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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7 耀华出产的穿衣镜前美女明信片。20世纪初期，仝冰雪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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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镜子在上海妓女圈里肯定十分受欢迎——1913年出版的《海上惊鸿影》中至少有五位上海名妓女的照片都是在这架镜屏前拍的。而且，由于使用这架特殊穿衣镜拍照的相片不仅显示前后两个角度，它们更符合耀华在1897年5月26日《新闻报》上宣传的“能见人之前后左右全体”的新法，很可能这则广告指的就是这种特殊的穿衣镜照片。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的，一是图3.46中的照片着色典雅，相片下面带有金地红字的影楼名称，富丽堂皇的效果很不一般。根据耀华的广告，这个照相馆曾特地聘请旅美多年的著名画师朱毓珊给相片着色，朱离开后又请了一位从维也纳回来的画师相助。(37)此幅照片的着色或出于二人之一。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此幅和其他“海上花”照片中的女人小脚常以画笔绘成，以强调其“三寸金莲”的纤小（见图3.4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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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此浮现出来：如果说对于购买这类照片的外国人来说，镜前的美女充满东方情调，镜中的映像更加强了她的异国色彩，那么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影楼出品的这种时装美女图像以及其他类型的穿衣镜肖像，又会含有何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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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应该有多种，由照片中人物的衣着打扮、布景陈设，以及当时的文学写作透露出来。第一种意义是对西方的想象，最明确地外化为照片背景中的欧式厅堂和家具，穿衣镜是这个环境的组成部分（见图3.44，3.45）。玻璃穿衣镜作为“西方”象征的意义可说是源远流长，从清代初年起就已如此（参看本书第二章中的讨论），在19世纪的流行文化中被进一步确定。如《申报》1872年5月18日登出一首《滬北竹枝词》唱道：“镶金大镜挂房间，照见檀郎日往还。更设西洋藤睡椅，尽堪乘兴到巫山。”这类竹枝词主要描写妓院场景，因此和上面讨论的“镜前美人”照片有着内在联系。有意思的是词中将“镶金大镜”和“西洋藤睡椅”对称，均作为时尚和豪华的标志。此外，报纸上登载的穿衣镜广告和销售启示经常强调其“特由外国拣选”“价值颇大”，总是把这种物件和西方联系在一起。(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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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文化联系和象征意义也见于写于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如连载于广州《星洲晨报》上的《镜花后缘》描写颜紫绡与崔锦英两人离开隐逸之处去世间游历的种种经验，第十回讲到二人与福州官吏徐九之妾程小春相遇，被引入她的私室参观。她们在那里看到的是一个全盘西化的生活方式：睡的是进口的“弹弓床”，喝的是琥珀色的洋酒，而最令小春自豪的是一架英国原装穿衣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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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春把帘子拨开了，当头是一架大大的穿衣镜，三人全身都映入镜来。那时紫绡阅历还浅，便赞道：“好一架镜子！这是那一省出产的？”小春笑道：“姑娘为什么这般没有分別？这镜莫说中国没有，並且亚洲也没有这般制造哩！这是大英国的东西，他们特特的托人在外国寄了回来的，听说也花了五百多块银子了。”(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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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妓女穿衣镜肖像之外，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影楼还出现了另外两类穿衣镜照片，一是满族妇女的旗装像，另一类是戏剧演员的化妆像，后者也经常作旗装打扮。美国盖蒂研究所收藏了一本1900年左右制作的照相簿，其中包括了一幅满族妇女的穿衣镜肖像（图3.48），说明这类照片的出现不晚于此时。从图像的表现形式和流传收藏来看，这种照片应起源于西方摄影家对满族妇女头饰的兴趣。这种头饰称为“旗头”——满族妇女在发髻上戴着一顶由铁丝架支撑、里外覆以青缎面料的扁平头冠，正面装饰着珠宝首饰，侧面悬挂流苏。虽然这种头饰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司空见惯，但来华的西方摄影家常将其作为一项有趣的异国风俗加以记录，著名摄影师约翰·汤姆生（John Thompson，1837—1921年）还拍了正反两面的照片，以表现“旗头”的完整结构（图3.4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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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8 匿名摄影师，《满族妇女穿衣镜肖像》。