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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创造力的演化，考古学家能告诉我们什么呢？[11]自农业出现以来1万年间的考古记录中，充满了各种伟大文明或是近乎伟大文明的废墟与遗迹，以及人类在陆地上留下的其他印记。但除此之外，追溯到至少10万年前（相当于非洲的石器时代晚期和欧洲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可以看到人类经历了一次所谓的“创造大爆发”，并留下了许多实物证据，表现为石器、骨器以及洞穴内和峭壁上的壁画。这一系列新的工具以及象征性和具象派艺术作品都清楚地表明，完全现代化的人类已经出现了，他们有能力制造丰富的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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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向前追溯，考古记录中有创造性的实物证据就大大减少了。大约在600万年前，人类和黑猩猩的谱系就分道扬镳了。古人类的考古记录始于大约250万年前，是一些非常粗糙的石器。随着时间的推移，石器变得越来越精致复杂，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直立人使用的手斧的形态一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并不能说明在此时间段中，直立人的创造力、智力等没有发展，只是我们发现的该时期的手工艺品中没有出现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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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关注的不仅仅是发现了什么，发现的地点也相当重要。人类的创造力是我们的大猿亲戚不具备的，而最早的有据可考的人类创造力大约始于200万年前。就在这一时期，人属的早期成员开始走出非洲，进入旧世界的其他地方。这一扩张过程发展得非常迅速，在大约180万年前，人属就已经分布在欧亚大陆的许多地区了。我们知道现存的大猿都生活在热带雨林中或者附近。我们的祖先走出雨林时，其他的猿类并没有进行类似的迁移，这意味着早期人属能够更高效地解决新环境对他们提出的难题。对任何移居新环境的动物而言，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寻找食物，有时候此类迁移就是为了跟随食物（如人类跟随猎物一起迁移）。早期人类或许就是如此，因为他们的饮食习惯已经不同于大猿，而是更加依赖动物性食物，但是这不可能是人类扩张的全部原因。整体看来，我认为这一迁移过程是人类发展出超级杂食性的第一步（见第二章）。超级杂食性反映了我们祖先在不同环境中都能充分利用资源的能力，人类从行为上而非从生理上适应新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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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子，脑子，厨子：人类与食物的演化关系 [:170036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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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子，脑子，厨子：人类与食物的演化关系 创造力与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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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地理解创造力还是要从脑部开始。我们不仅要理解创造力的演化源头，还要理解为何有的人创造力强，有的人创造力弱，这就需要研究创造力背后的脑部结构与神经网络。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么做是对创造力问题的过分简单化，但是理解创造力的神经基础并不影响我们对它的欣赏。此外，需要牢记的是，鉴于人类头脑的可塑性，我们不应当认为创造力仅仅是天生的，在适当的环境中，创造力也可以培养。毫无疑问，有些人生来就具备成为创造性天才所需的全部认知能力，但是创造力并不仅仅属于天才。人类擅长解决问题，能想到一种新的、有效的问题解决之道总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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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们研究创造力已经几十年了。格雷厄姆·沃拉斯〔2〕于1926年提出了描述创造过程的基本模型。[12]与当时的许多心理学研究一样，沃拉斯的模型主要基于内省而非实验，但是该模型的影响力和持久性说明沃拉斯确实抓住了创造力的本质。沃拉斯将创造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准备（preparation），这一阶段发现并提出问题，创造性个体有意识地将其专业知识和问题解决能力汇集到这个问题上来；第二个阶段是孵化（incubation），这一阶段中头脑并不是有意识地“攻坚”，而是在潜意识中搜寻与该问题相关的信息，并且对其可用性进行评估（对美学创造来说，则是从各个或好或坏的想法中挑选出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第三个阶段是启示（illumination），这就是创造性思路从潜意识中浮现出来进入意识层面的“顿悟时刻”；最后一个阶段是验证（verification），启示阶段得到的想法雏形在这一阶段需要有意识地接受评估、修正和深化。整个过程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可以递归的，有时需要重新回到前几个阶段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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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过程的四阶段模型曾是非常有用的，许多年来它一直是心理学创造力研究领域的基本出发点。但是正如托德·鲁巴特（Todd Lubart）指出的，没有哪一个模型能够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创造活动。[13]当然也不存在一种能够描述脑部活动的“通用”创造力模型。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创造力的价值在于它体现了人类行为的灵活性。