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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就带他走吧。”希尔比先生说。女奴抱起孩子，匆匆忙忙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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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真是好货色，”奴隶贩子向希尔比称赞道，“随便你什么时间将这个女人送到奥尔良，都会赚一大笔钱。我见过有个人花一千多块买了一个女奴，但那女奴的姿色可是不能和这个女人相媲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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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奴隶贩子提出购买艾莉查，虽然没有达到企图，但说服了希尔比把艾莉查的五岁儿子买给他。艾莉查无意听到这番对话后决定带着儿子逃走，在逃亡途中遇见比她先一步出走的丈夫哈里斯。二人长途跋涉，前往已经废除奴隶制的加拿大，但却被一个追踪逃亡奴隶的“猎奴人”盯上并诱捕。哈里斯被迫枪击猎奴人，但艾莉查说服丈夫将其送到附近的贵格会治疗。一家人最后移居到了加拿大，从那里又经过法国去到利比里亚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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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查和丽贝卡的姥姥的经历有不少相同之处：同是黑白混血，她们的孩子也随时面临被贩卖的危险。这种情况在18世纪的北美绝不特殊，实际上白人奴隶主对女性奴隶的性剥削是如此频繁，以至成了一种常规现象。根据1869年的一项人口普查，新近解放的四百万“自由奴”中的百分之十是混血。(9)这个四十万人的巨大数字主要出现在奴隶制存在最久的南方，他们成为废奴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对象，也成为文学描写和新闻报道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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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汤姆叔叔的小屋》之外，当时的其他一些文学作品，包括报道文学和小说，都以这类混血奴隶为中心人物。后者的一个代表是玛丽·海登·派克（Mary Hayden Pike，1824—1908年）发表于1854年的畅销书《艾达·梅：一个现实和可能的故事》（Ida May: A Story of Things Actual and Possible）。这本书受到《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启发，但带有更多的想象成分。小说的主人公艾达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是个百分之百的白人女孩。她被奴隶贩子绑架，染成棕黑色贩卖到南方。残酷的折磨使她失去对过去的记忆，直至五年后她忽然想起以前的一切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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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类小说性的叙事有别，艾伦·克拉夫特（Ellen Craft，1826—1891年)的《跋涉千里寻自由》（Running a Thousand Miles for Freedom，1860）是一部自传体作品。作者在开始处介绍了自己出生于南方的身世——父亲是佐治亚州最富裕的种植园主之一，母亲是他豢养的奴隶和性对象。虽然自己的长相与父亲的合法女儿没有两样，但她被认为是有色人种，在庄园中的身份是奴隶。她在十一岁时被当作可以被转让的财产，随父亲的一个“白女儿”陪嫁到另一庄园，充当后者的奴仆。十年之后她在那里爱上了一个名叫威廉·卡拉夫特（William Craft）的木工黑奴，二人决定出走，于1848年底开始了以后使他们变得非常有名的逃亡之旅：化妆成白人主子和黑人仆从，他们乘火车去到北方的费城，在那里得到自由并成为废奴运动的积极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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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52年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到1854年的《艾达·梅》再到1860年的《跋涉千里寻自由》，这些作品构成了一个持续的“废奴文学”传统，与不断高涨的政治废奴运动相互促进。放在这个上下文中看，“白奴女孩”丽贝卡和另外七个刚被解放的南方奴隶于1863和1864年被送到纽约和费城巡游和展示，以及为他们制作的照片和宣传品，明显服务于同一政治目的。但这个事件的导演和宣传也反映了当时废奴运动中出现的一个紧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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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美国于1776年正式独立之后，北方各州在1804年前完成了废除奴隶制的进程。国会进而在1807年通过了禁止进口奴隶的法案，翌年开始施行。但是废奴运动在南方却进展不大，造成南北方在国会内势均力敌的对立。当反对蓄奴的呼声在北方不断高涨时，南方却坚持保留奴隶制度，成为导致南北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亚伯拉罕·林肯于1861年3月被选为总统后强力支持废除奴隶制，并在南北战争中发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生效于1863年1月1日的第二部分宣布脱离南方联邦十州的所有奴隶“现在和今后永远获得自由”，朝着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奴隶制迈出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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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如一些美国历史学者指出的，即使是在废奴运动基地的北方，也还有相当多的人——特别是工人阶层的白人——反对废奴主义和对南方的用兵。其原因既包括种族歧视也包括经济利益：他们不愿拿自己或家人的生命去为解救南方黑奴冒险，也担心获得自由的奴隶会抢走他们的工作。这种心理上和实际上的抵制终于在1863年7月演化成大规模暴力冲突，即“纽约征兵暴动”：以爱尔兰裔工人为主的大群白人聚在一起攻打纽约市的政府征兵场所，破坏黑人拥有的商店，甚至对黑人业主施加暴刑。当暴动在四天后被平息时已有五十栋建筑被焚，两千多人受伤，一百二十多人死去——包括五名被私刑绞死的黑人。