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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说油画肖像凝固了祖先的永恒面容，镜中的影像却在不断变化，而这也正是罗伊此时看到的自己。与他想象中贵胄子弟的英俊形象天差地别，镜中映出的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衰老面孔（图Ⅱ.1i）。音乐室中的吊灯曾经辉煌闪耀，现在它的烛火一个个熄灭，镜中的罗伊也渐渐沉入黑暗（图Ⅱ.1j）。舞台上的大镜中剩下一片空白，音乐室里一片狼藉（图Ⅱ.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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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画·影：穿衣镜全球小史 [:1700374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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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画·影：穿衣镜全球小史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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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6日，我策划的《物之魅力：中国当代材质艺术》展览在芝加哥的两个场馆同时开幕。我在参加开幕式和随后的研讨会时已知道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回国，继续进行这个“研究年”中的实地调研——新冠肺炎已开始在全世界扩散，原定的国际班机也已取消。三天之后我和夫人蔡九迪一起去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她在那里做驻院学者，我被临时接受为一名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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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个官方译名其实不太准确——它的英文名字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并没有“普林斯顿”一词，直译就是“高研所”。它和同处一城的普林斯顿大学也没有从属关系，网站上的自我定位是“好奇心驱使下的基础研究的全球领导中心之一”。它的最知名成员，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从1930年研究院创始就在那里，一直到1955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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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和他的若干同事的名字，已经被用来标记驻院学者居住区的街道。我发现我们的住处离“潘诺夫斯基巷”只有一箭之遥，让人感到既荣幸又忐忑，似乎无意之间踏进一只巨大的鞋子，虽然辉煌但不免沉重。其他街道的命名在不同住客心中大概也会引起类似感觉，这个居住区因此既像墓地又如天堂——各学科的圣徒们已经化为上帝身旁的天使，年复一年地接待着一批批新来的肉体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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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肉体和灵魂——不包括访客身份的我——是从世界各地选拔的学术精英，许多是二三十岁的天才青年。正常情况下他们一定会骄傲而自信地维护着研究院的形象——“好奇心驱使下的基础研究的全球领导中心之一”。实际上我到达之后对此也有些见识：所有驻院学者和访客被邀参加每年一度的晚宴暨舞会，与研究院的常驻和退休教授们欢聚一堂；还有一个关于“全球化”的报告会和一个作家及演员的联合朗读，水平都不同凡响。那次晚宴中设有一个自拍快照的小亭，我和九迪坐进去拍了几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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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那居然是“终结”之前的最后留影——不多久研究院就在疫情威胁下宣布无限期关闭，驻院学者或离开或进入自我隔离。我们属于后者，生活和心理上的改变和亿万人类成员基本相似，无须在此赘述。有所不同的，可能是我们的自我隔离显示为漂浮状态的无休止写作：每日我站在一个窗户前在电脑上打字，九迪坐在另一个窗户前在电脑上打字，无声无息中几个小时消失了，日出日落之间只被饮食和一个长长的散步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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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此时我们结识了普林斯顿树林——这是我起的名字，它的惯用名称“研究院树林”（Institute Woods）似乎过于平淡。这是一片不大不小的树林，从一头直行到另一头约三十分钟。它的好处是全然不加修饰，虽在研究院左近但荒野得让人惊诧和陶醉。进入它的边际马上可以忘却外界的存在，不论是瘟疫、恐惧还是阴天或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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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欢的是宽窄不一的林中小路，有的弯弯曲曲，有的相对开敞，有的忽然消失，有的泥泞不堪。动物不多但总有鸟声相随，几头小鹿偶尔会窜出来，突然顿下，转过头，睁着天真的大眼看着两条腿的来客。我们初入树林尚属晚冬，四望是密麻麻的棕灰树干。干枯树杈在脚下噼啪作响，声音逝入蓝灰的轻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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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杈下初萌的绿色带来第一次心悸，好像是生命回归，在疫情的环伺下别有一种意味。绿色越来越广，越来越深，渐渐覆盖了土地和树枝的枯黄。造物然后洒下黄色和白色的野花，衬在草地上如同金银米粒。一天林边的沼泽忽然传来连绵不断的鸣叫，初以为是禽鸟转而意识到是蛙声。鸟儿也越来越多，九迪变成一个热心的观鸟人。整个树林最后被绿荫吞噬，野花也都隐去。青藤开始蔓延，甚至爬上树干。九迪正在写一本关于明清文学和音乐的书，忽然冒出一句：春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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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也已经开始写这本小书，初拟的题目“穿衣镜全球小史”似乎是和自己开的一个玩笑。手边没有参考书和图书馆，脑子里没有日程和截止期，能写什么？该写什么？不写不是选择，因为对于写惯东西的我，放下这个习惯只可能增加额外的挣扎，带来更多的烦闷。写作的最大功用是可以带来些许的自信和自律，把无法掌握的外界因素屏蔽在可控的个人行动之外。想得寥廓一点，它甚至能够带来某种返璞归真的自如，以浮动的遐想抹去时、天、周、月的时间刻度，随手记下穿行时空的漂浮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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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写这本书念头的萌生之际——如同普林斯顿树林的第一片绿色，曾经浅尝辄止的一个写作计划悄然复苏，开始在想象中蔓延。在众多曾经开了头但没有继续下去的写作计划中，它似乎最具有漂浮的流动性，以我的能力允许最广袤的时空游历。记得我唯一一次在公众场合中谈论这个题目的时候——那是中央美院人文学院组织的关于中西美术交流的一次集会，一位与会者说初见议程上的“穿衣镜”字样以为是印错了，没想到它能引出这么多有关艺术的东西。我决定试试它还可以引出什么，引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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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愿随即催生出一个实际问题：以目前这种孤单的游牧状态——与书斋、图书馆和校园隔绝，手头只有一台轻飘飘的笔记本电脑——是否真有可能写一本有所担当的著作？几个月的尝试后我现在可以给出这个答案：这种状态犹如双刃剑，一方面封闭了观察性研究（empirical research）的渠道，断绝了发现尘封文献或作品的可能；但另一方面也大大激励了对网络资料的发掘，顺藤摸瓜地搜寻出形形色色的数据库，有的比实体图书馆更巨大和便利，而且能够被创意性地互联，显露出知识的隐藏维度。由于这两个原因，我仍然会告诉我的博士生们，他们的论文不能离开博物馆、遗址、档案所提供的原始材料，所有的证据都需要溯本寻源，都应该经过第一手鉴定。但我也会近乎崇拜地感叹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可能性——实际上它已经如此庞大和深邃，不但任何学者必须使用这个信息来源，而且对它的发掘和利用也在创造新的思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