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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性方面，你寻找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找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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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意味着你每天都要改变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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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菜要想真正具有创造性，必须是新颖的，同时也是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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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亚认为创造性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是斗牛犬餐厅烹饪风格的基石。这种风格需要（当地以及异乡的）传统菜肴的扎实基础，也需要透彻地掌握制作各种食物的核心技术。寻找新原料与用新方法处理旧原料（包括商业化食品和添加剂）是同样重要的。菜式和菜单都需经过重新配置。这里能够吸引客人的全部感官体验，甚至包括“第六感”——与客人的思想产生直接联系，唤醒他们的某段回忆或者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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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斗牛犬餐厅，创造力来源于五项原则：关联、灵感、改造、解构和极简。[4]关联是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它指的是用新的或者意想不到的方式将食物原料结合在一起。灵感则是其中最模糊的原则，阿德里亚说，一道菜的灵感可以来源于任何事物——从瞥见草地上的一朵鲜花，到欣赏一幅现代绘画。改造指的是通过调整菜肴的表现形式、替换原料甚至是改变其味觉印象（从甘甜到辛咸或者相反），从而使旧的菜肴焕然一新。解构可以是改造的一种特殊形式，一道菜肴的基本元素仍能呈现，但是却被重新排列甚至打散，同时仍与原来的模板有一定的关联。解构的过程也可以把烹制某道菜肴的原料转变成另一道菜肴。极简的含义正如人们所料，就是用尽可能少的原料制作出一道令人欲罢不能的菜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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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猕猴伊茉受限于它的智力，只能创造一些最简单的“食谱”。但是经过数百万年的认知演化，人类饮食的极简化已经是一种创造性的选择，而非不得已之举（至少在考究的米其林三星餐厅的后厨里是这样的）。人类是有创造力的物种。试比较一下人类的所作所为与其他动物的所作所为，不言而喻，我们是最具创造力的物种。但是涉及饮食和生活其他方面的创造力，在人类演化史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它只是一个副产品，一个意外出现的特性吗？它只是其他更基础的认知过程（例如问题解决能力、记忆、语言、注意）的一个附带结果吗？或者创造力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认知过程，一个因人而异并且在适当环境中可以好好培养的认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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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子，脑子，厨子：人类与食物的演化关系 创造力的演化有何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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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阿卡兹（Grant Achatz）是美国最伟大的厨师之一。2005年，他位于芝加哥的阿丽尼（Alinea）餐厅尚未开业，就已被誉为美食胜地，与托马斯·凯勒、费兰·阿德里亚的餐厅齐名。餐厅开业时阿卡兹才31岁，是美国烹饪界的青年天才，他是凯勒与阿德里亚的忠实信徒（他曾在凯勒的餐厅工作过四年，而将阿德里亚视为灵感来源）。阿卡兹的厨艺创造力依赖于技术和化学，这给人一种感觉，即他的烹饪风格更像阿德里亚而非凯勒。[5]但是阿卡兹在他的烹饪书《阿丽尼》（Alinea）中清楚地写道：“最好将他的厨艺看作是对凯勒风格的技术性拓展。”在评论家眼中，阿卡兹惊人的创造力和烹饪技巧是毋庸置疑的，他的餐厅受到了最高级别的赞誉。和凯勒、阿德里亚一样，阿卡兹出版了一本超大开本的图片丰富的烹饪书，其中介绍了他创造的菜肴、他的烹饪哲学以及他对创造过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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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兹的创造力绝不输给任何其他厨师，但是很明显，他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阿卡兹的个人创造力受到他人作品的强烈影响。他本人也承认，烹饪就和许多其他领域一样，变革是逐渐发生的，但是偶尔会出现一个重要的角色——一个埃斯科菲耶或者阿德里亚式的人物——带来范式的迅速转变。阿卡兹认为自己是阿德里亚创造力革命的受益者。阿卡兹与其他厨师都有着独特的个人背景，他们都在阿德里亚的激励下达到了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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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能从他人的艺术创造力中有所收获。