行为的灵活性并不是依赖于单一的、僵化的认知过程，而是依赖于各种认知过程的创造性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应对社会和生态环境中层出不穷的新难题。创造力的心理学基础是如此复杂，我们几乎可以确信，头脑中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创造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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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部疾病、损伤研究和现代神经成像研究为我们理解创造力与脑的关系提供了各种资源。有一种称为额颞叶退化（frontotemporal lobar degeneration，FLD）的脑部疾病吸引了神经科学家的注意。这种疾病表现为额叶和颞叶逐步萎缩，可能会导致阿尔茨海默症和其他认知问题。一般认为任何影响额叶功能的疾病都会损害创造力。但是某些研究者却发现了一些奇特的临床案例：FLD症状的出现伴随着艺术才能和创造力的提高。[14]原先对艺术没有兴趣的个体在患病之后成为画家。还有一名患者原本就是画家，患病后他的绘画技艺反而进步了，尽管完成整幅作品的能力在衰退。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FLD患者并不具有“多产的”创造力。[15]他们在标准化的创造力心理测试中表现得很差，这说明他们无法建设性地组织他们的思维，这也就是额叶功能有缺陷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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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D患者的“伪创造力”并不能证明他们的才华或创造力有提升，而更可能是额叶受损导致的去抑制（disinhibition）作用。例如，FLD患者对于性意象的使用和执念，可能会被他人主观地评价为创造力的提升，但其实这并不真的意味着有创造性。[16]从另一方面来看，增强的去抑制水平可能是创造力的一个重要人格特征。一个人之所以被认为是有创造力的，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愿意去挑战公认的行为方式，在那些不愿意改变现状的人面前展现自己的无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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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家艾丽斯·弗莱厄蒂提出了一个新的创造力模型，其中既融汇了神经成像研究和病变研究的解剖学成果，又囊括了药理学从神经化学角度对创造性思维的研究。[17]弗莱厄蒂的模型不仅试图解释绘画、音乐等艺术创造力，还希望能解释语言、科学、数学等其他领域的创造力。基于对一些FLD患者的研究，弗莱厄蒂认为，连接额叶和颞叶的一个神经网络对于创造性过程起到了尤其重要的作用。更具体地说，额叶和颞叶内部一些区域之间的互动正是创造性表达的调节器。颞叶缺陷能促进创造性想法的产生，有时这需要以牺牲创意的质量为代价，因为个体会处于狂躁状态。而额叶缺陷则会抑制创造性思维，因为前额叶皮质会参与到许多与创造力有关的认知过程中，如工作记忆、持续性注意、抽象能力以及策划能力。因此额叶和颞叶通过相互制约的神经通路来协同工作，产出既有新意又有实用性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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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颞叶退化使脑部的额叶和颞叶日益萎缩，最终导致阿尔茨海默症。与健康的脑部相比，FLD患者大脑的脑沟变宽。在一些症状不甚严重的病例中，FLD引起的去抑制作用会促进创造性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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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额颞叶神经网络，弗莱厄蒂还强调了另一个对创造性表达至关重要的脑部系统——边缘系统的多巴胺通路（与额叶有密切的联系）。创造性活动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有创造力的人对于感官刺激更为敏感，有更高的唤醒基线水平，并且表现出更强烈的目标导向行为。在弗莱厄蒂的模型中，多巴胺系统的活跃程度会影响创造力水平。前文讨论过，多巴胺能够调节追求奖赏的行为，包括审美的敏感性，例如欣赏漂亮的面孔和美妙的音乐。弗莱厄蒂认为，创造性动机也受到多巴胺系统的强烈影响，其证据主要来自药理学研究。增强多巴胺活跃度的药物（兴奋剂），如可卡因和左旋多巴，能够强化唤醒和目标导向行为。而多巴胺拮抗药物，如某些抗精神病药物，则会切断某些创造力所必需的神经连接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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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和对想法生成过程的内部监控，显然是创造力神经基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对脑解剖学和创造力关系的研究表明，脑部其他区域会随着个体创造力水平的高低而出现相应的变化。心理学家雷克斯·荣格（Rex Jung）及其同事研究了脑部各区域皮质厚度与个体在心理量表“创造性成就问卷”中得分之间的相关性。[18]他们发现，若干脑部区域的皮质厚度与个体在创造性及发散思维测试中的表现之间存在统计上的显著相关关系。这些区域在左右大脑半球均有分布，而且包括了额叶部分区域以及颞叶与枕叶/顶叶相连接的区域。这些研究有力地支持了前文提到的假说，即创造力并不依赖于脑部某个特定的区域或半球，而是依赖于一个分布在脑部各区域的神经网络。有趣的是，某些脑部区域的皮质厚度与创造力得分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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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解剖学研究也发现多巴胺系统对于创造性思维确实非常重要。创造性测试中的表现，与某些皮质下区域的灰质体积之间存在强烈的联系，这些富含多巴胺的皮质下区域包括黑质和其他额叶纹状体（frontostriatum）区域。此外，右脑背外侧前额叶皮质的部分区域与较好的创造力测试成绩之间也存在相关关系。[19]丘脑是通往大脑皮质的重要皮质下关口，研究发现，丘脑中某种多巴胺受体密度较低的个体，往往拥有较强的创造力（具体来说，是在发散思维测试中的得分较高）。