政府对暴动的平息并没有消除群众在心理上的抵制：暴乱之后被征兵的七十五万人中只有四万五千人是自愿报名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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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这个时刻，丽贝卡和她的同伴们被挑选出来，从被解放的新奥尔良送到纽约和费城巡游和展示。从这个活动的时间点看，它明显是废奴主义者为应付时局的挑战而组织的一场宣传活动。但与以往政治宣传不同的是，这个活动使用了新近发展起来的摄影技术和公共媒材，使公众能够目睹这些新近获得自由的南方奴隶，包括一些儿童，从而引起他们的同情心，激起他们对废奴运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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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中的八名自由奴隶明显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从《哈珀周刊》1864年1月发表的版画复制品看（见图3.19），八人中包括了四个黑奴和四个“白奴”（white slaves）；一半对一半的比例肯定不是偶然的。隐含在这个选择中的含义，如果用文字表达出来的话，是废奴的目的在于拯救所有沦为奴隶的“人”，既包括黑奴也包括和白人长相相同的“白奴”；奴隶制的罪恶不但是把黑人不当人看，而且也在于它对白人本身的威胁；废奴运动因此不但意在建立种族之间的平等，更重要的是建立广义上的人性平等。正是由于这个基本信念，为这八个人拍摄的若干张照片把这些获得自由的黑奴和“白奴”聚在一起，如同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哈珀周刊》复制的那张集体照已是如此（图3.20），另外两幅照片中的一张显示黑人女子玛丽·约翰逊（Mary Johnson）——她原来是新奥尔良一个种植园中的黑奴厨子——带领着八岁的黑孩子伊萨克·怀特（Isaac White）和九岁的白皮肤奥古斯塔·包捷（Augusta Boujey）（图3.21）；另一张表现坐在椅子上的六十岁的前黑奴威尔逊·钦（Wilson Chinn）——他的前额上烙着奴隶主的姓名缩写——被三个白奴孩子环绕，分别是十一岁的丽贝卡、八岁的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七岁的罗西娜·唐斯（Rosina Downs）（图3.22）。这第二张照片的下面写着“学习就是财富”（Learning is wealth），一方面点出照片的主题——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本书，或在阅读或沉思默想；另一方面也在表彰废奴主义的成就——通过解放这些奴隶并提供给他们学习的计划，北方联邦赋予这些曾经是奴隶的大人和孩子以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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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 查尔斯·帕克森，《解放了的奴隶》。黑白照片，1863—18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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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M.H.金博尔，《白奴与黑奴》。黑白照片，1863—18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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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查尔斯·帕克森，《学习就是财富》。黑白照片，1863—18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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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种普遍人道主义的理念之下，1863—1864年的这个宣传活动仍然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最清晰地反映在对白奴儿童的侧重和对他们的摄影表现。这些孩子占了八个人的一半；而黑奴中只有一个未成年人。在《哈珀周刊》刊登的来信中，这些白孩子的人种特征被反复强调：丽贝卡·胡哥“从所有方面看完全是个白种人。她的肤色、头发和其他特征没有丝毫黑人血统的踪迹”；罗西娜·唐斯是个“不到六岁的漂亮女孩，生着白皙的皮肤和丝质的头发”，“有一个和她一样白的姐妹和三个比较黑的兄弟”；奥古斯塔·包捷的“妈妈几乎和她完全一样白，现在仍被她的同父异母兄弟拥有”；查理斯·泰勒的“肤色非常白皙，生着淡色的丝一样的头发……但这个白男孩告诉我们，他和他的母亲两次被作为奴隶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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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描述的预想读者，很明显是那些对废奴运动不够关心或尚有疑虑的北部白人，包括刚刚发生不久的“纽约征兵暴动”的参与者、同情者和旁观者。它们传递的信息是：你看，这是你的同类，虽然他们现在获得了自由，但还有很多同样的白奴孩子处于南方奴隶主的奴役之下，被当作物件转售甚至被作为泄欲的工具。与文字相比，照片更有力地传递了这一信息，因为它们用视觉形象把这些白奴儿童呈现在读者眼前，使他们亲眼看到这些孩子的“白皙”皮肤和“丝一样”的头发——这些照片让他们联想起自己的孩子，从而激起他们的恻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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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照片的创意和设计明显体现出这种宣传意图：除了几幅黑白奴隶的合影之外，白奴儿童被频繁表现为中产阶级家庭子女或模仿北方城市居民的“小大人”。以丽贝卡的其他几幅单人肖像为例，其中一幅把她表现为一个虔诚教徒，正在跪拜祈祷（图3.23）；一幅给她穿上休闲仕女服装，正在影楼中布置出的田野中休憩（图3.24）；一幅中她半跪在星条旗前，双手合在胸前对北方联邦效忠（图3.25）。由此，当我们转回到本节开始处介绍的两张穿衣镜肖像时（见图3.17，3.18），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图像的含义：它们模仿的是当时美国富裕白人女子钟爱的一种自我形象，由穿衣镜映出的双身更强调出她们的自我意识。把这种形象附加在刚获得自由的一个白奴女孩身上，这些摄影作品引导它们的预想观众与南方奴隶发生认同，从而同情和支持正在进行中的废奴运动。但由于这种认同仍然基于相同或相似的人种特征，它们对废奴运动的策略性推动同时也背叛了这个运动的泛人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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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 M. H.金博尔，《祈祷的丽贝卡》。黑白卡片照，1863—18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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