我们喜爱品尝有创造力的厨师制作的菜肴，聆听伟大作曲家和歌曲作家的音乐，阅读有洞察力的作家写下的文字，欣赏有视觉想象力的艺术家创作的绘画和雕塑。从前，只有大型文明中的精英分子才有机会接触此类作品，但是现代的传媒文化使各种创意产品唾手可得，这是史无前例的。与此相比，在人类演化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创造性只有在面面相授时才显示出益处。从演化角度来看，这种背景下，个体创造力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传授他人如何用新的方法解决问题。当一项创新出现时，他人并不只是被动地享受其成果，而是会将这种创新整合进自己的生活中。如果其他日本猕猴只是被动地看着伊茉洗甘薯或者泡麦粒，那么它们是无法体会这其中的创造力的，只有当它们模仿伊茉的行为时，才能感受到创造力的益处。创新就是通过这样的社会化学习传播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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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演化悖论：包括猴、猿在内的灵长目动物，尤其是人类，都非常擅长学习他人的举动。在自然界或者传统情况中，当某个体创造了某物，其他个体可以随意复制其成果。因此我们通常认为，创造力几乎不能给个体带来生殖上的优势，所以从演化的层面来看，创造力很难在自然选择过程中直接胜出。格雷戈里·科克伦（Gregory Cochran）和亨利·哈彭丁（Henry Harpending）总结道：“创造力很少能给个体带来大的适应性优势，因为好点子会迅速被他人复制。这些复制者不用付出相关成本就能享受到其中的适应性优势。”[6]而在现代社会环境中，一个人的创意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收益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这种情况是最近才出现的，与以往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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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不必把创造力在人类演化史中的地位看得太过消极。当然，最高级别的创造性天才是很少出现的。专门研究创造力的专家迪安·基思·西蒙顿（Dean Keith Simonton）概括性地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人类演化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各个社会的人口规模都相对较小，而在这样级别的文明中很少出现创造性的天才。[7]他认为，高级创造力的表达需要具备一些前提条件，其中既有生理方面的也有社会方面的，而人口规模较小的文明无法满足这些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有一批智力与创造力都达到要求的个体；所有潜在的创造性天才都有机会施展他们的才华（例如，如果一个群体从社会层面排斥女性或者奴隶阶级，那么潜在的天才总数就会减少）；社会规则应当允许或者鼓励个体表达其创造力；个体有机会接受教育（基础知识和前人的发现等），学习如何才能具有创造力。西蒙顿认为，我们之所以觉得大规模的文明比小规模的传统社会更容易出现创造性的天才，主要是因为人口的增长。人口基数更大，那么潜在的创造性天才就更多，鼓励个体表达创造力的机会和机构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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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创造力并不总是属于天才或者艺术家。创造力也可以属于每一个普通人。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研究是如何定义创造力的？艾丽斯·弗莱厄蒂（Alice Flaherty）给出了一个答案：“创造性思想的定义很简单——它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既是有新意的，又是有用处的（或是有影响力的）。”[8]这一定义更接近猕猴伊茉的创造力而非斗牛犬餐厅的创造力，但在漫长的演化史中，这种简单的创造力更加具有重要意义。演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认为，日常的创造力在小范围的社会背景和性竞争中是能够给个体带来好处的。[9]例如，幽默感和其他形式的娱乐性才能，就属于这种更私人化但却具有潜在繁殖优势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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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与猿在面对技术和社交困难时，能够想到全新的、有效的解决之道，而人类将灵长目动物的这种基本能力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人类创造力优势的来源之一就是语言。黑猩猩或者猕猴的创新成果只能通过直接的观察来传播，这些创新行为储存在观察者的脑海之中，只有观察者在使用新技巧时也被其他成员再次观察到，这种创新才能被动地扩散出去。尽管一定程度上，这种传播方式已经很高效了，但是直接观察的方法对于创新行为的属性、数量和复杂程度都有很大的限制，会影响这些创新成为整个群体的公共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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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语言，人类就可以很方便地交流、保存个体的创意和创新成果。在人类演化史的某个时间点上，基于语言的社会文化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一种用于存储和分享创意的工具。