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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nne Higonnet,“The Other Side of the Mirror,”in T. J. Edelstein（ed.）,Perspectives on Morisot, New York: Hudson Hills Press, 1990, p.75.这幅画像题为《斜倚的莫里索》（Berthe Morisot Reclining），现藏于巴黎的马蒙丹莫奈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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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这些画作包括1893年的《裘丽拉小提琴》（Julie Playing a Violin）。1886年的《起床》（Getting Up）表现的也是同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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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转引自Jackie Wullschläger，“Berthe Morisot: How the subversive female Impressionist shaped the canon，”Financial Times, June 20，2019。https://www.ft.com/content/ea878940-91e2-11e9-b7ea-60e35ef678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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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画·影：穿衣镜全球小史 尾声 大镜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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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本书的“楔子”说的是人们在没有获得大镜时对大镜的想象，此处的“尾声”则是关于人们获得大镜后对它的想象的失去。其间的症结并不是物质意义上的消失，实际上大镜越来越多地充斥于日常生活之中——在百货商店的更衣室、十字路口的转角处，甚至公共场所的洗手间。关键的是，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无处不在，大镜逐渐在艺术创作和流行文化中失去了它的魅力，也失去了它的深层意义和对艺术想象的刺激，蜕变为纯粹功能性的私人或公众设施。它不再象征财富和权力的拥有也不再激起内心深处的欲望和憧憬，剩下的就只是一块镀了水银的大玻璃，损坏了便很容易再换上一块。吟咏这个失落过程的艺术作品可说是“穿衣镜的天鹅之歌”，而其中最动人的一首，在我看来是印度电影大师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1921—1992年）于1958年导演的电影《音乐室》（The Music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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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Ⅱ.1（a—k） 萨蒂亚吉特·雷伊导演的电影《音乐室》中的镜头。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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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黑白电影表现的是一个世界的消亡，一起失去的是属于这个世界的音乐、舞蹈和建筑。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罗伊（Roy）的没落领主，他的先祖曾经拥有过大片土地和大量财富，但到他手里就只剩下一座空荡的宫殿和保险箱中迅速消失的珠宝。石筑的宫殿矗立在荒凉的大河之滨，沙岸上没有任何树木或其他建筑以软化它的轮廓（图Ⅱ.1a）。它黑黝黝的巨大侧影像是一只临死前的大象，既是一座纪念碑又是一座废墟（图Ⅱ.1b）。罗伊一个人居住在这个充满回音的大厦里，只有一名仆人和一个管家陪伴。他的妻子和儿子在一次暴风雨中葬身洪水，留给他的是殿堂中的更多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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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殿的核心是一间叫作“音乐室”的大厅，同时是影片事件发生的中心场所和往日记忆的寄托之处。在罗伊熟悉的那个世界里，有地位的世袭领主们也是传统音乐和舞蹈的鉴赏家和保护者。音乐室中举行的演出——只有同等身份的上层男性才被邀请观看——是他们生活中最隆重的场合，因为这些活动不但显示出他们的权势和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证明了他们所拥有的文化，以及连带的艺术趣味和礼仪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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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开始不久就呈现了这样一场演出——罗伊回忆中的倒叙起始。那时他尚未被生活完全击倒，他在音乐厅中四顾晲视的目光仍然充满相当的自信。这时我们看到了这面大镜子，以它不同凡响的尺度和豪华的镜框映出他的身影（图Ⅱ.1c）。竖立在舞台后壁正中，它的巨大镜面反射出音乐室的整个空间，从最远处的门口到席地而坐、抽着水烟的观众，再到更近处的歌手和乐队（图Ⅱ.1d）。这个宏观场面在影片中出现了三次，围绕着罗伊组织的三次盛大演出，以精彩的歌舞和空间的微妙变化支撑起整个电影的美学结构。当镜头向前推进显示演员的身段和表情，镜子出现在他们背后有如肖像画框（图Ⅱ.1e）。而从罗伊和客人们的角度，他们所欣赏的既是面前的演出也是镜中的自己，还有环绕的仆从，在无声镜像中有节奏地挥动着巨大的羽扇（见图Ⅱ.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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