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374973
虽然这幅画上没有签名和日期，但对页上抄写的《资治通鉴》有关记载和随后的赞，为我们估计这件作品的时代提供了可靠线索。题写者的名字是陈世倌，在史书中有明确记载。他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中进士，正好是康熙赐给高士奇镜屏的同年，此后从“编修”迁至“侍读学士”。1721年父亲病故，他守制三年后于雍正二年（1724）服满回朝，任内阁学士、山东巡抚等职。《圣帝明王善端图》这套图册选择了自上古直到明代的贤君事迹加以题赞和图绘，明显是为皇帝参考之用。这一目的以及图册的庞大规模很符合陈世倌担任编修和侍读学士时的责任，也就是1721年之前。
1700374974
1700374975
康熙赐给高士奇的镜屏高五尺余，镜面来自西洋。这个记载引导我们查询欧洲镜子来华的有关记录。一项早期记录出于梁廷楠（1796—1861年）编的《粤道贡国说》，其中载康熙九年六月，“西洋国王阿丰肃遣陪臣奉表入贡方物”，贡品中包括“大玻璃镜”。(13)这里的问题是如上章中说到的，欧洲在康熙九年——即1670年——还没有发展出制作真正大型镜面的技术，此处所说的大镜指的可能只是容镜中之大者，而不是更晚文献中的“照身大镜”。这后一名称首见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一则外交记录：
1700374976
1700374977
荷兰国王耀汉连氏甘勃氏遣陪臣宾先吧芝，复奉表进贡。其略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乃是中国飞埃。异域之勺水蹄涔，原属天家滴露云云。”贡物大珊瑚珠一串、照身大镜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块、大哆绒十五疋、中哆绒十疋、织金大绒毯四领、乌羽缎四疋、绿倭缎一疋、新机哔叽缎八疋、中哔叽缎十二疋、织金花缎五疋、白色杂样细软布二百十九疋、文采细织布十五疋、大细布三十疋、白毛里布三十疋、大自鸣钟一座、大琉璃灯一圆、聚耀烛台一悬、琉璃盏异式五百八十一块、丁香三十担、冰片三十二斤、甜肉豆蔻四瓮、厢金小箱一只、内丁香油蔷薇花油檀香油桂花油各一罐、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支、厢金鸟铳二十把、厢金马铳二十把、精细马铳十把、彩色皮带二十佩、厢金马铳中用绣彩皮带十佩、精细马铳中用精细小马铳二十把、短小马铳二十把、精细鸟铳十把、厢金佩刀十把、起花佩刀二十把、厢金双利剑十把、双利阔剑十把、起花金单利剑六把、照星月水镜一执、江河照水镜二执、雕制夹板三只。(14)
1700374978
1700374979
由于这份文献对外国贡品的记录十分翔实，学者都承认它的纪实价值，其中的“照身大镜二面”说明这种物件至少在1686年就已进入中国宫廷。但这个简单的称谓并未透露大镜的式样。这个问题引导我们进而检阅雍正时期（1722—1735年）有关进口玻璃镜的更详细的记载。
1700374980
1700374981
§
1700374982
1700374983
1729年，雍正已经做了七年皇帝，一份从广州来的奏报被送到他的手里，报告者是刚刚上任的粤海关监督祖秉圭（1684—1740年），是雍正亲自指派管理广东海关、直接处理海外贸易的心腹官员。奏折中的几句话吸引了天子的注意——祖秉圭说自该年六月以来，“有英吉利、法兰西、荷兰等国洋船陆续已到八只……奴才敬备外洋方物六种恭缮另折，进呈玻璃镜今年无甚大者，奴才仅得一面，镜身宽二尺八寸、长四尺三寸，现在修整架坐齐备，即行恭进”。雍正看完后即刻批示：“再得大镜，不必另修架坐，无用也。”(15)
