在洞窟内持续不断地冥想九年——达摩在中国艺术作品中常被描绘成身材高大、眉毛浓密、神情严肃、身穿丝袍的形象。在冥想期间，达摩不小心睡着了。作为对自己违背誓言的惩罚，他剃掉眉毛，将它们扔到地上。第二天，他发现在那浓密的眉毛掉落的地方生出了一丛茶树，吃下茶树叶之后，他顿觉精神百倍，又可以继续冥想了（Mair and Hoh，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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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茶叶品类繁多——冻顶乌龙、珠茶、烟茶、碧螺春、伯爵茶、日本玉露和抹茶、锡兰红茶、爪哇白毫、橙白毫、普洱、茎茶、茉莉花茶、龙顶茶和蒙顶茶——或许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所有这些茶叶全部来自同一种植物。区别在于茶叶收获之后的加工方式。四大类茶——白茶、绿茶、乌龙茶和黑茶——的主要区别在于茶叶的氧化程度，即茶叶在 干燥之前所经历的陈化过程，正是这一过程让茶叶逐渐变成棕色并发展出独特的风味。在氧化至理想的程度之后，茶叶即可干燥储存。茶学家研究出了数百种茶树人工培育品种以及茶叶加工的方法，但归根结底，所有精妙而复杂的风味都来源于这一小片碧绿的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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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茶在许多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生长。茶树四季常绿，对霜冻的耐受性不高。除了能开出白色或黄色的花朵，这种灌木在外观上并不引人注目。今天，全球各地以培育出数以百计的地方茶树品种制成的茶叶在市场上出售。在中国南部，有些高品质茶叶产自海拔1000米至1500米的山麓地带，这些中国茶树多为叶型较小的灌木。根据所炮制的品类不同，茶农在茶树生长的不同阶段采摘茶叶或叶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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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人们更喜欢绿茶，但也将茶叶氧化的技艺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无论是半发酵的乌龙茶还是完全发酵的红茶。让茶叶发酵的做法始创于16世纪，武夷山的佛教僧侣最先将经过捶打的茶叶放到阳光下晒干，就这样制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乌龙茶（Mair and Hoh，2009）。在中亚、蒙古和西藏地区，茶叶在氧化和干燥之后被压缩成坚硬的茶砖，待饮用时将其敲成碎块，置于沸水中烹煮即可。这样的茶砖在中亚和北亚游牧民族的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藏民则习惯在茶中加入牦牛奶制成的酥油、青稞粉和盐。在云南茶叶种植区的核心地带，茶叶常与草药和鲜花混在一起烹煮，其中许多花草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的。白族、傣族、哈尼族、苗族、纳西族、藏族和彝族等少数民族茶农所采摘的云南茶以大叶种茶居多，烹煮时加研磨黑胡椒粉、盐和其他香料（比如在殖民时代传入中国的辣椒粉）调味。在历史上，中国南方曾将茶叶作为供奉祖先的祭 品（Fuchs，2008）。云南的佤族和彝族也以带有浓郁熏木气味的烤茶而闻名（Mair and Hoh，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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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将茶叶称为饮品的文献记载出自王褒在公元前59年撰写的《僮约》。这则故事写道，年轻的仆从奉命去成都附近的武阳镇集市买茶，回家后还要烹茶。在汉代，茶叶似乎已经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产生了一些联系，尽管当时最主要的饮料还是米酒（Mair and Hoh，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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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纪，人们在采摘人工栽种的茶树叶的同时也会采摘野茶。在唐代，茶叶通常要经过干燥处理并磨碎，随后置于铁釜或甑壶中加盐煮沸，盛入茶碗内小口啜饮。宋代茶俗发生了变化：先在汤瓶中单独将水煮沸，再以沸水冲茶。精英阶层对汤瓶十分讲究，通常为有细长注水口的大口瓷器。将产自云南的茶饼装入丝袋内研碎，再将磨碎的茶末置于茶盏中以热水冲泡；最后用竹制的茶筅击打茶汤至起沫（Mair and Hoh，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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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陆羽在8世纪创作的《茶经》可以看出，在唐代，茶显然已成为中国人身份认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Anderson，1988）。唐宋时期，这种饮品在整个东亚迅速传播开来。宋朝末年，茶再也不是仅供上流社会享用的饮品，即便是最贫穷的农民也将其视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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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中国茶叶故事的难点之一在于“茶”一词所指的内涵。与英文中的tea一样，古汉语中的“茶”在整个唐代都可泛指各种草药或其他树叶冲泡而成的饮料。酒精饮料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一些中国作者将所有含酒精的饮料泛称为“酒”，因为这个词听起来比“啤酒”或“烈性酒”更浪漫。然而，在隋唐两代之前，中国人所饮用的大部分是啤酒；在唐 宋时期之前，茶指的主要是用草药烹煮而成的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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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500年中，以茶为特色的故事和诗歌在中国数不胜数，茶可能比葡萄酒或其他酒精饮料更为常见。这些文字中最值得一提的一篇便出自丝绸之路北线。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卷轴和木牍中，人们发现了6份《茶酒论》全文或部分文字。这篇文章似乎创作于公元10世纪末，通说认为，其作者名叫王敷（Mair and Hoh，2009）。在这篇文章中，拟人化的茶与酒为双方地位高下而争论不休；最后是水出面发言，争执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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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育（222—284，一作杜毓）为茶创作了一篇《荈赋》，诗赋浪漫地描绘了烹茶的过程，将茶汤表面泛起的泡沫比喻为积雪[4] 。而中国古代名声最响亮的关于茶的文献则要数陆羽对中国各地茶文化进行的详尽研究——《茶经》。此书共3卷，成书于758年至775年（Mair and Hoh，2009）。