其中某些创造性的方法也许在一代人中仅需要使用一次（例如，如何加工储存后备食物以度过持续的干旱期），但是一旦使用，就会对许多个体的生存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语言令创造性的思想得以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延续，它能彻底改变酝酿出这种创造力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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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茉的同伴通过观察它的做法而学会了洗甘薯、泡麦粒，这是一种模仿性的社会化学习。但是，苏珊·布莱克默（Susan Blackmore）和其他一些研究者认为，猕猴的上述模仿行为与人类的更为复杂的模仿行为存在根本的差异。[10]伊茉的同伴们不仅模仿了它的行为，也把伊茉与环境中特定对象的互动照搬了过来。人类也会模仿他人的行为，但是人类有能力将行为与对象、背景进行分离——一个人即便手中没有甘薯，也不身处海滩，但是他仍然有能力重复洗东西的行为。猕猴就没有这样的能力，黑猩猩也没有。如果黑猩猩爪中没有握着细树枝，身边也没有白蚁巢穴，那么它大概会觉得重复钓白蚁的动作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而人类就能轻易区分行为、对象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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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能力、复制多步骤复杂任务的能力，以及认知储存能力的扩充，这三者都是在灵长目动物的基本创新能力上发展起来的，又反过来将人类的创造力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科克伦和哈彭丁的论点仍然是站得住脚的，个体创造力的选择优势依旧是个问题。整个群体都能从个体的创造力中获益，这更加削弱了创造性个体的适应性优势。这或许意味着创造力的选择优势是群体层面的，而非个体层面的，这在演化生物学界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一个群体中创造性个体所占的比例不可能太高，更多时候是传统的保守主义在维持社会文化的良好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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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在许多层面上，创造力都处于一种平衡之中。所谓“天才与疯子只有一线之隔”就是对这种平衡性的极端反映。是沉迷于创造性表达还是维持传统做法，文化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什么时候需要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什么时候久经考验的老办法更有效？个体必须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并在其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只有创造性个体与非创造性个体数量有均衡的比例，人类社会才能发展到最佳状态。显然，个体的创造力倾向因人而异，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实现则是另一个问题，既与环境有关又与先天条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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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创造力的演化，考古学家能告诉我们什么呢？[11]自农业出现以来1万年间的考古记录中，充满了各种伟大文明或是近乎伟大文明的废墟与遗迹，以及人类在陆地上留下的其他印记。但除此之外，追溯到至少10万年前（相当于非洲的石器时代晚期和欧洲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可以看到人类经历了一次所谓的“创造大爆发”，并留下了许多实物证据，表现为石器、骨器以及洞穴内和峭壁上的壁画。这一系列新的工具以及象征性和具象派艺术作品都清楚地表明，完全现代化的人类已经出现了，他们有能力制造丰富的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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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向前追溯，考古记录中有创造性的实物证据就大大减少了。大约在600万年前，人类和黑猩猩的谱系就分道扬镳了。古人类的考古记录始于大约250万年前，是一些非常粗糙的石器。随着时间的推移，石器变得越来越精致复杂，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直立人使用的手斧的形态一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并不能说明在此时间段中，直立人的创造力、智力等没有发展，只是我们发现的该时期的手工艺品中没有出现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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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关注的不仅仅是发现了什么，发现的地点也相当重要。人类的创造力是我们的大猿亲戚不具备的，而最早的有据可考的人类创造力大约始于200万年前。就在这一时期，人属的早期成员开始走出非洲，进入旧世界的其他地方。这一扩张过程发展得非常迅速，在大约180万年前，人属就已经分布在欧亚大陆的许多地区了。我们知道现存的大猿都生活在热带雨林中或者附近。我们的祖先走出雨林时，其他的猿类并没有进行类似的迁移，这意味着早期人属能够更高效地解决新环境对他们提出的难题。对任何移居新环境的动物而言，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寻找食物，有时候此类迁移就是为了跟随食物（如人类跟随猎物一起迁移）。早期人类或许就是如此，因为他们的饮食习惯已经不同于大猿，而是更加依赖动物性食物，但是这不可能是人类扩张的全部原因。整体看来，我认为这一迁移过程是人类发展出超级杂食性的第一步（见第二章）。超级杂食性反映了我们祖先在不同环境中都能充分利用资源的能力，人类从行为上而非从生理上适应新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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