1700374984
1700374985
这份材料传达了若干方面的消息，对我们了解这种物件在当时的情况相当重要。首先是大镜的来源：我们由此可知到了18世纪上中叶，大玻璃镜仍是来自欧洲的舶来品，可能主要从法国进口。根据国际贸易史研究，执欧洲制镜业牛耳的法国从17世纪末快速建立了对华贸易。1698年可视为两国直接贸易的起始年：马赛商人让·儒尔丹（Jean Jourdan）在此年被耶稣会士说服，装备了安菲特里忒号商船于翌年开往广州，船上载有路易十四派出的第二批耶稣会士，并携带了大批镜子。随着这次始航的成功，其他法国船主也纷纷效仿，1719年成立的印度公司进而接管并垄断了法国在广州的商业活动。而其竞争对手——英国和荷兰——每年也都派出十几艘商船去中国。据当时人报道，1720年至1769年间——也就是祖秉圭收到大镜期间——有五十六艘法国船只在这一航道上行驶，总吨位达到四万一千吨。它们带往中国的主要是银圆、铅、珊瑚、金线、玻璃、镜子及加拿大洋参等，带回的货物则包括大量瓷器——在1760年以后每年超过三十万件，此外还有漆器、茶叶、原色棉布以及带有“中国风”装饰的出口器物。
1700374986
1700374987
祖秉圭所说“奴才敬备外洋方物六种”云云，说明他送往清宫的镜子及同时到来的其他西洋制品是由他个人收集、进献给皇帝的，而不是像有些文章说的是由朝廷购买的。档案材料也记载了贵族和高级官员向皇帝进献大镜，或朝廷通过抄家和没收得到大镜的其他例子（见下文）。由此推想中国皇帝获取欧洲镜子的方式可能与其他一些非西方君主有所不同。关于后者，路易十四在巴黎接见外国使节和大使的时候曾以镜子为礼物，带有相当的商业推销意味。因此在一次这类接见后，暹罗国王一下就订购了四百面圣戈班的镜子。(16)
1700374988
1700374989
回到祖秉圭的奏报，我们还可以推想这类大镜是以不装框或半装框的方式从欧洲舶来的。一个原因是在清代文献中，修整装好的镜屏一般以“架”作为数量词，而奏报中的这面镜子称为“面”，指的应是未装框的玻璃镜。作为证据之一，清宫档案记载雍正十一年（1733）“太监高玉，王常贵交大玻璃镜二面，各长六尺一寸，宽四尺三寸，大玻璃镜二面，各长五尺七寸，宽三尺七寸”，对此雍正下令将其制成“半出腿插屏”。(17)
1700374990
1700374991
我们不难理解这种交易和运输方式，因为镜子在当时欧洲的交易也主要是以镜片形式进行的。如上所说，大玻璃片从巴黎附近的玻璃工厂送到城里去镀锡，买者再根据使用环境进行装框和装配。据清宫档案，祖秉圭在近三年后又送往宫中“大玻璃片一块，长五尺、宽三尺四寸，随白羊绒夹套木板箱”，透露出运送大块玻璃或玻璃镜这些易碎物品的运输方式。(18)看来他确实是遵从了雍正皇帝的旨令，在1729年之后就把进口的大玻璃片和大玻璃镜直接送往朝廷，而不在广州自行装配。
1700374992
1700374993
但我们仍需要思考为什么雍正批示说再得大镜，不必在广州做框。一个可能性是这位皇帝急着要把难得的大镜运到北京，但更大的一个可能是他希望把这类镜子在宫中用于特殊用途，在广州做了框架也未必派得上用场，因此他在批示中说“无用也”。不经装配的大玻璃镜送到北京之后，自然是交给宫廷造办处处理，或为之作架或以特定方式安置在指定的宫室之中。我们进一步的问题因此是：清宫中使用大镜的方法和目的会是如何？如果做成镜屏的话，镜架的设计可能怎样？如果用在其他场合，又会是什么建筑环境，以什么装配方式？虽然上文中提出《唐玄宗照镜图》中描绘的镜屏可能反映了18世纪初期清宫中的一个样式（见图1.7），但这只是一个孤证，要想了解雍正时期清宫中大镜使用的方式，我们还需要收集更多的材料。
1700374994
1700374995
