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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8 德贞，《英法联军焚毁后的清漪园》。黑白照片，19世纪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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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行医之余，用中文编写和出版《脱影奇观》一书的原因（图3.39）。此书于1873年以木板刻印在北京刊行，虽说是“译出华文”，但并没有说明译自何书。更大的一个可能是他采集西方对摄影的介绍，益以自己的心得编成此书。全书四册线装，内容分理学、艺术、法则三部分，卷首的《脱影源流史传》介绍了摄影术在欧洲的发明经过。书中刻印了当时西洋流行使用的各种照相器材的样式（图3.40），介绍了拍摄和冲洗照片的方法，卷末并附录上文说到的“镜影灯说”。当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完颜崇厚在为此书写的弁言中称赞其“详载光学化学誌理，并聚光用药之法，明白晓畅，开数十年不传之秘”。(32)最后一句意味这是详细介绍摄影原理和方法的第一本中文书，向他和其他中国读者揭开了这个西洋奇技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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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9 德贞《脱影奇观》封面，1873年于北京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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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0 德贞《脱影奇观》中的照相器材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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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贞对“穿衣镜模式”的介绍出现于该书中卷关于摄影艺术的部分。他在小标题“照镜影之法”下写道：“若照影时，背后置一大穿衣镜，其人影照出，而前后俱见。又有照其人影于穿衣镜中，盖镜中之影左衽，返照于聚影匣中而影则正。”(33)（图3.41）细按文意，他在此处介绍的实际上是两种拍照镜影的方法，但都使用了“大穿衣镜”。一种是利用穿衣镜拍照出人的前后两面，另一种是只拍摄镜子中的影像。后者的奇妙之处是镜子里面的倒转映像，在照相机（即聚影匣）的取景器中又被转为正像。穿衣镜和照相机因此又一次被联系在一起，这次在于二者都能够把形象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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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1 德贞《脱影奇观》中的“照镜影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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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贞无疑在来中国之前就见过这类穿衣镜照片。我们无法知道他是否在中国将其付诸实践，或者《脱影奇观》的读者中是否有人曾尝试制作这类照片。但这份文献清楚地说明，使用穿衣镜拍摄肖像的方法在1870年代就已经传到中国，而这个技术和艺术的传递是随着宗教和科学的传布到达东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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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5月26日的上海《新闻报》上登出一则题为《照像新法》的广告：“小号耀华新法照像，能见人之前后左右全体，赐顾者请尝试之。拋球场东首亨达利对门耀华启。”（图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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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2 耀华照相馆《照像新法》广告，上海《新闻报》，1897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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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短短的广告对我们了解穿衣镜摄影模式在全球的流布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相当可靠地敲定了这种模式在中国出现和流行的时间。在此之前，虽然像德贞这样的旅华西方摄影家知道这种摄影方式的存在并以文字将其介绍给中国读者，但是他们并没有留下使用穿衣镜拍摄的照片；而当商业影楼自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出现之后，在很长时间内也没有引入这种肖像模式。这就是为什么耀华照相馆在1897年刊登这个广告时，把“见人之前后左右全体”的穿衣镜肖像说成是“新法”的原因。沿着这个线索，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照相馆的一些典型作品进行分析。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耀华照相馆是上海商业摄影的“四大天王”之一，极为自觉地争取和巩固其作为界内时尚领袖的地位，我们可以由这些照片进而思考穿衣镜肖像代表了什么意义上的“新”，它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的视觉文化又有何种更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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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期数以百计的上海影楼中，耀华照相馆最自觉地以各种“新法”吸引顾客，也最明确地追求中西合璧的肖像风格。这个照相馆坐落在上海最繁华的大马路上（即今日南京路），在上海人用作地标的亨达利钟表行的斜对门。(34)图3.43中的历史照片摄于1895年前后，显示影楼位于一幢西式双层建筑中，门口两旁橱窗里展示着用于招徕顾客的产品，门上方的英文招牌写着“Sze Yuen Ming Photographer”。“Sze Yuen Ming”是照相馆创始人施雨明（1861—1935年）——更多时候被称作施德之——的广东话发音，也是耀华的英文名字。施德之是个出生在香港的中英混血，英文名字是Star Talbot。虽然出身贫寒——他的父亲是个英国水手，母亲是个福建女子，但当他闯荡到上海，娶了花旗银行伦敦分行首任经理奥古斯都·怀特（Augustus J. White）的孙女之后，为自己找到了经济后台和社会资源，于1891年购得沙为地照相馆（H. Salzwedel & Co.）的全部设备，之后将其改名为“耀华”——或“Sze Yuen Ming Photograp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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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3 19世纪末期上海南京路上的耀华照相馆。仝冰雪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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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竞争激烈的上海商业摄影界脱颖而出，施德之采用了最有效的现代商业策略，在报刊上大量刊登广告。从1893年1月30日开业之前，他几乎每天在上海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申报》上登出广告，持续了半年以上。首则广告题为《请照新相》，宣告耀华“不独照像之法与别不同，更兼机器最新最灵”（《申报》1892年1月27日）。同年7月13日登出的广告冠以《中国头等照相店价廉物美》的标题，对其业务范围和经营取向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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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号地方之清洁，配景之多，无出其右。一切照相放大机器药料，俱购诸外洋有名大厂，非区区可比。大小各像可照在五金、木器、瓷器、象牙，及一切绸布。价均从廉，放大可放长至一丈四尺，阔八尺。写油相、水相、铅笔相，无不尽善尽美。自开张迄今，凡中西诸尊赐顾者无不称美小号。所以不惜工本，价从极廉，但期久远，非图射利。赐顾者不可不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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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广告的核心概念可以总结为耀华的现代性和国际性：它不但在清洁卫生与器材设备上在上海影楼中“无出其右”，而且照相器材和药品也均购于西洋著名厂家，其客户来源华夷兼顾。沿着这个方向，施德之通过各种渠道强调耀华与中西两方的联系：赴英参加爱德华七世加冕典礼的载振亲王于临行前被请到这里拍照；慈禧太后的“御容小像”在此代销；巴黎举行的首届世界博览会颁给它奖状——这些都成了这家由“德国著名光学师所造”的照相馆的社会资源。与此同时，施德之在广告中不断推出各种摄影新法，包括“立等可取”的快照、“既泰西航海新来者亦称罕见”的超大肖像、“古装、泰西、日本、满汉男女衣服”的化妆照、甚至是“新到狮子、虎、豹、大鹿、大洋狗等兽，以佐照像之用”。称为“全体像”的穿衣镜照片即为这些新法中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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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全体像”的对象主要是女性——如本书下章将谈到的，目前所知摄于1912年以前的穿衣镜照片都是女性肖像，而1912年出现的一组男性穿衣镜肖像则是缘于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这个女性顾客群体中应当包括上海的名媛和富家小姐——特别是施德之为了吸引这类顾客还在1905年开办了由其长女主持的耀华西号，“专拍女照，以便闺阁”。但目前能够断定身份的淑女穿衣镜照片相当罕见，一个原因可能是这种私人照片没有被留存下来，另一个原因是上海的商业影楼一再“庄严承诺”不公开发行女子私照。如宝记照相馆在开张之日登报宣告“闺眷影片，永不零售”，耀华照相馆也在广告中声称“倘有闺秀妇女不便出外拍照者，尽可相邀到府，玻璃底送还”（《申报》1894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