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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脑子不长记性未免有些夸张。参加派对的学生至少在短期内应该记得自己吃过鸡翅，只是不太清楚自己吃了多少。那么那些压根不记得自己吃过东西的人呢？除了记忆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机制能够提醒他们已经吃过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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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严重遗忘症患者的进食研究清楚地表明，记忆或者失忆会影响进食模式。这些患者的海马和其他脑部区域受损，导致他们丧失形成陈述性记忆的能力。尽管排除记忆力的影响后，各人的食欲还是会彼此不同，但是，研究发现，遗忘症患者依然表现出相似的进食模式。[37]实验过程是这样的：研究者向一些遗忘症患者提供了一顿饭食，或者是一些可选的食物，患者的进食情况与常人无异。第一次用餐结束后，所有的相关证据线索都被彻底清除，15分钟后，研究者又提供了与之前一模一样的饭食。遗忘症患者并不记得刚才自己已经吃过了，他们一般都能毫无困难地吃完第二顿。总体而言，第二顿饭摄入的热量要比第一顿略少。接着研究者又提供了第三顿，有些遗忘症患者会试着再吃一点，尽管大多数人觉得自己已经饱了。遗忘症患者也是有饱足感的：虽然不记得自己刚才已经吃过同样的东西，他们再次吃一些食物之后，会报告说觉得不太好吃。但是这并不一定能阻止他们再吃一顿。遗忘症患者的过度饮食并不仅仅发生在实验室中，曾有一位患者的家属报告说，患者在家中食用了过量的香蕉而导致身体不适。[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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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么回事呢？显然，记忆也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吃饭，什么时候该停嘴。除了饥饿感和饱足感外，周围情境也会影响我们的食量。一般我们不会吃到再也吃不下一点东西的程度才停下。一顿饭何时开始何时结束，要受到很多社会因素的规范。遗忘症患者走进一间屋子发现这里提供饮食，他们不记得刚才已经吃过了，所以又吃了一顿。等到第三顿时，参与者已经感到饱了，但是他们不记得自己吃过，而且当时的情况是有人提供食物，于是他们认为自己还没有吃饭，尤其是伙食看起来很不错的时候。我们所拥有的用以评估进食与食欲的内部线索，全部是建立在显性的陈述性记忆之上的。[39]没有陈述性记忆，这些感觉也依然还在，不过就如同遗忘症患者漂流在永远的“现在”之中，这些感觉也像解开了绳索的轻舟，变得无所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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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食物能让大多数人在很长的时间里记忆犹新——食用过后几小时甚至马上就让人恶心、呕吐的食物。[40]这是条件性学习的经典例子，只要接触一次令人作呕的食物，个体就能形成强烈的食物厌恶（food aversion）。我就总是很警惕安大略省西部路边小餐馆里提供的食物，因为我曾在很久以前的一次公路旅行中有过不幸的遭遇。这种食物厌恶并不是我们厌恶某种食物的典型方式。人们不爱吃的大多数食物并不会让他们生理不适，而且对于一开始不爱吃的东西，我们可能在一段时间后逐渐适应并喜欢上它。[41]但是一开始就令人作呕的食物，或者令人联想到呕吐感的食物，是很难让人回心转意的。这并不一定是食物本身的问题。我认识这么一个人，他坐船旅行时吃了一袋奥利奥饼干，后来因为晕船而呕吐，从那以后奥利奥对他再也没有一丝吸引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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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食物厌恶大概是显性记忆和隐性记忆结合的产物。对啮齿动物的实验室研究发现，即便海马不能正常工作，味觉厌恶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因此显然有隐性记忆参与其中。[42]其实许多人对特定食物的厌恶是隐性的，也就是说，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食物厌恶，因此对于引发厌恶的具体事件没有陈述性记忆。我没有看到过对海马损伤者的食物厌恶研究，当然，此类研究在道德上是要受到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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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恶的味觉体验是如何成为一段记忆的？我们尚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脑机制。岛叶，即额叶内深藏着的皮质孤岛，可能参与其中。[43]岛叶涉及部分味觉皮质，并且也是味觉信息和内脏信息的整合场所，于是关于厌恶和愉悦味觉事件的长期记忆都在此形成。愉悦味觉和厌恶味觉似乎有不同的神经通路，厌恶味觉的通路涉及部分杏仁核，脑部的情绪中心。由于情绪与陈述性记忆的形成有深刻的关联，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关于食物厌恶的记忆是如此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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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食物引起的恶心呕吐是防止动物摄入食物或环境中毒素的重要防御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文化和传承令这种机制变得不再重要，至少已经不再是我们形成饮食偏好的典型手段。然而在过去的数百万年间，我们和我们的祖先等所有具有文化性的动物，都表现出探索新环境的意愿。新环境中必然会有不熟悉的植物和动物性食物，只有经过检验之后才能放入贮藏之处。这些移民基本上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检验食物的安全性：某个个体必须要亲自品尝，然后看自己是否身体不适。