据笔者了解，故宫博物院从末代王朝接管的藏品中没有雍正款的大玻璃镜，更无法追溯1729年祖秉圭在广州装配大镜的去向。一个重要原因是历朝皇帝和有权势的皇妃对紫禁城内的宫室进行了不间断的改装和改修，而大型玻璃镜是当时的稀有之物，在这类装修中常被重新使用。经过乾隆对紫禁城和圆明园等宫苑半世纪以上的持续修建，原装的康熙、雍正朝的大镜也就很难寻到了。但对于了解穿衣镜在中国的历史，雍正朝无疑是一个关键时期，我们不能知难而退，而需要寻找各类文字和图像证据。在文字证据方面，一个主要的信息来源是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其中记录了雍正对在皇宫和园林中装置大镜的不少指令。遗憾的是这份档案没有提供雍正之前的信息，因为虽然造办处是康熙年间建立的，但是这个记载各项活计的档案——正名为《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只从雍正元年（1723）开始。把其中有关大镜的条目放在一起观察，我们可以了解到雍正朝使用镜子的几种方式。
1700374996
1700374997
第一种是仿照欧洲风尚，把镜子镶在墙壁上映照周围景色，以此延展室内的视觉空间。清宫档案在提到这类镜子时一般只称“大玻璃镜”或“大吊屏玻璃镜”，不用数量词“座”和“架”，这显示它们不作为单独物件被处理和清点。圆明园内的莲花馆在“对西瀑布处三间屋内”装了两面这样的大镜，“对西瀑布”一语显示出它们的方向是正对着室外的瀑布，应该可以映出水花腾跃的景象。其室内位置可能是对着门口的正壁，因此雍正要求在镜子两边再挂上一副对联，有如传统前厅的中堂。(19)从“大吊屏玻璃镜”的称谓看，这种镜子并不被嵌入墙内，而是装框以后“吊”或“挂”在墙上，其装置方式和隐含的概念因此接近于中国传统的挂屏和挂画。除了莲花馆中的两处之外，类似的“壁镜”也装饰着圆明园中的九洲清晏与洞天日月的多佳景屋。(20)前者是前湖与后湖之间的皇帝寝宫，后者属于圆明园四十景中的“武陵春色”，也是湖泊环绕之地（图1.8）。装置在这几处，壁镜的主要功能是映景而非照人，以镜像的视觉迷幻强化对“洞天”和“佳景”的想象。
1700374998
1700374999
1700375000
1700375001
1700375002
图1.8 圆明园宫苑名称地图
1700375003
1700375004
这使我们回想起上文讨论的欧洲壁镜的功用：从路易十四的镜厅开始（见图1.2），欧洲宫廷和贵族府邸中壁镜的最主要用途是通过映照门外和窗外的自然风景，打破室内外的建筑分隔，造成空间延伸的幻象。由于中国以往并没有这种传统，莲花馆等地朝向室外瀑布和其他景观安装大镜的方式应该是受了西方先例的启发。这种从欧洲来的启发在当时不但可能而且相当自然。早在雍正即位前三十余年，路易十四派来的一支科学团队已于1688年抵达中国首都并受到康熙皇帝的接见，其中的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年）和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年）留在宫廷中向康熙讲解西方科学技术。白晋还作为康熙的使者于1693年赴法国拜谒路易十四，之后携带法王回赠康熙的礼物乘商船返回北京，在这里一直生活到雍正八年。考虑到当时欧洲朝野上下的“镜子热”以及康熙、雍正对西方科技文化的兴趣，他们对凡尔赛宫这类宫廷景观一定会有所了解并加以模仿。作为这种影响的确切证据，康熙于1696年在北京建立了玻璃工厂，辖属于宫廷造办处。而雍正甚至让清宫画家为他绘制了装扮成路易十四模样的肖像和行乐图（图1.9，1.10，参见图1.1）。笔者曾著文讨论这两张雍正“变装像”（costume portraits）与欧洲盛行的“化装舞会”（masquerade ball）的关系，(21)在这里提出是由于这些画像最明确地表现了雍正对欧洲风尚的好奇，因而也解释了他对于新式大玻璃镜的深度兴趣。
