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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8 匿名摄影师，《满族妇女穿衣镜肖像》。19世纪末，盖蒂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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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9（a，b） 约翰·汤姆生，《满族妇女的头饰》。19世纪下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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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照片通常不是作为“肖像”创作的，因为摄影师的主要拍摄对象并非照片中的人物而是人物的装束。当穿衣镜摄影模式在19世纪末以后开始流行后，照相师很快发现这个模式允许他们将正反两面的“旗头”并置于同一张相片，能够更有效地满足外国游客的需要（图3.50）。因此，虽然这些图像起源于汤姆生等人的纪实摄影传统，但到1900年左右已以旅游者的猎奇目光取代了早期的人类学兴趣。作为一个证据，与市面上贩卖的妓女穿衣镜照片一样，满族妇女穿衣镜照片也都不标出照镜者姓名，而只是笼统地称其为“鞑靼妇女”（Tartar lady）或“满族女子”（Manchu woman）。(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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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0 匿名摄影师，《满族妇女穿衣镜肖像》。19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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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什么事情都不是简单和纯粹的，尤其是在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清代末期。就在这类满族妇女图像作为旅游商品在国际上流通的时候，真实的满族上层妇女也发现和拥抱了摄影术，仿效皇太后慈禧的榜样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照相机前，甚至频繁出入商业影楼。而一些影楼也注意到这个趋向，开始在满族贵族、官员和他们的家眷中发展顾客。位于京城的丰泰照相馆是这类影楼中最著名和成功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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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泰常被说成是“北京第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照相馆”，它的创始人任庆泰（1850—1932年）有时也被描写成出身于辽宁法库县的名门望族，祖上甚至和清太祖努尔哈赤沾亲带故。摄影史研究者仝冰雪对这类说法进行了查询，发现它们大多毫无根据。(42)但这里重要的一点是：这种传言肯定为任庆泰的事业带来很大好处，特别是因为他的一项重要商业策略就是发展和清朝贵族的关系。据记载他和肃亲王善耆、庆亲王奕劻等贵族都有私交，后者不止一次去丰泰照相馆拍照，并把洗出的照片带入宫中呈给慈禧太后观看，从而引起慈禧太后对这家照相馆的注意，数次召任庆泰入宫为她拍照。据说任庆泰每次为慈禧太后照相时都精心琢磨和制作，拍出的照片很合老佛爷的口味，他也因此被赐予四品顶戴花翎的虚衔（图3.51）。此后丰泰照相馆的生意更加兴隆，任庆泰也成为实业界的知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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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1 穿着清代官服的任庆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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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这个上下文中，我们获得了唯一一张具有确凿人物身份的满族妇女穿衣镜照片（图3.52）。这张照片贴在印有“京都前门外琉璃厂丰泰照相馆”名号的卡纸上，背后盖有丰泰照相馆的双语印章（图3.53）。照片中的女子是肃亲王善耆的正福晋赫舍里氏（1867年生），她身穿正规典礼朝服，站在一架穿衣镜面前。镜后的白色幕布制造出摄影棚的封闭感觉，但根据镜中反射出的平房窗户，我们知道照片是在室外拍摄的，很可能是在肃王府中的院子里。这张照片具有清晰的来源：它是由赫舍里氏本人赠送给美国首任驻华大使爱德温·康格（Edwin Conger）的夫人萨拉·康格（Sarah Conger）的，后者不但在照片背后注明了像主和她丈夫的身份以及照片的拍摄地点“肃王府”，而且写道：“她穿着礼服去给太后和皇帝拜年。”（She is dressed in her robes of state in which she wishes the Empress Dowager and Emperor a Happy New Year.）根据美术史家理查德·布瑞林特（Richard Brilliant）所下的定义，我们因此得到了可被称为“肖像”的第一幅中国穿衣镜照片——它带有被摄者的名字。(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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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2 丰泰照相馆，《肃亲王善耆的正福晋赫舍里氏像》。20世纪初，波士顿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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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3 《肃亲王善耆的正福晋赫舍里氏像》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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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4 穿衣镜前的玛丽·璧克馥。黑白摄影，1920年，阿尔佛雷德·切尼·约翰斯顿（Afred Cheney Jonston）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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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定义也可以用来界说20世纪初的另一组穿衣镜照片——它们表现的都是有名有姓的戏剧演员，这在当时也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好莱坞著名艳星玛丽·璧克馥（Mary Pickford）摄于1920年的一张著名影像就是在穿衣镜前摆出飞翔姿势，如同一个仙女即将飞入镜中的幻想世界（图3.54）。但在这个潮流中，中国的镜前明星照仍有其自身特点。如图3.55和3.56所示，照片中穿衣镜前的著名旦角梅兰芳和王瑶卿都扮装为《四郎探母》中富于同情心的辽国公主。在京剧舞台上，这个公主总作满族女子打扮，头上顶着一个典型的“旗头”。这些摄于民国初期的戏剧演员穿衣镜照片因此带有双重含义，既映射出名旦化妆的戏剧角色，又寄托了对末代王朝的一丝怀旧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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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5 梅兰芳扮装像。黑白摄影。载汪兰皋，《梅陆集》，上海中华实业丛报社，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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