在宋代，茶已成为学者和文人的饮品，他们希望让头脑免受酒精的影响，一如佛教僧侣为了冥想和顿悟而修身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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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文化的最早考古证据出土于西安郊外、渭河之滨的汉阳陵，这座拥有86座葬坑的古墓群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1998年至2005年主持发掘。该陵墓为汉景帝刘启（前188—前141）建造。在第15个外藏坑（DK15），考古人员在坑底发掘出保存完好的植物遗存，最近对这块叶片状材料重新进行评估的结果表明，这就是茶叶。在汉阳陵以西近3000公里之外，故如甲木墓地坐落在海拔4290米的西藏阿里 象泉河一带，是公元2世纪至3世纪象雄王国先民的墓地。在2012年对此地进行的发掘中，人们在一位王子或国王的墓穴内发现了大量极尽奢华的随葬品，包括丝绸碎片和保存完好的茶叶。以植硅体为线索，科学家对植物遗存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茶叶与经过研磨和烘烤的大麦粉（糌粑）混合在一起，与今天藏民的藏式酥油茶十分相似（Lu et al.，2016）。在高海拔地区发现的这些茶叶表明，早在公元2世纪，中国商人便从中部平原地带翻越崎岖难行的高原，为丝绸之路的主要沿线地区输送茶叶、丝绸和其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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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与丝绸之路上穿过云南后沿喜马拉雅山南麓而行的这一条路线关系格外密切。这条路线有时被称为丝绸之路南线，但它更常见的名字是茶马古道。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斯瓦特河谷的考古学证据都表明，这条贸易路线的历史或许一直能上溯到公元前二千纪末（Yang，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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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的这条分支始于横断山脉，穿过云南北部，靠近云南与四川交界处，沿途经过大理、丽江和凉山（见图30），随后沿苍山向北穿过中甸县城（现称香格里拉），一路再经德钦、芒康、左贡、邦达等落脚小镇到达青藏高原上的昌都，然后再继续前往拉萨以及其他诸多茶叶交易城镇。茶马古道有好几条路线穿过缅甸北部，沿中印边界而行或从尼泊尔穿过，还有一条路线发源于雅安，更靠近四川盆地和成都。到达滇西北后，还要翻越念青唐古拉山脉的数座隘口。这些隘口更加险峻，康巴藏区更是常有匪患，因此，大 型商队往往选择结伴而行，多达数百头骡子身上装饰着铃铛和彩带，老远便让人得知他们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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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茶马古道上的一条道路：从云南北部金沙江的虎跳峡远眺的景色，靠近玉龙雪山和丽江北部，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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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本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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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纪初，吐蕃统一并建立起势力范围远至云南北部的庞大帝国，为茶马古道沿线贸易的繁荣提供了助力。吐蕃人在松赞干布（617—650）的领导下征服丽江和大理之后，愈发强化了对这条路线的控制权（Yang，2005）。通过联姻，唐朝与吐蕃实现了和平，使两个强大帝国之间的贸易与合作成为可能。传说，唐朝文成公主出嫁到吐蕃都城时，随行嫁妆中 包括桑蚕和一尊佛像，还有数头牦牛运载的茶砖。吐蕃的精英阶层在接下来的数百年里不断汉化，茶叶也被引入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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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商将他们的商品与其他产品（比如盐和香料）一同运送到青藏高原上的各个城镇集市上。但是，藏族牧民能够与之互易的商品大多数都比茶叶沉重得多，主要是牦牛奶酥油和牦牛肉干。因此，在宋代，以茶换马已成为一种习俗，正是这种交易模式让这条贸易路线得到了“茶马古道”的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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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骑兵最顶尖的战马大多产自西藏那曲。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持续的进攻，宋朝十分需要良马。因此，宋朝在1074年设立茶马司，以规范茶马贸易、开拓新市场（Yang，2005）。这一机构还强迫四川东部的农民以低价将茶叶卖给官府；官员再将茶叶卖给藏民换取战马。1078年，一匹上好的西藏骏马可以换取100斤（约110磅）茶叶或25000枚至30000枚铜钱（Mair and Hoh，2009）。在蒙古人入侵期间，茶马古道沿线的贸易活动被迫中断，随后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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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纪，吐蕃精英阶层对茶叶难以抑制的渴求催生了一个将农民、地主、商人和运输人员囊括其中的庞大产业。一千纪末，茶叶已成为藏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大要素。中原对茶叶供应的控制阻止了吐蕃军队进一步踏足四川盆地的脚步，因为吐蕃人不愿阻断茶叶向青藏高原的输送。有些学者将这一局面称为“咖啡因成瘾促成的和平”（Mair and Hoh，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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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稳定与西藏地区的茶叶贸易，运输途中的茶叶保存是必须解决的障碍之一。运输里程可 能长达2500公里，途经海拔超过5000米、被永久积雪覆盖的隘口，由搬运工、马、骡和牦牛驮着沉甸甸的茶叶。当时中原人习惯饮用的新鲜绿茶很难承受这一路的风霜。用经过发酵和氧化的茶叶制成的普洱茶更适合运往西藏。普洱茶通常采用中国西部山地丘陵的阔叶灌木品种制成（Fuchs，2008）。氧化后的茶叶能冲泡出一种颜色较深的土色饮料，吸引了西藏人的味蕾。在低海拔地区，茶叶处在昼夜温差极大、极度潮湿的气候之下，在运输途中还要在汗涔涔的骡马背上颠簸很久。暴露在这些条件下，加之在长达数周的旅程中缓慢发生的陈化，茶叶的风味更加浓郁，因而成为精英阶层争相追捧的商品。在藏语中，这种茶被称为“jia kamo”，意思是苦味浓茶（Fuch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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