人类语言文化的巨大优势就在于，尝试者可以将检验结果告诉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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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子，脑子，厨子：人类与食物的演化关系 工作记忆与烹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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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猩猩会使用各种工具获取或处理食物。[44]珍妮·古道尔〔8〕开创性地发现了黑猩猩收集、食用白蚁的行为：它们会调整树枝的粗细长短，然后将其插入白蚁穴深处“钓”白蚁。这是人类第一次认识到自己并不是唯一一种会设计、制造并使用特殊工具完成具体任务的灵长目动物。黑猩猩还会先用一根较粗的树枝将白蚁穴的洞口捅开，方便伸入，然后再将较细小的“钓鱼”树枝探入其中。也就是说，它们会利用不同工具的组合来完成单一任务。一些黑猩猩会用锤石砸开坚果，而另一些黑猩猩会把大个的果实放在石头“砧板”上，然后用“木刀”或“石刀”劈开。它们自发地利用周围环境中的事物以完成各种任务——获取、刺捅、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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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黑猩猩在考虑饮食任务、确认食物来源、选择工具、使用工具获取食物然后吃掉食物的过程中，依赖的那种能力就是所谓的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对工作记忆的一个简单定义就是“在较短的时间段内保持并处理信息的能力”。心理学家艾伦·巴德利（Alan Baddeley）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工作记忆模型，将其分解为若干认知成分。[45]总管全局的是“中央执行系统”（central executive）。该系统包括一系列达成目标、完成任务所必需的认知过程，它就像你脑子里掌管事务的小人儿，这一比喻虽然粗陋，但也不无道理。在中央执行系统下，至少有三个不同的子系统。第一个是“视空间模板”（visuospatial sketchpad），这是一个临时储存区域，视觉和空间感官信息就存放在这里供中央执行系统调用。第二个是“语音回路”（phonological loop），它将声音信息交付给工作记忆。人类工作记忆听觉部分的主宰是语言、语言加工以及储存并运用语言信息完成短期任务的能力。环境、概念以及感觉的语言“标记”帮助我们更好地记忆它们。其他动物并没有语言，因此语音回路从本质上将人类的工作记忆与其他动物的工作记忆区分开来，即便是人类的近亲黑猩猩的工作记忆也无法与我们相比。第三个子系统是“情境缓冲器”（episodic buffer），来自另外两个子系统的信息与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的信息（包括陈述性记忆和程序性记忆）在情境缓冲器中整合起来，供中央执行系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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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巴德利提出的这些概念鼓舞了更多人研究工作记忆的构成。在巴德利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托马斯·温（Thomas Wynn）和弗雷德里克·库利奇（Frederick Coolidge）认为，工作记忆的强化为“现代心智”的出现提供了演化基础。[46]工作记忆涉及的神经网络散布在大脑各处，所以很难说究竟哪一部分的演化发展最关键。[47]当然，人类脑部任何一种复杂的认知适应都是如此。但语言是一个例外，我们至少可以确定脑部某些特化区域是负责言语动作控制、言语理解等语言功能的。这些语言专用的神经网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从中可以窥见，在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脑中，工作记忆是如何以不同方式演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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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与库利奇的理由是，考古证据表明工作记忆的强化发生在人类演化史上相对较晚的时期，即数万年前发生在完全现代的智人身上。而其他的研究者，如菲利普·比曼（Philip Beaman）和米里亚姆·海德勒（Miriam Haidle）则比较了黑猩猩钓白蚁与200万年前使用极简单的工具切割肉食这两项任务的难度。[48]这两人使用了不同的方法，但都严谨而按部就班地分析模拟了这两种任务，最终二人独立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用石头切割肉食远远比钓白蚁复杂，需要更高的能力。这说明，比起今天的黑猩猩钓白蚁，人属动物早期成员所完成的技术性任务需要更强大的工作记忆。因此，即便温与库利奇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充分成熟的强大的工作记忆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这种演化趋势也是在很久之前就开始了。[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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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烹饪对工作记忆有很高的要求。设想准备一顿简单的饭菜：美式炸鸡、煨蔬菜、玉米面包。假设我们从最基本的原料开始，制作这样一顿饭需要许多步骤。炸鸡：将鸡切块，浸泡在白脱奶中，一段时间后取出，给面糊调味，给鸡块裹上面糊，准备热油锅，一块一块地炸，直至完成，注意不要同时炸太多块，以免油温下降。煨蔬菜：绿叶蔬菜切段，热水煮沸，放入蔬菜，放一些咸猪肉，调味，小火煨煮至蔬菜口感合适。玉米面包：烤箱预热，干湿原料在碗中混合，将混合物倒入烤盘，放入烤箱烤熟。这三种食物应当同时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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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起来，做这样一顿炸鸡、煨蔬菜、玉米面包，需要厨师使用一系列工具和技术：2把刀（一把切鸡，一把切蔬菜）；3种液体（白脱奶、水、油），加热不同的时间，至不同的温度，以完成不同的任务；至少5种烹饪用容器（用来浸泡、煮水、油炸、搅拌以及烘焙），各自的结构特征需适合不同的任务；以及一系列其他用具，作为手、臂的延伸来处理滚烫的食物并且文雅地将之端上餐桌。