1700375005
1700375006
1700375007
1700375008
1700375009
图1.9、图1.10 雍正扮装肖像和刺虎图。18世纪上叶，故宫博物院藏
1700375010
1700375011
这种兴趣引导他对玻璃镜的使用方式进行了种种实验和创新，把这种西方舶来品有机地融合到紫禁城的传统宫廷建筑里去。与湖泊环绕、景色宜人的圆明园不同，高墙之内的紫禁城自然将实验的场地集中到深邃的室内空间。以下是从造办处档案的一系列奏报和皇帝批示中透露出的一个室内装修工程，其核心是雍正决定在其办公和寝居所在养心殿安装一架特殊的“玻璃插屏镜”。(22)
1700375012
1700375013
这批档案的开始日期是雍正六年（1728）九月二十九日，那天雍正下旨说：“养心殿后殿东二间屋内西板墙对宝座处，安玻璃插屏镜一面。背面安一活板，若挡门时，将板拉出来。若不用时，推进去要藏严实。镜北边墙上安一表盘。”揣其设计意图，是希望在养心殿后殿东部的两个相邻房间中间设置一道活动的“镜门”，镜门正面对着皇帝的座位，背面暗藏有一道如同推拉门的活板，平时看不见，拉出来则可挡住通往隔壁屋子的门道。
1700375014
1700375015
在随后的两份档案中，我们读到造办处先是在当年十月十日呈上“玻璃插屏镜”的设计稿，获准制作后在十月十六日完成了带有“楠木边座”的屏风，通高七尺九寸（约2.46米），宽四尺二寸五分（约1.32米）。与之配合还制作了“随楠木边杉木挡糊假书画片挡门壁子一件，通高六尺四寸（约1.99米），宽四尺（约1.24米）”。从其尺寸看，比镜子略小的这面“挡门壁子”可能即为藏在镜后的推拉门，上面贴裱着“假书画片”，拉出来时如同墙上的一幅书画贴落，把后面的房间掩藏起来。但仅仅三天后雍正即对制成的镜门表示了相当的不满，于十月十九日下旨责备并提出十分具体的修改意见：
1700375016
1700375017
养心殿东二间屋内西板墙对宝座处新安得玻璃镜插屏甚蠢，尔着闲空拆出。将西二间屋内陈设的楠木架玻璃镜亦取出，将玻璃镜配硬木边安在东二间屋内，不必做牙子。背后安挡门画片，北边做一折叠书格。其拆下玻璃镜木架亦甚文雅，不必改做，或着郎世宁画一美人，或着画画人画何样画贴上，有陈设处陈设，钦此。
1700375018
1700375019
这份旨令所含的信息颇多，对此处和下文中的讨论都很有意义。首先一点是它透露出清宫对现有玻璃镜的改装以及镜子和绘画的关系：雍正要求把原来陈放在养心殿西二间屋内的“楠木架玻璃镜”的镜面卸下，换框用作东二间屋内的镜门，再把换下来的楠木架用来盛放绘画作品，特别提出让郎世宁画一幅美人图。此外这份文件处处体现出雍正对于装修细节的留意和熟悉，比如他所说的“牙子”指家具立木与横木交角处的装饰性构件，类似建筑中的“替木”。特别嘱咐造办处不要用在玻璃镜门上。
1700375020
1700375021
紧随皇帝的旨意，下一天十月二十日，郎中海望即“带领催总吴花子将养心殿东二间屋内新安的楠木架座玻璃镜插屏并书格壁子拆出，又将西二间屋内楠木架座玻璃镜插屏取出”。再两天之后，“郎中海望做得养心殿后殿东二间内插屏玻璃镜背后拉挡门壁子，并镜前折叠壁子上画画片书格小样一件呈览”。雍正似乎对这次的设计比较满意，但嘱咐说“书格上不要画古董，俱画书册页”。这意味着放在玻璃镜前的折叠壁子以及镜后的挡门壁子上的书格其实不是真的，而是画出来的。雍正特别嘱咐不要在上面画古董，而只画书籍和册页。
1700375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