19世纪末，盖蒂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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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9（a，b） 约翰·汤姆生，《满族妇女的头饰》。19世纪下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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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照片通常不是作为“肖像”创作的，因为摄影师的主要拍摄对象并非照片中的人物而是人物的装束。当穿衣镜摄影模式在19世纪末以后开始流行后，照相师很快发现这个模式允许他们将正反两面的“旗头”并置于同一张相片，能够更有效地满足外国游客的需要（图3.50）。因此，虽然这些图像起源于汤姆生等人的纪实摄影传统，但到1900年左右已以旅游者的猎奇目光取代了早期的人类学兴趣。作为一个证据，与市面上贩卖的妓女穿衣镜照片一样，满族妇女穿衣镜照片也都不标出照镜者姓名，而只是笼统地称其为“鞑靼妇女”（Tartar lady）或“满族女子”（Manchu woman）。(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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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0 匿名摄影师，《满族妇女穿衣镜肖像》。19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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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什么事情都不是简单和纯粹的，尤其是在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清代末期。就在这类满族妇女图像作为旅游商品在国际上流通的时候，真实的满族上层妇女也发现和拥抱了摄影术，仿效皇太后慈禧的榜样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照相机前，甚至频繁出入商业影楼。而一些影楼也注意到这个趋向，开始在满族贵族、官员和他们的家眷中发展顾客。位于京城的丰泰照相馆是这类影楼中最著名和成功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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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泰常被说成是“北京第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照相馆”，它的创始人任庆泰（1850—1932年）有时也被描写成出身于辽宁法库县的名门望族，祖上甚至和清太祖努尔哈赤沾亲带故。摄影史研究者仝冰雪对这类说法进行了查询，发现它们大多毫无根据。(42)但这里重要的一点是：这种传言肯定为任庆泰的事业带来很大好处，特别是因为他的一项重要商业策略就是发展和清朝贵族的关系。据记载他和肃亲王善耆、庆亲王奕劻等贵族都有私交，后者不止一次去丰泰照相馆拍照，并把洗出的照片带入宫中呈给慈禧太后观看，从而引起慈禧太后对这家照相馆的注意，数次召任庆泰入宫为她拍照。据说任庆泰每次为慈禧太后照相时都精心琢磨和制作，拍出的照片很合老佛爷的口味，他也因此被赐予四品顶戴花翎的虚衔（图3.51）。此后丰泰照相馆的生意更加兴隆，任庆泰也成为实业界的知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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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1 穿着清代官服的任庆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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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这个上下文中，我们获得了唯一一张具有确凿人物身份的满族妇女穿衣镜照片（图3.52）。这张照片贴在印有“京都前门外琉璃厂丰泰照相馆”名号的卡纸上，背后盖有丰泰照相馆的双语印章（图3.53）。照片中的女子是肃亲王善耆的正福晋赫舍里氏（1867年生），她身穿正规典礼朝服，站在一架穿衣镜面前。镜后的白色幕布制造出摄影棚的封闭感觉，但根据镜中反射出的平房窗户，我们知道照片是在室外拍摄的，很可能是在肃王府中的院子里。这张照片具有清晰的来源：它是由赫舍里氏本人赠送给美国首任驻华大使爱德温·康格（Edwin Conger）的夫人萨拉·康格（Sarah Conger）的，后者不但在照片背后注明了像主和她丈夫的身份以及照片的拍摄地点“肃王府”，而且写道：“她穿着礼服去给太后和皇帝拜年。”（She is dressed in her robes of state in which she wishes the Empress Dowager and Emperor a Happy New Year.）根据美术史家理查德·布瑞林特（Richard Brilliant）所下的定义，我们因此得到了可被称为“肖像”的第一幅中国穿衣镜照片——它带有被摄者的名字。(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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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2 丰泰照相馆，《肃亲王善耆的正福晋赫舍里氏像》。20世纪初，波士顿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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