此外，厨师还需要评估每样食物是否已经烹制完毕，生的食材在制作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的性状改变，厨师要时刻监控，注意火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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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制作这么复杂的一顿饭，人类工作记忆的容量绝对超过了其他的动物。不过替黑猩猩说句公道话，钓白蚁大概并不是对黑猩猩工作记忆要求最高的饮食活动。黑猩猩（主要是雄性）会合作捕获猎物、与同类分享猎物，有时还会用肉食换来同雌性交配的机会。从工作记忆容量的角度来看，这一系列复杂的活动要比钓白蚁的难度大得多。确实，整个狩猎活动都可以不涉及工具的使用，但是黑猩猩的社会活动要远比它们的技术活动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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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祖先的工作记忆容量究竟何时才达到“现代”水平？这或许是一个仍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工作记忆演化的过程应当比确定一个时间标志更重要。（尽管在演化史的里程碑中，“像现代人一样思考”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毫无疑问，工作记忆这一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是怎样演化的，以及增强的智力带来了什么样的认知优势，使我们胜过了大猿和其他已经灭绝的人族动物。是什么样的自然选择力量强化并塑造了人类的工作记忆？食物烹调应当是最重要的力量之一。烹调活动复杂程度的不断增加，使我们的祖先变得更加灵活，更具适应性。饮食是社交网络的一个重要环节，亲友之间共享互惠，因此工作记忆必须能够同时处理技术、烹饪、社交这三方面的需求。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饮食活动（包括食物的烹饪和分配）都处在一个中心的位置上。可以确定，达成上述三个方面的目标对于生物层面和文化层面的演化成功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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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子，脑子，厨子：人类与食物的演化关系 关于未来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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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大步走进房间，却忘了自己打算做什么。但是忘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是某一段记忆吗？尚未做出的事情也可以被忘记吗？认知科学家们将这种记住未来要做某事的记忆称为前瞻记忆（prospective memory）。[50]人们抱怨自己记性不好时，往往说的就是前瞻记忆。此类遗忘通常会引起担忧，因为它容易被注意到。而人们不太注意的是，他们的前瞻记忆曾无数次地良好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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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记忆确实非常复杂，你要时刻在脑中记着未来要做某事，同时又不能让这段前瞻记忆干扰该做此事之前所有你需要做的事情。当计划一天要做哪些事情时，我们都擅长颠来倒去地安排这些前瞻记忆。有些人会把任务清单写下来，而大多数人脑中隐性的任务清单会帮助他们将前瞻记忆管理得井井有条。例如，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任务的进展与预期不符，导致排在它后面的任务被遗忘，这意味着我们脑中的任务清单被打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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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料想的，前瞻记忆涉及好几个脑部皮质区域。[51]一边规划近未来一边做其他事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额叶有损伤或者病变的人，在规划设想未来之时会遇到各种执行功能的问题，可能是灾难性的错误决策，也可能是神情恍惚心不在焉。后者指的就是前瞻记忆较差。额叶最前端（额极）的损伤与前瞻记忆缺陷有关，这一点已基本被功能神经成像研究确认。额极区域中并没有存储前瞻记忆，这个区域的重要性在于它能让人在执行另一项任务时保持注意。进行前瞻记忆任务时，皮质的其他区域也会被激活，形成一个平衡注意（attention）与意图（intention）这两种认知需求的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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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的获取和烹饪对前瞻记忆有很大的依赖。不管烹制什么食物，都需要计划制作步骤并且对烹饪过程的完成进度有一定的心理预期。如果用火烹饪的技术由来已久而且是人类演化的关键，就像理查德·兰厄姆假设的那样（在100万年前就已出现），那么它很可能是强化前瞻记忆的一种自然选择力量。[52]烹饪食物对人类祖先来说确实是有风险的，如果过度烹制，食物的营养价值就会衰减甚至完全被破坏，这样一来整个获取和烹饪食物的过程就是白费工夫了。曾做过烧烤的人都知道，从某个时间点开始，就要密切注意火候。但是俗话说“心急水不开”，如果干坐着，盯着锅等它烧开，这对我们的祖先而言可是一种少有的奢侈行为。因为在烹饪的时候总是有其他的事情值得注意——照顾孩子、提防野兽、与营火旁的同伴谈话分享信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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