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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解渴清心，以品为上。茶滋于水，水籍乎器。茶汤无形，无器不盛。器，为茶之父，道由器传。由茶和器而入的茶道，是一门生活化的细致的艺术，茶席则是茶道有规则、有秩序的具体表现。《道德经》云“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讲得非常贴切。这里的“有”，是指具体的茶席，通过茶器，为我们构建一个舒适便利的品茗空间。“无”是指茶席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可以窥探传统之美的诗情画意的窗户，藉由茶席的画意、茶汤的色彩、茶汤的香气、茶汤的滋味、茶汤的气韵，让我们神态安然地平静下来，真切地用心去感受茶的“幽薄芳草天真气”，感受茶的“人生百味寓其中”，进而提高我们品饮的境界，以及中正淡和的审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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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席，是为品茗构建的一个人、茶、器、物、境的茶道美学空间，它以茶汤为灵魂，以茶具为主体，在特定的空间形态中，与其它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共同构成的具有独立主题，并有所表达的艺术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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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席，不是刻意地“摆”，是用心地去“布”。应天之时，载地之气，加以材美与工巧，藉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茶地融合沟通、协和相亲。器具之间，不是干枯地罗列展示，彼此有着生命的相生相惜，有着气韵流动的相互映照。茶席不是作秀，是为了让我们更美更风雅地去喝茶。茶席是实用且美着的艺术，二者不可孤立与分割。它首先是实用，其次才是美。茶席营造衍生出的美感，是为实用去服务的。日本的工艺大师柳宗悦说过：“随着使用，器皿之美与日俱增。弃之不用，器皿便会失去意义，美亦将不复存在，故而美是用的表现。”所以说，茶席是有思想、有表达、有诗情、有画意的茶道艺术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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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茶席是一个以茶为灵魂的茶道美学空间，那么这个空间里的所有载体与构件，都要服从和衬托于茶这个主体，而不能喧宾夺主。故明代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说：“知蓄书史，能亲笔砚，布景物有趣，种花木有方，名曰清致。”茶席的清致与美，与陈眉公所言又是何等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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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的品饮，又以汤色、滋味、香气和气韵为主，而感受这四个要素，必须依靠和调动我们的感觉和知觉，去细细体会与品味。“欲达茶道通玄境，除却静字无妙法。”静是中国茶道修习的必由途径，只有不断减少茶道空间里，影响眼、耳、鼻、舌、身、意的干扰因素和信息冲击，我们的身心才能变得松弛和沉静，我们的直觉和感觉，才会更加敏锐与精准。因此茶席的设计，力求简古通幽、质朴素雅。正如米开朗基罗所说：“美就是净化过剩的过程。”美丽与否，在于你如何剔除那些影响美丽的因素。这个观点，与德国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提出的“少即是多”的设计哲学，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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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身心的愉悦沉静与否，还与茶席平面的大小，泡茶人的坐姿，泡茶人在水平作业区域内的最大伸展能力，以及身心能够承受的负荷，茶席的色调，煮茶器、泡茶器、品茶器把持的舒适性，泡茶、分茶的逻辑秩序等因素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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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席窥美 [:170037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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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席窥美 茶席历史，繁简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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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席从唐的华丽奔放，到宋、元的沉静内敛，再到明代，茶席已经发展到精致隽永、精益求精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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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国茶的历史，虽不见茶席之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茶席的不曾存在。晋代文学家左思的《娇女诗》：“止为荼荈据，吹嘘对鼎立。脂腻漫白袖，烟熏染阿锡。”左思的两个女儿纨素和惠芳，吹火煮茶的生动可爱画面，跃然诗中。左思描写的是居家日常煮茶，这说明晋代的茶席，已经初具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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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约事春茶。”真正意义上的茶席出现，应该在陆羽的《茶经》问世前后，陆羽《茶经》的影响以及对茶席的规范，把唐人从茶的药用、羮饮时代，带入了品茶清饮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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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章《茶经》，七千余言中，陆羽详尽提出了茶汤的审美，如：“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若绿钱浮于水湄；又如菊英堕于樽俎之中”。在茶具方面，提出了“青瓷益茶”的理念。规范了茶席的形制，如“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座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因地制宜，灵活提出了茶席可繁可简的条件，如：“其煮器，若松间石上可坐，则具列废。”“若瞰泉临涧，则水方、涤方、漉水囊废。”等等。但在正式茶席上，一件也不允许省略，如：“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缺一，则茶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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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席、茶会里的挂画，最早起源于《茶经·十之图》的要求：“以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陈诸座隅，则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目击而存，于是《茶经》之始终备焉。”唐代的悬挂内容，主要是《茶经》的文字，或者是一些关于茶的知识；演变至宋代，挂画改以诗、词、字、画的卷轴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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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在《大观茶论》里提出了茶盏的审美：“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燠发茶采色也。”“用盏之大小，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盏惟热，则茶发立耐久。”宋代斗茶，以白为贵，故选择对比性强的黑色，来衬托茶的白色；壁厚的茶盏，保温性能好，故可使茶的香气保持久长。这些经验和观点，对于今天茶席器具的选择，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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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的饮茶环境和茶席的背景，已经开始注重竹林、松下、名山、清涧等宜茶的幽境，但宋代杜耒的《寒食》诗——“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却使一钩新月和梅花的疏影横斜，以剪影的清美蕴藉，首次映入了茶席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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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朱元璋废了团茶，唐代的煎茶和宋代的点茶，被简洁的瀹泡法取代。明末沈德符《野获编补遗》中说：“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与之相应，茶席的构架和器具，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人以更加开放自由的心态，崇尚清韵，追求意境，使得基本的泡茶方式与品饮茶具，逐渐趋于完善和成熟。明代茶人很有见地地提出了“茶壶以小为贵”，“茶杯适意者为佳”，茶瓯“其在今日，纯白为佳，兼贵于小”的优雅实用理念。人们并于庭院、竹荫、蕉石前，插花、煮水、烹茶、焚香，这都充分体现了明人饮茶更加注重空间的审美与趣味。在陈洪绶的《品茶图》中，煮茶器、泡茶器、品茶器具，已经明确地分开，茶的瀹泡法历历在目，静美规范的传统插花，已成为茶席不可或缺的点缀，甚是清雅风致。瓶中插花，盆中养蒲，虽是寻常的清供，却实关幽人的性情，若非得了趣味，何能生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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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廪的《茶解》云：“山堂夜坐，汲泉烹茗，至水火相战，俨听松涛，倾泻入杯，云光潋滟，此时幽趣，未易与俗人言者。”这段耳目一新的描述，在茶席中第一次让我们恍然听到了山堂的松涛与风声，感受到了明月松间照的静寂，看到了茶汤里的潋滟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