[20]奥尔然·德曼萨诺（Örjan de Manzano）及其同事认为，该区域多巴胺活跃度的降低能减少抑制作用，增强皮质区域之间的信息交换。在健康的个体中，这种情况为强化创造力提供了生理基础，但是风险在于，这些多巴胺受体的密度与精神疾病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如果丘脑的抑制功能太过薄弱，皮质区域就会被过多的兴奋信号吞没，从而导致去抑制行为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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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力与脑解剖学方面，大众思维中流行着一个观点：右脑半球更具创造力，而左脑半球更具分析性。艾丽斯·弗莱厄蒂指出，这种观点从一开始就只是偏向于特定种类的创造力，例如视觉艺术方面的创造力。[21]这一观点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它最早出现于19世纪，当时的医学研究人员提出了一整套有关大脑半球左右对立的二元理论。[22]这套理论反映了西方思维中的一个古老主题，即认为人类的存在是二元对立面之间一种不稳定的妥协。据历史学家安妮·哈林顿（Anne Harrington）介绍，19世纪的神经学家开始探索人类的脑部与行为，他们用这种行为二元性的观念来解释解剖学上脑部的二元性。左侧大脑决定语言能力和左右利手性，这种支配地位被推演到其他领域。于是左侧被视为理性和意识的所在，而右侧则要承担起疯癫和无意识。左侧控制着男子气概、智力和意志力，而右侧反映了女性特质、激情/情绪以及本能。对于这些19世纪的医务人员来说，显然左脑是“好的”，左脑体现了这套二元理论中人性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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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于左右半脑具有不同能力的流行观点，非常容易地就被转移到创造力方面，尤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罗杰·斯佩里〔3〕进行了著名的裂脑（split-brain）研究之后。斯佩里及其同事研究了一些患有顽固性癫痫的患者，这些患者左右半脑之间的联系在手术中几乎被完全切断。这项开创性的研究是人们首次在可控条件下观察到左右半脑各自的不同功能。在诺贝尔奖演讲中，斯佩里总结了他们对右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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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右脑的特性在本质上都是非语言、非数学、非序列性的。它们主要是空间性、意象性的，在右脑中，一幅简单的图片或心理意象胜过千言万语。例证包括识别面孔、将图案嵌入更大的矩阵、从一小段圆弧来判断圆形的大小、辨识和回忆不属于任何类型的形状、在脑中进行空间转换、区分和弦中的音符、按照大小和形状给模块分类、从部分的集合中感知整体、直观知觉以及理解几何原理。这里强调的重点不是左右半脑之间的本质对立和互不相容，而是相互支持、相互补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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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斯佩里很小心地强调了左右半脑之间的互补关系。许多人读过斯佩里的报告之后立刻抓住了其中要义，认为右脑反映了人类更具艺术性尤其是视觉艺术性的一个侧面，这种情况正与左脑的分析理性相反。在大众文化中有这样一个倾向，即用19世纪的观念来解释斯佩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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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神经成像证据来支持右脑的创造力偏向吗？结构成像研究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点，但是功能神经成像研究却发现了创造过程中的一些右脑偏向。马克·荣格-比曼（Mark JungBeeman）及其同事开展了一项fMRI研究，在实验中他们不仅要求参与者解决一道词语谜题，还要求他们说明解题时是否用到了“洞察力”。[24]在这里，所谓的“洞察力”指的就是人们突然找到问题答案时经历的“顿悟时刻”。荣格-比曼发现，当参与者报告说使用了“洞察力”时，他们右脑颞叶某一区域的激活程度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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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颞叶的这一部分负责语义整合，将不同概念领域的信息（尤其是语言信息）联系起来。左右两侧颞叶都会参与此类任务，但是在被称为“语言半脑”的左脑中，语义整合过程更加纯粹、更加专注。右侧颞叶中的语义整合过程则更加粗略、更加薄弱，并且与左侧颞叶相比，可能涉及一些界限不甚明确的重叠神经处理领域。正因为右侧颞叶的这些特质，荣格-比曼等人才提出假设，认为右侧颞叶与“顿悟时刻”有关。语义整合过程粗略而薄弱，这意味着该过程发生在意识层面之下，但是从创造力的角度来看，重叠的处理区域或许能让信息之间的联系变得比左侧颞叶更容易。这些潜意识层面的联系旨在帮助解决问题，但是其实际处理过程直到顿悟的一瞬间才能被个体感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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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比曼的这项研究生动地说明，在大脑局部区域的特定任务中，存在着创造力偏向于右脑的不对称性。但是研究作者绝不是在说右脑是负责创造力的半脑。其实，该实验中的任务环境反而凸显了认知过程与创造力的复杂关系：处理语言相关任务一般被认为是左侧大脑的专长，但是实验发现右侧颞叶某区域的活跃程度增强了。其他一些研究则发现，在创造性任务中，大脑出现了两侧激活和非对称性激活的情况，一些研究认为创造力强的个体的两侧大脑整合程度更高，而不是更依赖于其中某一侧。[25]对大量功能性脑部研究的统计分析确实发现了创造性思维的右脑偏向。[26]这种偏向可能与抽象思维中右脑较高的活跃程度有关。当然，这绝不是说创造力是右脑独有的功能，也不是说创造力强的人更依赖于右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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