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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紫禁城倦勤斋中的“半出腿”玻璃镜插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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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谈到的壁镜、挂镜、镜门和半出腿镜屏之外，雍正还别出心裁，把镜子安置在坐卧之处。如雍正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的造办处档案说到“松竹梅玻璃镜前放坐褥处”，(25)同年十月二十五日又“将二面镜子安在东暖阁仙楼下羊皮帐内，南面安一面，北面安一面”。(26)这些镜子虽然形式和位置不同，但从其与建筑环境的关系来说大都属于“壁镜”范畴，是附着在墙面或家具等准建筑机构上的部件。纵观雍正的这一系列玻璃镜，它们显示出与欧洲壁镜传统不同程度的联系，以映照室外风光的“大玻璃镜”最接近于当时欧洲的镜子审美习惯，半出腿镜屏则与中国家具传统进行了更为明显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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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清宫档案中记载的最后一类镜子反映了大镜在概念上和实际运用上的一个更大的创新，因为这种镜子不再附着于墙面或床榻，因此不再属于“壁镜”的范畴而成为可移动的独立家具。在造办处档案中这类屏风使用的量词经常是“座”或“架”，意味着是独立放置在地上的；而吊挂的玻璃镜和半出腿玻璃镜则被称为“面”，指涉它们挂在或靠在墙面上的状态。根据上文的讨论，独立的玻璃大镜应该在康熙时期就已产生，被称作“镜屏”，到雍正时期进而成为清宫家具中的重要一类，被称作“玻璃镜插屏”或“玻璃插屏”。究其流行的原因，应该是这种家具既延续了传统的中国屏风又将其和最新的西洋技术结合，因此得到清代皇帝的特殊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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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屏”是传统屏风之一种，指任何竖长的单扇屏风。“插”的原义是在屏座中插入或镶入以大理石﹑彩绘瓷版、织锦或图画制成的装饰板。小者可放在案头观赏，大者则立在室内或穿堂里起到阻隔视线和背景装潢的作用。这类屏风很早就成为一种流行的室内家具，在不同版本的《韩熙载夜宴图》和其他绘画中经常出现（图1.13，1.14）。康熙皇帝的一幅早年肖像显示出这位年轻皇帝坐在一扇大插屏前准备写作，屏上画着象征帝王尊严的飞龙（图1.15）。本书“楔子”中所举的一些例子也显示了在漫长的中国文化传统中，立在地上的屏风——不管是汉代海昏侯的“衣镜”（见图I.12）还是明代《牡丹亭》插图中的“秦朝照胆镜”（见图I.17）——一直与现实或想象中的大镜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当西洋的大玻璃镜传入中国后，它与插屏的结合因此极其自然。以目前设在故宫乾清宫明间内的一对镜屏为例（图1.16），其高度及龙纹装饰均与图1.15《康熙写字像》中的屏风极为相似，仅是以一面高280厘米（清尺约八尺七寸）的镜心取代了屏心的绘画。这种大插屏在清宫中遂成定制，直到清代末年持续制作和使用。一个有意思的证据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载湉大婚典礼全图册》，对光绪皇帝1889年的大婚典礼进行了细致的记录。其中“皇后妆奁图”册里描绘的场景是一个浩大的礼仪行列，正在内务府官吏的监督下把“妆奁”中的两架镜屏送入紫禁城中的太和门内（图1.17）。第一面镜子上的榜题写着“紫檀雕花洋玻璃大插屏镜成对”，明确给出了这种物品的名称、木料和镜面来源。值得注意的是这对镜屏的尺寸很可能被夸大了（图1.18）：从与周围人物的比例看，它们的高度达到四米半左右，镜心也有三米多，比乾清宫中的镜屏还要高大。很可能画家为了强调这两面镜子的贵重而做了这种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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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单扇屏风。12世纪摹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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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唐寅摹《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单扇屏风。16世纪，重庆三峡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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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康熙写字像》。17世纪，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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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紫禁城乾清宫内的镜屏。清代，小川一真摄于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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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 庆宽等，《载湉大婚典礼全图册》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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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8 光绪大婚皇后妆奁中的玻璃镜插屏，图1.17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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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办处档案中关于这种镜屏的最早记载来自“木作”档，在雍正元年（1723）条下记载怡亲王于九月五日交给造办处四座大小不一的玻璃镜插屏，其中包括“紫檀木边玻璃插屏一座（镜高六尺三寸，宽三尺四寸，通高八尺），(27)紫檀木边玻璃插屏一座（镜高五尺一寸，宽三尺五寸，通高六尺四寸，宽四尺三寸），紫檀木边玻璃插屏一座（镜高五尺，宽三尺五寸，通高六尺三寸，宽四尺三寸），花梨木边玻璃插屏一座（镜高一尺六寸五分，宽一尺三寸五分，通高三尺五分，宽一尺九寸五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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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亲王胤祥是康熙的第十三个儿子，在皇亲中与雍正帝胤禛的关系最为亲密，在后者即位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协助作用。雍正登基之后他被封为总理事务大臣、怡亲王，处理康熙、孝恭丧事，总管会考府、造办处、户部三库、户部，参与西北军事的运筹，协助雍正处理年、隆、阿、塞等大案，办理外国传教士事务等，成为宫廷中的第一权臣。他一次交付给皇帝如此众多、硕大而昂贵的镜屏——最大一件的镜心竟然超过两米高——显然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因此同年十月初八日档案再次提到这最大的一件被“收拾完，怡亲王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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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档案还透露出其他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一是虽然记载的物件被称作是“玻璃插屏”，但由于每件下面注明了镜心尺寸，我们可知此档案和其他地方所说的“玻璃插屏”实际上是“玻璃镜插屏”的简称。另一信息是虽然大型镜屏在当时肯定仍然极为珍贵，但在1720年代的中国也非仅有皇帝才有。怡亲王这样的权臣能够一下进献几面，其他贵族和大臣也可能拥有这种物件。如下节将提到的当过康熙御前侍卫、养心殿总监造的赵昌，于雍正五年（1727）被抄家时搜出了“玻璃镜大小十三”。(29)最后，关于清宫中镜屏的尺寸，造办处档案记载的最大镜屏是怡亲王进献的通高2.5米、镜心高2米的一件，于1725年从宫中移置到圆明园。(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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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大型玻璃镜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传到中国后立刻获得清代皇帝的青睐，被用到宫廷中的各种场合并赋予新的名称。以上引证的清宫档案显示雍正皇帝亲自参与宫室装潢，有时以镜屏为枢纽考虑整体空间布置，他的榜样进而被乾隆皇帝发扬光大（详情见下节）。有别于“容镜”——这是清宫档案对小型梳妆镜的标准称呼，新式的大型镜子被称为“玻璃大镜”“玻璃插屏”“玻璃镜插屏”“玻璃插屏镜”“架子玻璃镜挂屏”“半出腿玻璃镜”“半出腿玻璃插屏”等。这些名称不断指出大镜和“屏”的密切关系，这个意义是欧洲玻璃镜原来没有的，但在中国则成了这种物件之“身份”的主要能指（signifier）。这也意味着：虽然大型玻璃镜面是从欧洲输入的，但作为“物件”的镜屏则是中西互动在本土文化环境中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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